由於『現代性根本不是一個構想，而是一個問題』（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因此「現代性理論」本身不過一套懸而未決「問題」的譜系，但既然如施特勞斯所言：『哲學並不佔有、而是「尋求」真理』，我們就只有不段地試尋「搞清楚…」。
如劉小楓在〈施米特的政治神學與政制正當性問題〉一文中所道：『在韋伯看來，西方法律傳統是「理性形式化」的，但理性形式化有兩種基本類型--「實質理性的形式化」和「邏輯理性的形式化」，施米特同意韋伯對現代法律傳統其本質是技術論的定性，但…在他看來，西方傳統法律的基礎不是形式化，而是個人依據「實質價值的決斷」。…在現代德國政治思想的論爭中，施米特傳承的是新黑格爾派的政治思想{基於「有機國家」理念而批判魏瑪憲政}，而不是像韋伯那樣，接受的是新康德主義的「理性」原則。』（見《現代性、傳統變遷與神學反思》）
一下子，西方或東方近來的社群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又被揭溯為十八世紀反啟蒙浪漫主義政治思想的延續。現代性的視角的覆蓋面被證實確嘗是無所不及，即使是後現代理論也被呈視得『不是那麼後-現代』；但問題不著的膨漲累積，已令我們墮於「最後解決」的「正當性」灰濛濛的陰影中。雖然『Hubert Kiesewetter二十多年前的一項研究詳實地論證，受過德國浪漫派浸洗的新黑格爾主義是魏瑪議會民主制的掘墓人和民族社會主義帝國的奠基人』，此種理論有這種的社會政治性後果大家有目共睹；但是我們今天現代「理性」對於這種「個人依據實質價值的決斷」的態度，就和魏瑪時期未能捍衛議會民主制的{虛無主義的}知識份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依舊未能踰出理性批判的效度去加以譴責。
柏林對英式自由主義穆勒的評述，就以為{對人類問題的最終解答}：『最終的定論是不可能獲得，而且還「暗示」，最終定論並不值得爭取。』（轉引自劉小楓：《沉重的肉身》）這種理性囿於理性的效度只能「暗示」，但這暗示既有「實質的價值決斷」，但又不願化成一種「實質的價值決斷」的論斷，因此變得軟弱無力。（敘事體也因此成為了政治教育的戰場？）這是因為我們雖然明白『施米特追隨{德國}民族性思想傳統，完全是他個人的思想選擇，而不是民族性思想傳統令他無法擺脫』，一直隱藏著的問題在於，韋伯所代表的「理性化」「選擇」卻未嘗不也是一種「實質的價值決斷」（一如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源頭的研究正好揭示這現代性的理性化的非理性本質）。
更進一步，施特勞斯就一語破的，以為『柏林用來支撐消極自由概念的相對主義價值觀』（劉小楓：〈哲學、上帝與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與神學〉），所有價值都是『相對的』宣稱本身犯了一種『絕對』主義。絕對主義不能犯嗎？不是，但恰恰除卻反對絕對主義的多元價值自由主義者。於是柏林「不屑」『施特勞斯竟還相信世界存在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成了真正的詭局，大喊捉賊時，還矇然不知自己便是自己要捉的賊子。『狐狸哲人』柏林的政治哲學這麼一來把價值視為觀點與主張相對化，反沒法說出法西斯是要不得的。大概在理性的無能此處，我們祗能祈求，奧斯維辛意義永遠是自明的，不會再為人類重蹈；但以為生存的終極悖論因為不可能解決而就「毋需」解決的哲學，無疑卻太易放棄了「先驗理性的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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