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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4-24 00:36:01| 人氣2,361|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導演專題]: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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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導演阿巴斯

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生於1940年,被喻為伊朗的國寶級導演。台灣觀眾因為金馬國際影展的引進,相當熟悉其作品。
早期阿巴斯拍短片,並拍過150部左右的商業片,熟為人知的劇情長片有:
1987《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my friend’s home)
1989《家庭作業》(Homework)
1990《特寫鏡頭》(Close up)
1992《生生長流》(And life goes on… )
1994《橄欖樹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
1997《櫻桃的滋味》(The taste of berry)
1999《風帶著我來》(The wind will carry us)

阿巴斯的電影經常以兒童為主角(伊朗有兒童電影的傳統),形式簡單而不花俏,屬於崇尚純樸自然的寫實主義一派。卻因為其真誠傳達人類存在的堅韌生命力與視野廣闊的人道關懷,而普遍感動觀眾,成為受人喜愛的導演。國人熟悉的,還有由阿巴斯編劇,他的徒弟賈法‧潘納西(Jafar Panahi)執導的《白汽球》。(另《生命的圈圈》(Circle)為2000年台北電影節開幕影片)

* 介紹影片:《生生長流》
背景是發生在1990年伊朗大地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帶著兒子布亞,從德黑蘭開車,欲前往寇克拉這個小山村尋找片中的小男主角阿汗默德。
沿途,地震帶來的災情歷歷在目,大塞車、山崩、道路毀壞讓他們幾乎無法到達目的地。沿路導演父子一直問路人,遇見幾多拍片時的演員,有小孩、有老人,他們大都失去親人、家產或朋友,卻依然堅強、樂觀地活著…

【評】:
阿巴斯能在地震大災難的當口,當機立斷組織拍攝隊伍,開拍這樣一部劇情簡單、卻寓意深刻的電影,再一次說明電影影像媒介作為藝術和記錄歷史、洗滌人心的實質功用。對於台灣同樣經歷過921大地震的觀眾而言,看來更會有一種深刻共鳴的感受。
然而,相較於台灣電視媒體和文字報導的新聞功能,感人則感人,卻容易淪為膚淺的人道口號,堆積悲傷、煽情的字眼,沈澱不夠,缺乏全面省思人類面臨自然災難時的觀點和態度,因而缺少深度。阿巴斯顯然深刻了解這點,他不用煽情的字眼,不極盡全力地去呈現震災的恐怖,反倒很客觀、平和地讓滿目瘡痍的家園、大地成為故事的背景。對於天地之不仁,阿巴斯關注的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終究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劇情從高速高路開始,簡單如一紀錄片,藉著導演父子兩人成人及兒童不同的眼光,去觀察一場人間災禍的影響。片中看似冗長、單調的車行畫面,被阿巴斯慢慢埋入故事的線索,透過父與子的對話,和當地居民的對話,我們漸漸了解伊朗人的生存疾苦和生命哲學。他們認為地震是「上帝的旨意」、「死裡逃生的人,才知道珍惜生命,一定會好好活下去的」。或者,還有那個死去60-65個親人的男子(後來成為《橄欖樹下的情人》的主要故事),在大地震的隔天,和心愛的情人結婚了。他說:「死神來得如此突然,至少要讓自己過得快樂一點,否則不知道下次死的會不會是自己呢!」他們的態度,與其說是及時行樂,不如說是一種樂觀、堅韌的生命力。
這樣樂觀互助的生存哲學,到片尾所有駐紮在臨時收容營地的住民準備觀看世界杯足球賽時達到最深沈的慨嘆。他們說:「世界杯四年才一次,不能不看吶!」導演並非諷刺這群人的愚昧,那毋寧是一種崇敬的態度,對於這個苦難的民族的宿命觀點,以及伊朗人勇往奮進精神的禮讚啊。
所以,即使到最後,飾演導演的男子還是沒到達寇克拉;沒見到心中懸念的阿汗默德。當車子遇到「之字形大斜坡」而爬不上去時,我們以為他會知難而退,車子退回去後,還是一鼓作氣往上慢慢爬去。這是饒富深意的一個Ending畫面。完全凸顯出片名「生生長流」的象徵意義,亦是阿巴斯把此片獻給1990年伊朗大地震的犧牲者的主要原因。
雖然阿巴斯不喜歡高深莫測的象徵主義和隱喻形式,然而透過他樸質、自然的輕描淡寫,長鏡頭的緩慢凝視,竟展現一股如清流般的生命真誠和熱力。這些都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和深思的。

*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因劇情連貫、人物
重疊,被稱為阿巴斯的三部曲。



台長: 李志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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