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尊敬一個特別的人，全因想像力所致。
路易十四的形象製作過程中，舉凡雕像、畫作、紀念碑紀念幣、詩文等，莫不散發著太陽王的光輝，推崇與聖路易、赫丘力士、亞歷山大差可比擬的事蹟。在一系列計畫性地造神計劃中，路易十四從早年英明、勇敢的帝王形象，到晚期慈祥愛民的親民策略，或多或少顯示了彼時的路易十四的狀態－儘管是宮廷藝匠所塑造的形象事蹟。
形象的塑造，若以符號學分析，在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往往具有一種神祕關係，使人們在理解此些符號時，亦懷著一種「神祕心態」。如路易十四與太陽之間的關係：國王與太陽之間的類似關係，也是神祕的，此種類似關係展現了將政治秩序「自然化」的重要機能，亦即使政治秩序像自然秩序般，具必然性又毫無疑問。
國王的形象塑造，亦是一種傳播，傳播首重效果，以回饋與影響來評斷傳播的效用。若說路易十四的形象傳播是向全國大眾傳播，是不甚正確的，未來的後代、國內菁英、外國菁英，此三個族群才是形象的主要受眾，自此三種主要受眾的設定，可看出法國王室內部的權力配置與他國的外交關係。造神活動如火如荼地在全國開展，人民半強迫地全成了形象的消費者。人們對國王皇室的議題備感關切，視其為抽離日常生活的窗口之一；對國王形象的擁護與支持，也說明了造神運動的成功。基於一種與神聖事物碰觸的情感期待，路易十四觸摸了三十五萬人民，國王藉以彰顯其神聖力量，民眾則滿足了對神聖的渴望。形像塑造實則為一雙向互動，國王與藝匠、國王與群眾、藝匠與群眾，彼此在互動中不斷地修正。
解讀國王形象的過程，事實上蘊有一權力配置的模式，多數民眾並不會對國王的形象質疑，僅有少部分對其產生反感進而積極地製作反面的印象，這也說明了文化資本的擁有與否，間接影響了人民對公眾事物的涉入程度。
路易十四並不是第一個如此重視公開形象者，也不是最後一個。公眾、政治人物的形象製造與形塑，自古皆然，早期有君王專屬的藝匠，近代則為專屬的公關公司、公關人員。宣傳的七大法則，跨時空地存在著，而宣傳單位也漸具規模系統，終可脫離依附的地位，成為一營利組織。
路易十四對台灣人民而言，是遙遠且陌生的，但若把焦點轉移至當前最紅的阿扁總統，其公眾形象的塑造與路易十四一般，正面的形象如勇敢的、愛家的、民主的捍衛者、力爭上游的、不屈不饒的…；負面的形象則被民進黨刻意地壓下：專斷的、權謀的、自負的、不合群的…。陳水扁的「台灣之子」、李登輝的「民主先生」與路易十四的「太陽王」，當成功地塑造出一個政治人物的公眾形象：路易十四觸摸皮膚病患者，彰顯其神聖性，阿扁與群眾揮手、握手，表達其親民態度、平民身分；路易十至四的「太陽」類比已成理所當然，阿扁也以「蕃薯仔」取得了繼承台灣政權的正當性。
不論是「太陽王」、「蕃薯仔」，實際上都是一種刻版印象，用以標籤政治人物的符號。人們透過對符號的消費，進而內化認同之。此乃一種潛移默化的傳播學習過程。傳播者與受播者達成共識，不去講求符號的真實性，而去消費符號的正當性－公眾人物的形象在公共領域受到大眾的熱切討論，然而卻未發揮公共領域的理想性：人民並未理性討論，且針對形象符號，一般大眾處於被動消費狀態，並不能接近權力核心者的意識，且無反省之可能、喪失了理性質疑批判的特色，因此，對於政治人物的討論亦不能稱之為公共論述。
人之所以崇拜偶像，乃因崇拜者跪在地上看偶像。一個偶像的誕生是極為複雜精細的，一個偶像的殞落則須由民眾醒覺方能達成。偶像崇拜成為儀式性地存在時，社會的活力便被窄化了，未能釋放出真正的力量，因之，應視偶像崇拜為一過渡性地存在，在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後，偶像的光環便已褪去，而非勉強地維繫殘孱弱餘光，以滿足群眾的崇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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