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共復國時期，能當個作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意識形態的箝制，像郭良蕙的「心鎖」，僅僅是不倫念頭在內心反覆掙扎，卻能讓郭的作家頭銜除籍，在今天來說沒有肉香四溢的情節，很難吸引讀者。
六年級之前認為作家非得「文以載道」不可，六年級之後的世代，文字僅僅是一種傳達想法的工具，只要能夠傳達，無所謂精粗。讓于婕或小灩當作家也無不可，只要出版商能夠炒作成功，賺進大把鈔票。
這牽涉到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在五年級生以前，價值觀是救世的「天下興亡為己任」，所以王永慶不能退休的原因在於他要負擔的是社會責任的問題，而非賺錢與否的問題；在新的世代，考慮的是能否一夕成名，作家正是一個使用文字名利雙收的炒作頭銜。
在更早之前，廣播主持人總會用Artist稱呼歌星，如今，用「作家」來稱呼舊時代眼中的「寫手」也無不可，只要爺爺奶奶能賺進七八年級生的鈔票，帶來無限商機，叫啥都行。在商業辦報的宗旨下，都能創造出一批「社會文化觀察者」、「流行文化觀察者」的寫手，寫手晉升為「作家」自然也不稀奇，但是，上架容易，下架容易，也是這批作家的產品特色。
不容忽視的是在新的世代中，文字傳遞想法，想法引來共鳴，共鳴創造商機，商機背後必須壓榨出更多文字來創造商機。然而文字究竟只是文字，無法被讀者內化的文字，傳遞過共同經驗與渲染話題後，剩下的文字渣滓便是無盡的虛無，虛無終是速食作家無法擺脫的宿命。
以上段落抄自
鄭佑璋◎速食寫手文化 商機而已
中國時報 / 92.10.31 / 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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