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關於地方文史工作的想法：從和旗津三輪車老人們的初步接觸開展
今天經由旗津的老區長的引介，我們終於初步地和旗津輪渡站旁的三輪車老人們有了初步的接觸。當初原本以為有了老區長作為引介的橋樑，會使得我們和三輪車班的接觸更為順利。然而，今天在旗津和三輪車班的接觸情形，卻比從前的田野經驗更顯得困窘。我想試著做些理解，並希望能提供接下來和三輪車老人們互動的一些思考。
首先，老區長的介紹方式與內容，有些陳義過高，希望老人們和我們說「旗津的故事」，使得老人們在面對我們這些「飽讀詩書」的大學生們時，一直嚷著「自己知道的不多，另外一個比較懂」。另一方面，由於老區長的身分，使得老人們在面對老區長時的話題，形成一種特殊的互動。老區長期盼從他們口中說出一些「史料」，然而老人們卻始終關心老人年金什麼時候可以領，勞保漁保到底保不保。此外，當老區長在一旁幫我們做週遭環境的導覽時，三輪車的老人們直呼著要我們別說這麼多，趕緊來坐三輪車逛逛旗津，不然他們的生意實在少得可憐。當時，雖然一旁車水馬龍，渡輪汽笛聲響，人群來往，心中卻想著三輪車老人們的反應和話語，因為那是多麼諷刺而血淋淋的田野互動。
最近一些關於地方文史工作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思緒中。我的腦海中一直發問著：「風靡全台」的地方文史工作究竟是為誰而做？難道是為了過去的人？如果是為了現在的人，那麼是為了現在的哪些人？如果只是一堆僵化的「史料」堆砌，並且把地方文史當做研究植物生態一般，那這樣的文史工作會不會是某些階層的意識型態的展現？是不是只是現在的某些人創造的「一種過去」？如果我們不能思及在我們身旁擔憂生計的老人們，而希冀從他們口中冒出什麼「有趣的故事」，然後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消遣娛樂，這樣的「田野工作」會不會太血腥？另一方面，地方文史工作究竟為何而做？如果地方文史工作只被化約為「對抗全球化的本土化紮根」，或者「保存傳統文化和古蹟」的時代性政治正確，那麼地方文史工作會不會只是一種中產階級休閒娛樂方式的轉型？還是一種新的階級符碼的宣告與標示？甚至是「本土化」政治宣告中飛黃騰達的終南新捷徑？此外，當地方文史工作作為社區認同與歷史感建立的重要元素之後，我們如何避免地方文史只是各種浪漫故事的串連與建構呢？
我們究竟能不能建立一種「參與形式」的歷史建構，並且從中凝聚能量、產生社會動員力量？我們該如何在具體的嘗試中，進一步開展地方文史工作成為促進個人與社會改造的集體行動與意志？這樣發問可能有點說得太高遠了，然而，這些思考將會放在自己未來從事旗津老人訪談時，不斷提醒並且檢驗工作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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