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他們已經有了我的名字和車牌號碼，跟座落於倫敦西區的玻璃堡壘——葛蘭素史克全球總部守門的警衛交涉還是很麻煩。不但如此，接下來我還要面對坐在電腦後的女接待員。
「請往後退兩步，並朝上看攝影機。」她身後的高處，位於賓特福（Brentford）價值一億五千萬英鎊的葛蘭素史克總部巨大玻璃中庭的牆上，有一個圓形、陰暗的小孔。她給了我一個可以離開的禮貌性微笑，並壓下「退出」鍵，一下子，一張厚塑膠製、上有照片、掛在鍊子上的訪客證，滑過桌面。
此地與馬拉威的距離，遠超過數千哩的陸地距離。此地的富有以及對失去財富的恐懼，遠超過里朗威居民的想像。位於十二樓的巨大會議室有一扇大窗，看出去可以眺望倫敦中央區的郵政大樓。往南邊望去，你可以看到一架接著一架降落在希思羅（Heathrow）機場的噴射機的飛行路線，九一一之後，葛蘭素史克公司的員工常常帶著恐懼看著這些景象，擔心他們的玻璃高塔會是英國版攻擊事件的目標。
有一個大人物管理這世界上第二大的製藥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最有權力商業體的其中之一。在幾年前失去了部分法國特質，不單只是口音，還包括使用普遍存在的美式縮寫姓名方式，在製藥世界以 JP 之名著稱的尚‧皮耶‧加尼耶（Jean Pierre Garnier）並不打領帶。他何必？
在他自己的標準下——在以財富、權力和影響力衡量的富裕世界——JP 不但是個大人物，而且也是個好人。有些人稱他是慈善家。他曾獲頒法國國家榮譽勳章（Legion d’Honneur），無疑地，在利他主義的表現上，他把葛蘭素史克公司帶到比其他製藥公司更高的位階上，但最終，他說，他經營的是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如果非洲人民仍然因為愛滋病死亡，這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無能或漠不關心，跟製藥公司的貪婪和冷漠無關。
他同意藥物必須降價，但不能造成他公司的損失。JP 的觀點很清楚，他說：不光是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包括治療其他像是瘧疾之類流行病的藥，他都願意以成本價提供給貧窮國家。
以葛蘭素史克的二合一愛滋病藥物卡貝滋（Combivir）為例，他以每天 1.7 美金的價格販售。對一個像葛瑞絲一樣每日收入 50 美分的馬拉威女人說，仍然如同搭乘協和超音速噴射機一般的天價。但他知道這件事。
他的答案有兩部分：大批向葛蘭素史克下訂單，也許是給整個亞撒哈拉非洲區，價格就會下降，以及，說服那些有錢國家支持全球基金，這樣窮國就會有錢購買葛蘭素史克的藥品。對葛蘭素史克公司來說，這是一場全贏的遊戲，它不必做任何違反資本主義市場意識型態或者激怒股東的事，即使似乎很諷刺——對那些為使 JP 鼓起幹勁，最近將他的年薪一舉提高到兩千萬英鎊的葛蘭素史克董事會來說——他應該更有效地要求政府補貼（加尼耶鄭重聲明，他的薪水排名位於十二個製藥公司執行長中第十一位，且他並沒有要求加薪——董事會自動提出，但稍後因為英國股東團體抗議的程度而撤回）。
但在每人每天生活費少於一美金的遙遠非洲，事實就是葛蘭素史克的藥物遠比像西普拉這種學名藥公司製造的便宜版本昂貴。還有，在南非，葛蘭素史克公司擁有專利權以將西普拉逐出市場，並且由於政府認為愛滋病藥物太貴，因此必須由私人負擔，價格更加高昂。卡貝滋每日售價並非 1.7 美金，而是 2.5 美金——意思是每年 927 美金，而非 620 美金。對試圖籌錢以自行購買藥物的個別男女來說，這樣的差異代表的可能是生或死。所以，像無國界醫師組織（Medecins sans Frontieres）或樂施會（Oxfam）這樣的運動組織便質疑，為什麼要把全球基金難以取得並且有限的金錢花在葛蘭素史克的藥物上？
印度的西普拉公司以 292 美金的價格販賣卡貝滋的複製藥 Duovir。葛蘭素史克公司的三合一藥物 Trizivir 在非洲索價 1,602 美金，但馬拉威以每年 304 美金的價格購買西普拉的三合一藥物 Triomune。世界健康組織已經為許多愛滋病學名藥的品質背書，全球基金現在表示，會要求獲得補助的國家購買最便宜的藥物。
JP 認為這些都毫不相干。西普拉的能力僅足以生產少量藥物，他說。以在印度的低廉的經常性生產開支，他們能以非常便宜的價格供應上千片藥物，但若他們必須生產上百萬片，價格必然飛漲。另一方面來說，在葛蘭素史克肯特（Kent^廠，當生產量上升時，製造卡貝滋經常性生產開支就會下降。
「我願意以大量卡貝滋的價格向世界上任何一家學名藥公司挑戰。」他說，「因為我認為我們是非常有效率的製造商，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利潤，而學名藥公司還是有。我對於我們可以成為售價較低的製造商有信心，但當我們有更大數量時，才更有可能。所以這裡有點矛盾，給我大訂單，我就能把價錢降得更低。」
所以為什麼不現在就降價，來鼓勵非洲政府購買？「賠本唯一的問題是，誠實地說，我們是利潤導向的機構。」他說，「你可以說，就商業上來講，這樣做是很精明的，但我們不想玩遊戲。我們只想說，看——我們不是為了利潤——我們要做出貢獻。對一個多國公司來說，這表示要做很多事，把那個模式當作一種商業模式並非全無風險。」
但當葛蘭素史克還在整理帳簿計算利潤時，亞撒哈拉非洲區有兩千百四十萬，其中大部分非常貧窮的人等著死亡，而製藥公司的利潤在 2001 年達到 18.5%，是全世界所有產業裡最高的。
JP 承認這有想像上的困難。「我認為比起十或十五年前，大眾對多國公司有更高的期待。」他說，「我認為他們對政府的能力和大國際組織處理世界問題已經失去信心。我想他們的感受是，現在多國企業變得如此強大，應該承擔這些問題，對社區做出更多貢獻，並重新平衡對員工、股東、社區比重分配的方式——我完全同意。」
「我想基本上必須重新讓大眾消除疑慮，多國公司和全球化並不壞——完全相反。我們擁有的權力能做極多的好事，但我們必須使用它。我們必須利用它。」
他主要講的是老式的慈善——關於葛蘭素史克極可敬的消滅淋巴絲蟲病（lymphatic filiariasis）十億計畫以及默克（Merck）公司消滅河盲（river blindness）的戰役。
由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等面向，愛滋病是更大且更複雜的問題。整個產業做為一個整體看，目前少有跡象顯示他們願意負起那些政府裹足不前之處的責任。例如，可以確保所有亟需的愛滋病藥物都能以最低可能價格銷售的透明全球性政策在哪裡？其他公司比起葛蘭素史克公司來更不急於降價。
十個月前，瑞士公司羅氏大藥廠（Roche）忽略無國界醫師組織提出降低娜芙維亞（Nelfinavir）價格的請求。這是一種世界健康組織認可，比默克公司較便宜的同種藥物克濾滿（indinavir）容易使用及服用許多。上個星期五這家公司終於宣布，將提供最貧窮國家的藥物價格從每年 3,100 美金降至約九百美金。
「當我們的政策已經顯著地降低價格，並移除成為後天免疫不全症治療障礙的專利權後，還認為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步驟就解決問題是錯的。」羅氏大藥廠執行長威廉‧M‧伯恩斯（William M. Burns）說，「藥物的可負擔性只是發展中國家醫療照顧眾多障礙其中之一而已。」
無國界醫師組織雖然對此結果感到高興，但並不滿意。「降低此羅氏藥物價格的長期抗戰是一個暴露完全志願性系統的侷限之證明。」丹尼爾‧柏曼（Daniel Berman）說，「以新的藥物來說，需要有國際支持的強制性系統，把價格降低到發展中國家可負擔的程度。」
這些降價行動並不會讓專利權的議題消失。像樂施會和無國界醫師組織等運動團體表示，只有來自學名藥公司的競爭能夠迫使價格進一步降低。他們必須准許任何必須的藥品出口到所有發展中國家——南非、亞洲和非洲。
在世界貿易談判中，這些製藥巨頭的利益總是由他們的母國：美國、瑞士和德國加以維護。他們會勉強承認非洲可以為了公眾健康的利益不理會特定的專利權。但他們堅持對目前製造及出口絕大部分學名藥的中收入國家，像是巴西、印度和中國，不能有任何優惠，他們也堅持只有愛滋病和特定熱帶疾病的專利權可以被擱置。
這個問題應該在去年年底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中就被解決了，但沒有。戰爭仍持續進行。
就像所有製藥公司老闆一樣，加尼耶認為學名藥海盜們偷走了他們的創意和利潤，對大藥廠的未來是一項威脅。他變得很激烈。「為什麼這裡會有歧見呢？」他問，「之所以會有這個歧見是因為有一場經濟戰爭正在進行，這是印度和巴西的學名藥公司征服世界的絕佳機會，如果他們能夠擺脫我們的專利權限制，整個發展中世界就會對他們開放。」
「所以這是一場經濟的戰爭。有一些海盜公司想要侵蝕專利權系統的基礎，且他們已經找到最好的特洛伊木馬——不管這在英文裡是怎麼說的——來攻擊專利權。這是首度智慧財產權面對會在發展中世界消失的真正危機。我是說在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世界健康組織列出了一個名單——他們可以忽略專利權的規定，那也是我願意去做的，在那些國家裡造成醫療健康危機的所有疾病。所以是後天免疫不全症、瘧疾、結核病、傳染性疾病等等。」
「我不同意的是，在印度、中國等等國家也取消專利權，那些公司就能以盜取我們在歐洲和美國的發明獲利，我們會因此被排除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之外，那不公平。如果專利權在那些國家消失，就如我們所知，會是製藥工業的末日。」
等待討論的廣泛疾病名單證明了學名藥海盜們不懷好意。「這是他們想混水摸魚的證據。他們說不是——我們要氣喘，我們要糖尿病。我是說，抱歉——這跟幫助馬拉威治療後天免疫不全症有什麼關係？」
所以馬拉威的小孩應該死於氣喘嗎？「我不在乎。馬拉威可以在氣喘病上侵犯我的專利權，我對馬拉威沒有意見。但我對巴西和中國有意見——還有智利、阿根廷和其他所有國家。這不公平，這對發明那些藥的人不公平。」
加尼耶說，他深切關注受忽視的疾病，並對葛蘭素史克的紀錄感到驕傲。它正在發展 lapdap（一種新的瘧疾藥物），研究利什曼病，並且尋找愛滋病的疫苗。「我想，對我和我們的科學家來說，有一個既存的疾病，我們因為其中沒有利潤而不追逐它這件事是一個巨大的矛盾。我們不能那樣做。如果我們看到一個恰好沒有利潤可言的科學機會，我們會發展它，只是我們必須熟悉資金運作的方式求生存，我們不能過度使用股東的錢，所以讓我們用政府的錢。世界上有很多錢贊助那些原創行動，我們從未被拒絕。我和比爾‧蓋茲保持密切聯繫——我經常為了贊助而去敲他的門，然後我就拿到錢了。」他說。
這件事應該這樣運作嗎？無國界醫師組織的艾倫‧杜宏（Ellen t‘Hoen）懷疑。「如果你把錢投入，就能得到你的藥，但問題是，這是否是葛蘭素史克能解決問題的最有效的方式？」她說。
她引述製藥工業發展一種新藥物需花八億美金的宣稱。全球結核病聯盟（Global TB Alliance）投入約四千萬美金發展結核病的新藥物，如果包含失敗的實驗，需花一億一千五百萬美金，若包括最初的發現（通常都來自國家補助的大學）和發展，最多兩億四千萬美金。
但比起其他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投入更多在受忽視的疾病上，加尼耶也相信葛蘭素史克在愛滋病上表現良好。「我認為知道的人會給我們好評價，我們是率先降價的。如果沒有葛蘭素史克，我們會還在爭執在非洲愛滋病藥物應如何定價，而不會已經有四萬到五萬名病人接受治療。你現在可以說五萬人並不是很多，但比沒有多得多了。而且你要記得，我們是從雙方交惡的情況下起步的。我兩年前承接了這個問題（當他成為合併公司的執行長時），兩年前是我們在控告南非政府的期間。」
2001 年三月的訴訟是公關上的徹底失敗，39 家製藥公司在數百萬人即將死於愛滋病的時候，吵著試圖凍結南非政府准許進口便宜藥物的法律。
「南非政府以此為藉口，並非治療他們的人民。」JP 說，「當訴訟結束時，南非的表現並不好，因為他們回過頭去跟愛滋病人說，『我們仍然不打算做任何事。』所以這證明了製藥工業並不全然是有罪的一方，不是嗎？」
但雖然他相信製藥公司是正確的，他勉強承認，因為愛滋病的流行，這個訴訟——事實上是關於所有藥，而非只有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並不應該被提出。
「這就是從我第一天承接這個問題時我就確信我們應該走出法庭的原因，透過科菲‧安南的協助，我和南非政府進行協商，並且從較好的起點開始。」
「這很困難，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並且我們也會，但事情日益進展，我們仍然必須收支平衡地經營公司及發明新藥。但我認為我們已經造成很大的進步，我認為我們是慈善行為的模範，根據一位華盛頓知名人士的說法，葛蘭素史克是一家有靈魂的公司，我愛它，我愛它。當我聽到那句話時，我知道我在正確的軌道上。」
也許，屆時，這個軌道將會通向葛瑞絲在里朗威那貧寒的木門。不管她是不是還在那裡——聽著收音機，和她的鄰居一同歡笑，在清晨涼快的時候走向中央市場打開鞋店的大門。這，又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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