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雷漢‧杜克斯（Graham Dukes）不接受這種說法。他是經驗豐富的製藥工業長期觀察者——一度是參與者，他不接受他們的底線。製藥公司的至理名言是，若無保有二十年專利的高價藥物，就不會有新的藥，因為他們無法回收研發所需的龐大費用。對此，杜克斯教授斥為無稽之談。
謬誤一是發展一種新藥品需花上八億美金。這個數字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由塔夫次大學藥物發展學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發表，他們 65% 的經費來自製藥公司。這是最高的估計——其他研究的估計值分佈在一千萬到六億美金間。
「這些數值分佈範圍如此之廣，因此大部分必定是錯的。」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藥物治療學教授杜克斯說。它們當中有許多包涵了廣告、行銷和銷售的花費，塔夫次數據有一半是「資金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 of capital）——同樣的錢若投資在其他事物上可以賺到的利潤。不對，杜克斯說——合理的數字應該約為每種新藥物一億到兩億美金間。
所以我們付了這些錢之後得到什麼？曾是荷蘭歐嘉隆（Organon）公司研究經裡的杜克斯表示，我們有權問這個問題。製藥巨頭也許是私人公司，但他們有所得稅寬減額，從我們大學裡政府補助的研究中受益，並且以市場價格高昂的藥物拿走——私人的或如英國的全民醫療健康服務（NHS）的——大筆金錢。
對世上人們的健康能夠真正造成改變的、令人振奮的、創新的藥物還沒有出現，他說。「我曾聽過製藥工業界人士公開表示，如果你回顧過去十年，只有三或四種真正的突破性發展，然後他們提到威而剛（Viagra）或者治療風濕病的藥物。「一定有什麼根本上的錯誤，不管是製藥工業處理方式沒有效率，或者他們有難以啟齒的厄運。」
他引述一個美國國家醫療照顧管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Care Management）的研究，研究顯示在 1989 到 2000 年間，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每年約通過八十六種新藥物，其中只有每年約三十種是全新的——其他的是跟其他公司的既有藥物相似的「我也有」版本，它們之間的些微差異使之可取得專利。每年因為對醫療科學有潛在重要性而獲得 FDA 快速授權的只有十二種藥物，並且近年來這個數字逐漸減少。在 2001 年，只有七種藥物得到快速授權：一種是新的愛滋病藥物，其他的則屬於治療罹患罕有症狀的少數病人。如果這是相當典型的一年，杜克斯認為它很典型，那麼接踵而來的是，今日發表的這一類新藥物，即使對世界上最富裕族群的健康狀態，也少有重大的影響。加上由於製藥工業的研究精力高度聚焦在西方老年化人口的需求上，他們亦不拯救貧窮國家的生命。
即使一個資本主義式，賺錢導向的企業只需為其股東的利益運作，製藥公司已經受到無法提出有效突破的批評。這也許只是另一次大突破前的寧靜，但仍足使股價起伏不定。杜克斯說，但逐漸地，更多民眾會質疑一個可以永久掌握巨大權力以獲取——全世界最大的——暴利的產業的動機與行為。
他建議，這個產業的未來之路，應該開始專注於長期受到忽視在貧窮國家殺死許多人並妨礙發展的熱帶疾病。必須有新的藥物治療結核病和瘧疾，因為抗藥性已經使舊藥物逐漸失效。亟需新藥物治療殺死或重創人們的疾病，例如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在缺乏治療的狀況下，它影響了一千兩百萬人，並帶走五十萬人的生命。葛蘭素史克的藥 Pentostam 每個病人要價高達一百五十美金，但會對百分之十的病人產生嚴重的藥物反應，有時會導致死亡。醫生只有砒霜可供治療嗜眠性腦炎（sleeping sickness），而這殺死了許多原本應該會被治癒的人。
杜克斯主張，這不光是道德正確，也可以協助解決製藥工業的問題。「如果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看，發展中國家才是真正在發展中的市場。如果你願意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推出那些他們需要的藥物，你將在哪裡得到回報。」但是，他擔心，「薄利多銷的概念在那些藥物工業的想法裡是不存在的。」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