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他主義與金錢奇異混雜的湖邊城市日內瓦，有一個全世界最有力量產業之一當中最有力的角色。小哈維‧貝爾領導多國藥業巨頭的貿易組織——製藥業協會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
IFPMA 的人為他們的立場而戰，為他們的利益辯護，並壓縮認為製藥巨頭應放棄昂貴藥物的專利權，以造福世界上病得最嚴重且最窮苦的人民的運動者的空間。
他之所以稱做「小」只是為了尊敬他的父親之故。貝爾博士——不是醫學博士或醫生，而是經濟學博士——一輩子都花在會議桌上辯論、壓倒對手及用檯面下手段挽回自己已經出局的交易。他在政府單位待了十三年，在美國貿易代表處工作，逼迫較窮困的國家解除貿易屏障，以美國的條件與美國進行貿易。
他今日的任務是為藥物專利權辯護——新藥上市後這家公司可以享受二十年的壟斷權。這代表這家公司在此二十年間可以把價錢訂得很高，據貝爾博士主張，以回收研發所需的天文花費。他宣稱一個新藥品到上架為止，所需花費高達八億美金。這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宣稱。
這樣的計算方式讓馬拉威的葛瑞絲只能走上慢慢死亡之路。在英國，購買愛滋病專利藥每年要花上一萬英鎊。受到從開普敦到加州各地憤怒運動者壓力的製藥公司已經為個別的非洲國家調降價錢（雖然它們仍是學名公司所生產藥物的兩倍以上價錢），且目前在兩千九百四十萬遭受後天免疫不全病毒感染的人中，僅有少於五萬人服用這些救命的藥物。貝爾博士主張，所以這就顯示了專利權不是問題。
而且製藥公司需要龐大的利潤。「1960 年左右，新藥所需的花費大約一百到兩百萬美金，」他說，「今日已經接近十億美金或歐元。原因是 50 和 60 年代研究基本上是抗生素。有些人告訴我，那些事情就像射殺池塘裡的鴨子一樣。細菌在那裡，這些製藥公司試圖找出停止它們複製的物質和方法。今天我們試圖處理的是癌症、心臟病、愛滋病和精神分裂症。這可不是簡單的化學。」
然後還有這些製藥公司讓藥物取得執照必須通過的昂貴環節——持續不斷測試以確保它的安全性。貝爾博士從他的大容量記憶庫找出一個例子，「亞伯拉‧林肯在1859 年說過，專利為點燃天才的創造力添加燃料。在今日的世界，你需要這樣的燃料。」貝爾博士希望讓我們相信專利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它在富裕和貧窮的國家一樣獎勵創新。
去年九月，由英國國際發展事務大臣（development secretary）克萊兒‧蕭特（Clare Short）設立的智慧財產權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U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該委員會表示，專利對貧窮國家有害，它們讓價錢居高不下，唯一的贏家是富裕的國家（和有錢人）。
這不是 IFPMA 樂見的報告。「我非常尊敬克萊兒，蕭特，」貝爾博士開始說，「我認為她的錯誤在於，讓智慧財產權獨立委員會的組織無法完全反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他說，只有那些沒有專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才會加入這個組織。
他同意亞非窮國無法負擔知名品牌藥物的事實，但他們也無法負擔不起印度學名藥公司製造的便宜複製品。「對沒有或只有一點點收入的人來說，價錢就是一道障礙。我是說我買不起夢想的特定車種，你知道，像是 Jaguar XJE 之類。」「這也許不是最好的笑話，」他迅速地補充，「如果是救命的藥，那就非常不同。」
他有更多的理由。非洲大部分國家沒有愛滋病藥物的專利權是因為他們從未申請。運動者反對此主張，認為這些國家不曾申請是因為沒有人能夠負擔得起這些藥物。那些葛蘭素史克和百靈佳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有註冊專利權的地方，是像南非和肯亞這樣除了窮人以外也有有錢人的國家。而某些特定藥物的專利權讓三種藥物的組合價格昂貴。
貝爾說，但其他致命疾病又怎麼說？結核病、瘧疾、小兒麻痺症和麻疹也奪走上千人的生命，現在治療這些疾病的藥物大部分都已經沒有專利並且十分便宜了。如果這個世界想要治癒病人，在許多年前就該這樣做了，他說的是——為何要在愛滋病這件事找我們的碴？
貝爾博士憎恨的是學名藥工業——那些以像印度、泰國、巴西及其他尚未有專利權制度的國家為基地的公司——他們靠仿製知名藥物並以便宜價格銷售賺錢。讓製藥巨頭們厭惡的是，這些在他們眼中是小偷和海盜的人，因為愛滋病的流行而使他們受人敬重。世界健康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已經將印度公司西普拉製造的愛滋病學名藥物列入安全、高品質並可接受的名單中，2001 年十一月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在杜哈舉行的協商會議中通過一項協定，同意處於健康危機中的貧窮國家可以擱置專利權的規定，進口便宜的學名藥物。
貝爾博士變得像個受到刺激的協商者一樣激烈。「我是說，要及時行樂也可以。如果我們擁有一個可治癒愛滋病的藥物，我會說學名藥公司你走運了——你就試試看。如果你要偷它，我會試著制止你，就是這樣了，但沒其他問題。但是我們尚無法治癒愛滋病。我們沒有愛滋病疫苗，我們所擁有的是治療後天免疫不全症╱愛滋病最不完美的工具，但每個人已經表現地似乎把它當作研究過程的最後階段——好像這已經是可能的最好狀況——我們儘管拋棄專利權吧。」
所以葛瑞絲必定會死到底是誰的錯？「今日最大的問題是國家，不是市場。我很抱歉，但看看那些亞撒哈拉非洲區的政府，他們花了四百萬歐元去買潛水艇，卻拒絕購買愛滋病藥物。」他說的是南非，該國在處理愛滋問題上遲遲沒有進展。「他們讓愛滋問題變得如此巨大，必然全面侵蝕他們的國防預算，然後有些——國防預算被花在購買抵抗敵人的武器，雖然我想不出敵人會是誰。」有些政府做得很好，例如烏干達、波札那、塞內加爾和象牙海岸，對那些製藥工業以折扣價銷售愛滋病藥物的國家，運動者仍認為，只有一小部分人負擔得起。
製藥工業一向被被指控忽略尋找可治癒發生在世界最貧窮國家各種疾病的療法——殺死或重創父母和小孩的毀滅性疾病。巨大的愛滋病危機首度讓這樣的忽視成為焦點。
貝爾博士認不認為製藥工業對葛瑞絲和類似的非洲女人有道德上的責任？「是的，」他簡短地說，「但刺激必須從外而來，從政府來。這就是世界健康組織可以扮演積極角色之處。」
但他釋放出要運動者退開的暗示性訊息。「如果這個工業長期在特定地區感受到威脅，唯一會發生的是就是放棄他們在那些區域的投入，因為你知道，在英國和美國，我們也有亟需有效藥物的癌症病人，而這些公司的總部是在英國或美國的，因此在那裡也有特定的責任。所以你要怎樣劃分你的忠誠？這裡有樂意花錢的病人——你可以看到聖誕季節這樣的街頭募捐。製藥公司無法對此放手不管。」
圖表說明：讓一種新藥上市需要花費幾多錢？根據 Tuft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這個中心 65% 的經費來自製藥業）的研究結果，需要八億零兩百萬美金。但美國的消費者協會 Public Citizen 分析此數據後，發現這個數字是被灌水的，真正的花費應該在七千一百萬美金到一億一千八百萬美金間。這份圖表分析了此研究灌水的方式。如要相關中文報導（這篇報導寫得還滿詳細的），可參考這裡：
http://www.trustmed.com.tw/news/2001/07/26/20010725014.html。
也順便發現了 Ralph Nader （Public Citizen 的創辦人，美國重要的消費者運動者，也是 200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綠黨參選人）的官方網站：
http://www.nade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