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藥大亨們認為他是海盜、小偷。但畢業於劍橋大學，擁有雪莉‧波特夫人倫敦舊居為避暑宅邸的百萬富翁尤索夫‧哈米德（Yusuf Hamied），則認為自己是追隨甘地的召喚。他完美地複製許多世界上最好及最重要的藥物，並以便宜的價格販售。哈米德博士一家當然非常有錢，但許多窮人必須將他們的健康歸功於他，沒有健康，他們會變得更加貧困。
哈米德博士的動機為何是很有趣的問題，但最終它卻是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個人存在。他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價錢供應愛滋病藥物，獨力打破大藥廠的企業聯合。這個在 2000 年九月一個歐洲委員會的大會議上提出的大膽提議（「你可以聽到全場倒吸一口氣，」比爾‧哈達德說，他是紐約郵報前研究記者，後來變成美國學名藥廠老闆）讓所有事變得可能。
愛滋病藥物不是給窮人的藥物這種假設——他們不可能負擔得起，因此根本不需要思考讓人們得到治療的方法——因此不攻自破。
現在，在後哈米德時代，精靈不會再回到瓶子裡去了。大藥廠被迫調降那些新而有力藥物的價錢，並將它們提供給他們從前毫無興趣開發的市場——那些整個世代的父母、老師和工人都在逐漸死亡的非洲赤貧國家。
哈米德博士的價錢仍然較低——他以孟買為基地的公司西普拉（Cipla），以每年約 304 美金的價錢提供包含三種藥物的雞尾酒療法，從前那些知名公司以大約一萬兩千美金的價錢販賣這些藥，現在則定價美金 727 元。
然而他的銷售量在有急迫需求的國家中仍非常低。在非洲近三千萬遭到致命後天免疫不全病毒感染的人中，只有少於五萬人接受治療，並且——雖然馬拉威購買了這些藥——其中大部分人都不使用西普拉的藥物。
部分的原因是錢——在每人每年收入低於兩百美元的國家中，304 美元仍是不可能的數字。但另一部份的原因是以美國和歐洲為基地知名的藥廠的反擊，長久以來他們一直希望讓海盜行徑的學名藥公司從地球絕跡。他們透過世界貿易組織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每個國家都會簽署保障新藥物的二十年專利——來打擊學名藥公司的長期策略，現在因為愛滋危機及西普拉所提供可負擔的藥物而處於危險中。
大藥廠們已經降低他們的價錢，並且主張非專利藥的海盜行為是不必要的。但許多關切這些因為一個病毒就導致貧窮國家經濟嚴重受損的人開始相信，對世界來說，依靠慷慨的製藥大亨們自動降價提供亟需的藥物來讓窮人活命及國家穩定，是很不安全的。
在美國和歐洲的運動者，就像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一樣，現在認為學名藥——或者他們對知名藥廠帶來的威脅性——是提供經濟能力可負擔藥物，用以治療折磨貧窮國家人口並損害他們經濟狀況的各種疾病的唯一方法。
在一年前，他們獲得杜哈宣言（the Doha Declaration）的智慧財產權協定免責條款保障，准許處於健康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不理會專利權的規定購買學名藥物。現在的爭論在於決定哪些國家以及哪些疾病，窮人應該被准許購買便宜的藥物——支持企業的美國政府，希望將一些像氣喘、糖尿病、癌症這樣的疾病排除，並且將這樣的讓步嚴格限制在特定的最貧困國家。
最重要的爭議是，印度、巴西和泰國的學名藥公司，在2005 年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專利權規定開始生效時，能否被准許輸出藥品到那些無法自行製造便宜複製藥物的國家。除非可以，否則治療愛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新藥物在二十年內對非洲都是遙不可及且無法負擔。
西普拉是哈米德博士的父親在 1935 年設立，以本土方式解決印度的健康問題，當時因為戰爭，藥物停止從歐洲輸入。它的網站上有一張甘地在參觀「這個印度企業」時表達他的欣喜的照片。
1972年，印度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即使這些藥物仍擁有國際專利權，只要製程不同，就准許複製它們。現在印度有數百家學名藥公司——許多都很小。西普拉是最大的公司之一，哈米德博士表示，市場資本額約有十四億美金。
「我並不想利用愛滋病藥物賺錢。」他說，「我在其他事情上已經賺夠多錢了，在這個特別的議題上，我們為什麼不能合力貢獻資源？我製造八百種藥物，不從其中六種賺錢，我沒什麼好擔心的。」
哈米德博士在印度經營一家免費的癌症醫院，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他的利他主義。他說：「錢財在我死時又帶不走，所以我將它用在這世界。」但無疑地，他在各方面都是贏家。
他的公開立場給予西普拉絕佳的宣傳。世界健康組織為他的愛滋病學名藥的品質背書，並且認可了他的工廠。對抗智慧財產權協定的戰爭能夠帶給他更多的生意，不只是來自最貧窮的國家，還有——這就是那些以研發為基礎的公司如此激烈反抗的原因——中國和南美洲巨大的發展中市場。
然而，哈米德博士十分挫折，他對於這些遭到愛滋病侵襲國家的政府不向他的藥物下單感到失望。「這是個笑話，」他說，「我應該會面對大量需求，而需求創造生產的動機。但整個非洲只有五萬個，需求到哪去了？」如果需求成長像病毒散佈的速度一樣快，他亦無法跟上腳步。
他希望見到這些國家設立自己的學名藥工廠，他已經提出免費教導他們愛滋病藥物製程的建議，他說，全球基金應該把錢投入此事。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西普拉將三種藥物的雞尾酒療法做成一顆稱為 Triomune 的藥，每天服用兩顆，讓治療在貧窮國家變得更加容易。馬拉威購買這種藥提供給上千名能夠負擔每月二十八美金的病人，但他們從全球基金得到的一億九千六百萬美金僅能供給五萬多名病人。
不久之後哈米德博士將要發表一種叫做 Odivir 的藥，是世界第一個每日一次、取代三種藥物治療的藥。它非常適合貧窮國家，並且也讓人負擔得起。他說，但有理由相信這種藥物可以達到其他藥物未曾達到過的效果。
「印度有四百萬個病例，我絞盡腦汁讓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角色。」他說，「我提供完全免費的 nevirapine（預防嬰兒出生時從母體感染），沒有人服用它。這個端賴不同的政府如何利用提供給他們的機會。真正讓我難過的是，第一，政府，第二，我對聯合國已經徹底幻滅，他們就是一直不停地講、講、講，然後什麼事都沒做。」
除了最貧窮的國家的確缺錢的理由外，是什麼阻止這些政府使用西普拉的藥？那些以研發為基礎的製藥公司會說其中沒有政治因素介入。但專利權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哈米德博士說，例如，在迦納，挑戰進口那些他們擁有專利權的學名藥決策的，是葛蘭素史克公司。
但在許多國家愛滋病藥物是沒有取得專利的。根據自願為西普拉在美國提出訴訟的比爾‧哈達德表示，「政府們都過度害怕那些購買學名藥的國家。」美國貿易代表成為那些製藥巨頭的打手。他認為，不管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規則如何准許那些處於健康危機中的國家購買學名藥，那些國家寧願不要冒觸怒美國並可能導致貿易制裁的危險。
★圖表說明：此圖表為 2001 年各大藥廠盈餘及 2002 年美國大選中各公司政治獻金比較表。其中絕大部分獻金捐給共和黨，比例從 77%（Merck & Co. 默沙東藥廠）到 93%（Abbott Laboratories, 亞培藥廠）。若以整個產業計算，95%的政治獻金流到共和黨手中。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