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商學院戴亦一：被房地產綁架之下，實體經濟路在何方？
原標題：教授觀點|戴亦一：被房地產綁架之下，實體經濟路在何方？
【MBA中國網訊】廈大初見戴亦一，毫無懸念地戴著一副眼鏡，洋溢著濃鬱書卷氣的儒雅外表，典型的學者形象。不完整的素描於我而言不能勾勒其萬一，“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印象極深的是他躍然在言談間的睿智和獨道。
圍繞著中國經濟、實體企業出路等問題，開始瞭這一次的專訪。“中國經濟和中國房地產專治各種不服！”，戴亦一一語擲地，從謝國忠在2013年曾預言“2014年中國房價跌50%”，到國世平2013年說道“趕緊賣掉房子，一套都不剩”，再到郎咸平、陶冬、魯比尼等的中國經濟和樓市“崩潰論”…….戴亦一認為，這些經濟學傢確實看到瞭中國經濟存在的種種深層次問題，但之所以仍然被現實硬生生地打瞭臉，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經濟和房地產背後的政治經濟制度太特殊瞭。戴亦一認為，中國經濟獨特的制度背景和國情，正是其超強韌性表現的根源。
中國獨特的土地財政架構
戴亦一認為，預測中國經濟，關鍵要從房地產入手，不僅因為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影響力巨大，而且因為隻要樓市泡沫不破，中國經濟整體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而要理解中國房地產，則要從國際罕見的土地財政談起。看不懂土地財政，你很難準確預測中國經濟和樓市的運行軌跡。戴亦一認為，肇始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是中國土地財政的濫觴。分稅制以後，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徹底分開瞭。在這次以中央集權為初衷的財稅改革結束後，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出現瞭嚴重不匹配的問題，一些地方財政甚至陷入瞭入不敷出的窘境。
窮則思變。在變革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幾乎一夜之間就Copy瞭香港以土地財政為特征的房地產制度——盡管開始的時候被稱為“經營城市”。
為什麼說香港是世界上土地財政之父？她又是如何發明出土地財政這一神器來的呢？這有其歷史偶然性。當年英國人從清朝租借下香港島時，土地不能像宗主國英國一樣私有——香港是租來的呀。可是，更難受的是，香港當時隻是一片不毛之地，除瞭港口什麼資源都沒有——香港時至今日還不得不從深圳引水。為瞭發展香港經濟，港英政府不得不大膽地實行自由港政策，以稅收優惠來吸引外來投資和人口。由於商品可以免稅自由進出，港島自然很快就發展成亞太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繼而發展成為航運中心、金融中心、購物中心甚至旅遊中心。可以說，正是得益於這個自由港政策，香港經濟發展起來瞭。但是，香港政府跟任何政府一樣也需要維持，要花錢，她要向社會提供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環境保護、防務治安、以及教育醫療等等社會福利。預算從哪裡來呢？那就隻有靠賣地瞭！因為港島是從大清國租借來的，所以一開
易播網路設定｜易電視節目表始，所有的香港土地就集中在政府手裡。為瞭獲得足夠高的土地批租收入，港英政府采取瞭饑餓策略抬高地價，每年嚴控批租土地的數量。高地價再通過高房價從開發商手上轉嫁到購房者身上，最後達到迂回征稅的目的。這是一種精巧的稅制設計，一般人很難察覺，這也是為什麼香港老百姓哀嘆自己一輩子為李嘉誠打工的原因。其實，李嘉誠也隻是替政府的土地財政打工的，順帶自己也發瞭財而已。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土地財政最大的弊端，就是高房價高地價，就是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生存空間因為高成本而受到越來越大的擠壓。因此，香港根本就不適合發展制造業，而隻能發展高附加值的金融、國際貿易等高端服務業。當然，一個至今才區區七百多萬人口的香港，完全可以靠金融、貿易、旅遊等高端服務業養活，沒有制造業也無所謂。但對於有著將近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大陸來說，不可能人人都去搞金融等服務業而不做實業吧？
目前國內實體經濟感受到的巨大壓力，以及資金脫實向虛，無疑都跟我們的土地財政，香港模式有著直接的關系。土地財政一定會導致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這也是香港模式的宿命。
房價為什麼總也降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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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戴亦一認為土地財政也要客觀評價，不能一概否定。土地財政的積極因素是：第一，巨大的賣地收入和房地產稅收，使得地方政府對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的高水平投資力度大，這極大地改善瞭地方的投資環境；第二，地方政府對開發區和高科技企業的財政補貼力度也較大；第三，充盈的賣地收入提高瞭政府對企業不規范稅務行為的高容忍度。至於土地財政對實體經濟負面影響，具體而言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最嚴重的是對實體經濟消費需求的壓抑。高房價導致大量房奴，房奴的低消費率致使實體經濟內需嚴重不足，一旦出口不暢，就會出現嚴重的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問題；第二，高房價背後必然是高勞動力成本，而高勞動力成本對傳統制造業發展也是致命的打擊；第三，房價暴漲暴跌不僅會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投機風盛行、實業精神喪失，還會使得金融風險逐漸累積，形成堰塞湖，嚴重威脅國傢宏觀經濟安全。
房地產對政府來說是一個愛恨交加的行業。高房價導致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還阻礙城市化的進程，也使得房奴們對政府的調控政策充滿各種抱怨，而且潛在的金融風險越來越大......不調控終有一天會釀成大禍。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發自內心地想調控房地產，不讓房價過快上漲的內在原因。因為政府官員們明白，一旦房地產崩盤、金融危機可能立馬爆發。國際社會的教訓是深刻的，無論是1991年日本經濟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無一不是因樓市崩盤而引起的。
但是，房地產也是一個重要的民生行業，這個行業每年十萬億級的銷售額，以及對上下遊幾十個行業的拉動，其對投資和GDP增長的貢獻大到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可以相提並論。與此同時，它更是地方政府目前還無法或缺的稅收工具。明白這點，就容易理解為什麼2015年眼看著房價就要跌下去的時候，政府卻突然取消限購，並積極倡導房地產去庫存的原因瞭（此前2008年房價大跌之際，政府也基於美國金融危機等原因，停止瞭當時的限貸等調控政策）。對政府來說，理想的房價是穩中略有升。從這個角度來看，呵護房地產市場的幕後最大的力量，其實是地方政府。
此外，土地財政一旦上癮，就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現在地方政府各種顯性加隱性債務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但財政專傢們估計至少幾十萬億，每年僅付利息就需要幾萬億。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加上實體經濟處於轉型升級的磨合期，全國大多數城市尤其是三四五線城市，都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問題。因此，從土地財政的角度來說，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逐漸形成瞭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大部分三四五線城市的財政50%甚至60—70%依靠賣地。所以，想要理解中國的高房價問題為什麼久治不愈，隻要把房地產看成是地方政府的一個稅收工具就很容易理解瞭。在地方土地財政依賴問題解決之前，高房價問題幾乎無解。
高房價其實就是高稅收，高房價下民生艱難，消費萎靡，實體經濟產能過剩......這都是必然的結局。此外，在中國，房地產還異化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新工具。當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就會去刺激房地產，通過刺激房產來拉動投資，增加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進而拉動基建。盡管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改變土地財政和因此而來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但時至今日，制度背景卻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你說房價怎麼降？
中國老百姓為什麼買房很瘋狂？
中國人對房地產投資的酷愛，可以說舉世無雙。為什麼國人如此熱衷買房？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但更是瞭解中國實體經濟緣何突然陷入產能過剩窘境的關鍵。戴亦一認為，要厘清中國人的房地產投資偏好情結，還得從中國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談起。不得不承認，我國的社保醫保等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設跟歐美發達國傢，甚至跟一些發展中國傢比起來，還相對薄弱。對於大量體制外的年輕人來說，養老、看病、孩子上學、住房這幾座大山的壓力往往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沒有足夠安全感的老百姓自然不得不拼命儲蓄，所以中國有著世界第一高的居民儲蓄率。可是在現有產業和金融制度環境下，老百姓如何將基於安全動機產生的巨額儲蓄保值增值卻是一個大難題：把錢存在銀行害怕通貨膨脹，自己投資實業渠道太少（許多好賺錢的行業如金融、電信、能源等行業，一般都由央企國企壟斷），投資股票A股市場不僅上市公司圈錢成風，而且投機氣氛很強、風險太高......老百姓的保命錢選來選去，發現買房才是保護他們財富的最靠譜的工具。
收入與消費的平衡是經濟學的基本法則，因為長期來說，隻有消費才能拉動生產。中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卻因為忌憚於社會保障問題不敢消費。戴亦一認為，隻要政府不去改變這個制度弊端，不去解決老百姓的養老問題、醫保問題，不去解決老百姓投資渠道缺乏的問題，這種千軍萬馬投資房地產的奇葩景象就會一直存在，實體經濟內需不足的問題也會長期存在。其實，房地產不僅對政府很重要，對企業很重要，對老百姓也很重要——因為老百姓的身傢性命都在這裡面。
正因為如此，是居民的高儲蓄和高房地產投資導致瞭中國的實體企業產能過剩。這個問題以前之所以沒有這麼嚴重，是因為從1978年到2008年期間，高速增長的出口和投資掩蓋瞭我們的低消費問題。現在，出口和投資的高增長難以為繼，消費不足和實體經濟陷入經營困境的問題就再也兜不住瞭。
實體企業路在何方？
戴亦一認為目前實體經濟的出路，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進行需求側改革，盡快釋放國民消費需求，促成經濟結構從出口和投資依賴型向消費內需主導型的歷史性大轉型；二是釋放企業技術創新的活力，促進實體企業從中低端制造業與中低端服務業向高端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躍進的突破，完成產業的歷史性升級。
舍此別無他途。
1、消費釋放
居民消費需求不旺，實體企業日子怎麼會好過呢？據統計，中國消費占GDP的真實比重隻有50%左右，同比處於全球最低水平。國際社會平均水平在70%以上，美國甚至超過80%。也就是說美國老百姓的錢，主要是拿來消費，而中國老百姓的錢，大部分都存起來去買房子瞭。怎樣釋放消費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要盡快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
病有所醫對消費需求釋放很重要。房子住大一點，小一點，中國人都能忍受。但是如果
易播安博比較｜易播安博哪個好沒有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窮人生病如果自己沒錢就隻能等死，那老百姓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儲蓄解決。至於老有所養呢，問題更大。現在體制外的個體戶和農民，老瞭如果沒有足夠的儲蓄或孩子撫養，那他就很麻煩瞭，政府保障的低保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就算是體制內所謂老有所養的人，如果年輕時不多存點錢，老瞭靠退休金日子也不好過。隻有保障體系建立起來瞭，沒有後顧之憂的老百姓才敢消費花錢，否則消費很難刺激起來。
但是，這麼簡單的道理怎麼就一直不去彌補呢？缺錢！社會保障體系要參照國際慣例建立起來，需要巨額的資金。
政府其實是有辦法的，國內外不少經濟學傢支招，認為中國釋放內需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點。他們認為，醫保社保足額全覆蓋的巨額資金從哪裡來呢？可以通過國有企業的混改來，即政府戰略性減持那些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股份，用套現來的資金去補這個欠賬，把社會保障體系建起來。這樣，不僅可以通過混改激活那些老國企的機制，而且，套現資金可以用於補充社保和醫保的資金缺口，加大社保、醫保的投入，讓老百姓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這種方案唯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持中國政府對混改國企的實際控制權。對此，專傢們認為可以學習英國的金股制度，即對於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帶有公共產品性質的國有企業，國傢即使不控股，也可以設計讓其持有“一票否決”特權的金股，對其某些不利於公眾利益的企業逐利行為加以控制。
戴亦一認為，如果政府沒有一筆額外的巨款用來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口，消費釋放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的情況就很難有根本性改觀。目前很多實體企業已經在吃老本，等老本慢慢吃光瞭，也許就會出現更多實體企業倒閉的連鎖反應。一旦實體企業出現成片倒閉潮，房地產的泡沫也就撐不住瞭，等待我們的很可能就是泡沫破滅的明斯基時刻。
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口，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如果不越過這道坎，內需就很難徹底釋放，中國實體經濟就很難徹底走出產能過剩的困境。
2、科技創新
戴亦一談到中國實體企業逆境求生的另一個解決之道就是科技創新。他從企業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市場、教育、文化與信息環境等多個維度，闡述瞭他對如何釋放企業創新活力，真正突破供給側改革關鍵的見解。
中國以前出口那麼好做，現在為什麼感覺越來越難瞭呢
evpad pro開箱｜evpad pro＋開箱？因為我們過去的傳統產業競爭優勢主要是低成本，現在國內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都在上升，環保壓力也日益增大，加上長期依賴出口形成瞭巨大的對外貿易順差累積，人民幣匯率被美元綁架，不得不持續升值，所以現在傳統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競爭優勢越來越弱，出路隻有創新，進行產業升級。但企業創新是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很難，這就是政府為什麼積極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供給側改革的深層次原因。
目前為止，科技創新和供給側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戴亦一教授認為真正的供給側改革，關鍵就是要釋放企業創新的活力，讓企業生產出具有全球科技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品。跟發達國傢比，中國企業的創新環境還有著很大的改進空間，因為很多中國企業在創新方面是“戴著鐐銬在跳舞”。供給側改革的空間和潛力巨大。
第一，從企業制度的維度上來看。
我們目前的企業制度還有很多不利於創新的地方需要改革。一般來說，民企比國企更有創新活力，國企創新壓力不如民企大，動力也不如民企足。創新是高風險高收益的活動，風險和收益必須匹配。眾所周知，在高科技創新方面，深圳已經遙遙領先廣州上海等超級城市。為什麼深圳的創新能力這麼強？因為深圳從華為、騰訊、大疆到華大基因等高科技企業，基本上都是民營企業，而廣州和上海國企太多。因此，在中央做大做強國企的既定方針下，如何改變國企的生存環境和內部風險激勵機制，讓國企也具有像民企一樣的創新活力，是供給側改革的成敗關鍵，畢竟，國企占有國傢更多的資源和更優秀的人才。
第二，從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維度看。
創新是高風險的活動，所以一定要有高收益匹配才會有人去幹。創新的高收益來自哪裡呢？靠專利，創新成功你申請專利，在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期內，你就能夠獨傢壟斷賣高價並獲得超額利潤。在美國等發達國傢，企業為什麼都願意創新？因為他們有著健全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創新是高風險配高收益。在中國，創新變成高風險配低收益，就沒有多少人願意創新瞭。為什麼創新到中國變成瞭低收益瞭呢？因為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不完善。企業辛辛苦苦創新出來的東西，可能沒幾天就被人傢山寨瞭，價格一落千丈，企業連回收高昂的創新成本都難，更不談高收益瞭。所以，我國很多企業的策略就不是創新，而是山寨，因為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的地區，山寨別人的先進技術反而是低風險配高收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企業傢流行一句奇怪的、外國企業傢可能根本聽不懂的口頭禪：“企業不創新等死，創新找死!”，其背後的原因就是創新風險太大，山寨更劃算。
在經濟趕超階段，山寨模仿戰略也許是可行的，但到瞭高收入階段，要與發達國傢競爭，山寨就越來越難以支撐經濟發展瞭。對於核心高科技領域，如工業級高端芯片、先進航空發動機等等都是無法山寨的，隻能靠自己日積月累的創新能力。至於為什麼我們的知識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戴亦一認為幕後的原因還是權大於法，地方保護和司法腐敗，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盡快進行司法體制的改革，創造有效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環境，是釋放我國企業創新活力的關鍵，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談到深圳的創新成就，人們發現以每萬名市民擁有律師人數等指標衡量的深圳法治環境，要遠遠好於國內其他城市，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從金融市場結構的維度看。
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格局是極其不利於創新的。為什麼呢？我國的資金市場至今仍然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的比例全國平均在20%左右，80%通過銀行貸款。創新是高風險行為，隻有資本市場的錢才願意流到創新領域去，因為高風險就意味著必須配高收益，資本市場的投資者都是股權投資者，可以分享創新企業的高收益。但銀行資金就截然不同瞭，由於隻是收取固定收益（利息），風險越低越好，所以銀行傢天生就是風險厭惡型的。因此，銀行資金出於風險考慮最願意把錢貸給地方政府、房地產、國企央企等風險小的客戶。
這樣的資金流向，怎麼能夠支持中國企業的創新呢？而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傢，企業所需資金中的70%甚至80%是通過資本市場來配置的。資本市場為什麼願意投資給高風險的創新型企業呢？因為股東能夠分享公司的收益，投資科技創新型企業雖然高風險，但也高收益。回到深圳和上海廣州等地在創新領域的差距問題，人們很容易發現深圳擁有深交所，作為全國創業板和中小板融資中心的深圳，高科技企業近水樓臺先得月，其直接融資環境比上海和廣州等城市好多瞭，這也是深圳創新表現更為優越的重要金融因素。
第四，從教育、文化和信息環境的維度看。
創新，需要有創新能力的人。如何培養具有一流創新能力的人才，關鍵在教育。教育要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健全人格和敢於挑戰權威的人。中國在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創新是高風險的活動，需要有包容的文化。縱觀世界，那些最具創新能力的國傢，無論是美國、還是以色列，其移民文化都具有非常鮮明的包容特性。日本經濟創新算是做得不錯瞭，但日本的原創還是遠不如美國。我曾經在訪問日本一橋大學時，問過一位日本教授這個問題：“為什麼日本出不瞭特斯拉、出不瞭蘋果、出不瞭谷歌等這樣偉大的原創企業？”日本教授的回答令人深思：“日本是武士道文化，武士道文化不包容失敗，將軍和士兵一旦打瞭仗敗，是要剖腹自殺謝罪的，所以整個日本的國傢文化是不能容忍失敗的。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企業高管更願意帶團隊去做風險小的改良項目，去搞工匠精神，而不太願意去做風險很大的原創。”
我們要釋放中國企業的創新活力，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力，文化包容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唯有開放包容，才有萬眾創新。這一點，我們在對比上海和深圳時也很容易看到，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移民城市，其文化比上海更具包容性。戴亦一教授認為這也是深圳創新領域遠遠優於上海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信息環境。中國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傢，今後面對的重要競爭對手不是印度越南等發展中國傢，而是具有超強創新能力的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傢。科技創新不是閉門造車所能成就的，隻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學傢們才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創新成果。現有國內信息等各種環境的限制，現在深圳很多高科技企業如華為、大疆、歐非光等，為瞭獲得世界一流的創新能力，都不得不在海外諸如矽谷、特拉維夫、倫敦、首爾、東京等城市設研發基地。這樣做雖然使企業獲得瞭世界級的創新平臺，但也增加瞭不少本來可以節約下來的研發成本。因此，如何在確保新聞和社會輿論導向的前提下，為科學傢和工程師們的創新活動，提供有利的面向國際開放的信息和學術交流環境，是擺在我們目前的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戰。
面對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對那些束縛企業創新活力的不合理制度進行徹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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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毋庸諱言的。但目前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等新形勢新問題，為瞭防止因房地產泡沫的破滅而發生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我們迫切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而要徹底擺脫中國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拯救處於困境之中的實體經濟，我們要盡快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入手進行大膽的革新。從需求側的角度來看，必須盡快把老百姓的消費需求釋放出來；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得把企業創新的活力釋放出來。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本和德國都面臨著本幣升值，出口遭受重挫的困境，但日本采用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等泡沫經濟的方法應對，最終走向瞭泡沫破滅，而德國則采取瞭釋放內需尤其是釋放企業創新活力的方法，成功地度過瞭難關。作為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勤勞而且聰明老百姓的國傢，中國經濟隻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是沒有理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沒有理由不創造出新的中國奇跡的。
編輯：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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