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永誌不渝 就在這兒，說盡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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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一篇文章之所以讀起來精彩，並不是因為在理論上有什麼了不起的創見或突破，而僅僅是因為，作者發現了一種極為巧妙的方法，能夠測量到一些以往大家都認為無法被測量的變數，這樣的趨勢，在近二十年的經濟學發展中，是極為明顯的。

 

例如，我們都知道，如果妳能比別人早一步預測經濟的衰退，那麼，無論是對政府或個人來說，這都是非常寶貴的資訊，即使這個資訊並不一定完全精確，但只要能大致做出推估，也足以讓妳佔盡先機。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就曾經發展出一個很簡單的，預測不景氣的測量方式。他們去算算紐約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上，「recession」這個單字的出現次數，當出現次數多的時候，就表示不景氣的可能性在增加，反之，則代表經濟正處於景氣的階段。很有趣的是，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指標，竟然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定期發表的景氣循環報告非常接近，而且通常還比經濟研究院的定期報告出爐時間要早得多。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由兩位任職於德國波昂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利用Google估算失業率是否升高或下降的快速測量方式。中心概念也很簡單，就是將特定關鍵字，例如「失業介紹所」、「失業率」、「人力資源顧問」等等輸入Google，然後計算檢索結果的出現次數，若是出現次數多，則表示失業率正在上升，反之則代表正在下降。這樣的測量方式，事實上常常與官方後來所發佈的失業率升降趨勢符合，而且還比官方發佈的消息要快得多（因為官方資料常常需要經過繁雜的比對查核）。

 

當然，尋找巧妙測量方式，來測量原本認為無法測量的變數，也是近年來犯罪研究中的一個熱門問題（不過似乎僅限於犯罪經濟學的研究者，至於傳統犯罪學的學者，由於多半偏向社會學方法，所以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趨勢）。

 

例如，我們如何測量走私？傳統的想法認為由於走私是地下活動，本質上就是採取隱密的方式，因此無法很難加以觀察並估算，多半是以查獲到的走私品價值做為樣本，來推估所有走私品總價值大概有多少（例如本年度查獲走私菸酒五千萬，那麼就以此為基礎，推估整年度菸酒走私的數額可能有幾億元），這樣的推估，往往是非常粗糙而不精確的。

 

但是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犯罪經濟學家，想出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法，來測量走私總額。方法相當簡單：當貨物從A國運到B國時，要經過兩個海關，一個是A國海關，另一個是B國海關，而經過這兩個海關時，運送人都要向海關申報所運貨物的價值，而我們只要比較兩國海關所登記報價的差額，就是對於走私金額的測量。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利用了國際貿易中的一個慣例：絕大多數的國家，對於出口的立場是，你愛出口多少就出口多少，而且不收出口稅。相反的，對於進口的物品，大多數國家就會課徵相應的進口稅。

 

這樣的慣例，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當一個美國商人出口汽車到中國時，他並沒有動機，針對貨物的真實價值，去欺騙美國海關，因為反正也不會課出口稅，但是同一批汽車抵達中國海關時，由於必須繳納很高的進口稅，因此這時這位美國商人就有充分的動機去壓低報關時的貨物價值（無論是謊報價值，或者謊報說不是汽車，而是冷凍雞肉，甚至是直接買通海關官員都可以），以減少須繳納的進口稅額。因此就會發生雖然是同一批汽車，但是在美國報關時，可能是報五千萬，但是到了中國，卻可能只報兩千萬。而這差額的三千萬，實際上就可以用來測量走私。而這套走私方法之所以行得通，純粹只是因為各國海關的報關資料根本不互通的關係。

 

另一個實例是古物藝術品的走私。在多數國家，是禁止將本國古物流出國外的，但是以美國來說，它對於要進入美國本土的他國古物藝術品，並沒有禁止。因此就產生一個現象，我想要偷偷將一個非洲部落古老面具運到美國去賣，但這個非洲國家可能立法禁止這類面具流到國外，那麼我就必須採取走私的方式，無論是謊報行李內容或者賄賂海關官員，總之就是把面具弄出國了。但是到了美國海關時，我就不需要隱藏什麼了，因為美國並不禁止這種東西進口（相反的，可能私底下還很歡迎），而且若是隱瞞，反而才會引來更多申報不實等的麻煩，因此我會乖乖跟美國海關報上這些東西。因此，這個面具本身的價值，對那個非洲國家來說，實際上就等於是走私的價值。

 

當然，這樣的方式，並無法估算兩個國家都禁止出入口的走私物品價值（例如海洛英），但至少在某些物品上，已經可以做到比以前精確得多的測量。

 

其實，很多時候，我腦中想的，就是這類的問題：「要測量什麼呢？該怎麼測量呢？」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想出一些很巧妙的，測量某些犯罪的方法，或許這樣，我才能擺脫跟傳統法學家天天作毫無證據的爭論的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