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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13 10:45:04 | 人氣(22,678) | 回應(5) | 上一篇 | 下一篇

馬曉濱檔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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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濱檔案(上)

「見了妳,比上刑場還難。」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上午,在台北看守所接見室裡,死刑犯馬曉濱看著闊別四年,遠從大陸跨海來台的妹妹馬小琴,心痛、流淚的說出這句話。一個星期之後,馬曉濱被押赴刑場槍決。臨死之前,我不知道馬曉濱心裡想些什麼,他如果早知道,他來台灣之後,只是加速讓自己走向生命的終點,他還會不會選擇「投奔自由」?這麼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而馬小琴哭著離開台北看守所,悲痛的說:「我這次來,不想是為哥哥收屍的。」那句話,更常讓我在午夜時分,低頭嘆息。

直到現在,我還是常常在想,到底,是什麼因素奪走了馬曉濱等三個人的性命?是他們自作自受、罪該萬死?還是因為他們不長眼,綁到了與層峰關係深厚的大人物的家人?或者,是因為立法院僵化且麻木不仁的制度,把一套早已失效的法律還當成聖經使用所致?亦或者,是因為整個司法制度不過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他們縱有千萬種不該死的理由,但在政治正確大原則下,他們本來就難逃一死?說真的,我不知道。而我更不知道的是,那些曾經直接、間接成為促成馬曉濱死亡的人,心裡會不會有一絲絲的愧疚?他們會不會覺得手上沾滿了鮮血,而在多年之後,驚恐的發現,自己原來也是劊子手的幫兇?而那些直到最後一刻,還在積極奔走,高呼「槍下留人」的人,對於現實社會中充滿的「法律殺人」、「制度殺人」現象,會不會有著最深沈的無力感?

馬曉濱所犯下的案子,其實相當簡單。

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間,馬曉濱夥同華裔越南難胞唐龍、長榮公司離職警衛王士杰,共同綁架了長榮海運小開張國明,並向長榮的老闆張榮發勒索五千萬元。

十八日晚上九點多,他們三人順利取得贖款,十一點左右,被綁了整整一天的張國明即被平安釋放。十九日,警方收網抓人,一天之內,他們三人全都落網。

接下來,即是一連串的司法審訊工作。在他們三人到案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台北地檢署以罕見的快速度把他們三人提起公訴,台北地院也依懲治盗匪條例的擄人勒贖罪,把他們全都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案上訴到二、三審,法官都維持原判。

七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也就是在他們犯下這起綁架案九個月後,他們都被押赴台北監獄刑場執行槍決。

這件案子之所以會引人注意,有幾點原因。首先,這起綁架案的三名歹徒背景太過特殊。其中,馬曉濱是所謂的「反共義士」、唐龍是「越南難胞」,他們頭上原本有著政治正確的光環,卻犯下這件重大刑案,自然引人側目。其二,苦主張榮發是富可敵國的富商,和黨政界關係一向良好,他的兒子被綁架,當然是重大的新聞。其三,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一件擄人勒贖案的被告,會引起那麼多社運團體、人權團體的關注,死刑的存廢問題,也從沒有討論得如此激烈過。但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馬曉濱等人的犯行,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都是被歸類為「自作自受」,同情他們的人反而不多。所以,當他們三人伏法之後,事實上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多的反思。

不過,這件案子就很像一顆投入湖心的石子。當石子沈入湖中時,湖面上的漣漪曾經逐漸盪開、擴大,終究恢復平靜,但表面上的平靜無波,不代表一切都回到正常。沈入湖底的石子,就像沈入某些人的心底,它永遠在那裡。每當不經意的時候,心頭就會突然有一陣刺痛,那會讓人想起這件陳年舊案,會讓人靜心思考當年的種種,做的究竟對不對。或許,投入湖底的不是石子,而是顆種籽,在多年之後,它會萌芽、會慢慢的成長,會讓人看到更多更多。

故事,要從馬曉濱伏法前四年說起。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一艘三公尺長的小舢舨悄悄的飄進南韓瑞山郡鶴岩浦港,南韓海警隊發覺後馬上出動,在岸邊截獲了這艘小船。在船上,有十九名疲憊不堪、神色驚恐的男子,他們不是北韓派遣到南韓刺探軍情的間諜,他們是大陸偷渡客。

其實,直到今天,偷渡仍然不是什麼大新聞,在國與國的邊界之間,人民偷渡來、偷渡去,更是時有所聞。但是,當局者要如何處置這些偷渡客,卻是大有學問。舉例說,如果有政治上正面的宣傳價值,那麼,這些偷渡客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所謂的「投奔自由」、「反共義士」;如果有政治上負面的宣傳價值,他們就會成為所謂的「匪諜」、「共諜」;如果完全沒有價值,那麼,他們就只是偷渡客,命運也只有原路遣返一途。主政者一念之間的不同選擇,就決定了這些大陸偷渡客的命運,但是,成為反共義士不見得比較好,就如同被遣返也不見得一定是最糟。

這十九名偷渡客的命運,和別人不同。因為,他們選擇上岸的地點太過於特殊了。南韓政府在瑞山郡部署了飛彈基地,駐韓美軍更把這裡建制為戰略核武的堡壘。十九名白目的大陸人,不明不白的闖進了這個軍事禁地,新聞媒體不可能把這事淡化,事實上,這件闖關事件還鬧成了國際新聞,在眾口攸攸之下,南韓政府不能再循往例,把他們塞回大陸去。軍方經過三個星期的調查,確定他們的偷渡行為沒有政治上或軍事上的動機後,決定把這燙手山芋丟給台灣政府,於是,在七十五年七月八日,這十九個人就這麼糊里糊塗的搭著飛機,來到了台灣。

下了飛機之後,這十九人馬上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為他們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記者會,他們面對記者的詢問時,也都依著事先排演的說詞, 大聲的說,他們會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搭著小船在海上漂流三十個小時來到南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投奔自由,他們全都唾棄共產暴政。天曉得,在他們決定偷渡之前,其實沒有幾個人真想來到台灣,他們更想去的,是美國、加拿大,甚或是日本,但是,既然已經被南韓丟到台灣來,他們除了配合演出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的說法或想法。

風光的記者會,換來的是第二天媒體大篇幅的報導。但這十九人並沒有享受到成為名人的特權。他們只能如同照著劇本演出的演員一般,繼續服從政府的指示,努力完成政府要他們做的政治宣傳。但是,他們怎麼也沒想到,政治宣傳一結束,他們就被送到位於澎湖的難民營,表面上的說法,是要他們參觀這座「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但他們一進去之後,就出不來,在裡頭一待就是兩年。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命運中的巧合。當這十九名所謂的「反共義士」被關在澎湖難民營的時候,也正是我在澎湖服兵役的那兩年。有一段時間,我們連上還被派去難民營支援,負責營區衛哨勤務工作。而我,也曾經戴著軍便帽,腰上紮著S腰帶,手上持著木槍,站在營區門口擔任哨兵。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營區裡關的是什麼人,印象中,我曾看過一些皮膚顏色比較深的男男女女,聽連上的士官說,那些人大多是中南半島過來的難民。我也曾經問過,既然是難民,政府不是應該妥善的安置他們嗎?怎麼把他們丟到澎湖關起來?但連上的長官也無法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只是不斷的三令五申,要我們切記,絕對絕對不可以和這些人交談,因為,他們很可能都是些危險人物。

這些人有什麼危險?我不清楚。我想,政府也不清楚。但正因為不清楚,所以才要詳加調查。舉例來說,政工人員調查後就發現,這十九人來台之後所呈報的姓名都是假名,這顯然就讓政府當局相當警覺,主政者一定認為,如果他們來台的目的真的是為了投奔自由,為什麼還要拿假名騙人?但政府卻沒有想到,他們如果報出了真名,透過媒體的傳佈,那麼,他們在大陸的家人都會遭殃。而這十九人之中的帶頭大哥劉德金,最後竟然也被情治單位查出他涉嫌叛亂,而被移送軍法審理,一關四年,直到七十九年才被李登輝總統特赦出獄。

至於其他的十八人,經過兩年的軟禁和調查之後,實在查不出他們有任何叛亂的嫌疑,最後終於在七十七年決定釋放他們。被釋放的十八個人之中,有一個人就是馬曉濱。

馬曉濱被放出來之後,曾經到救總尋找協助,但救總只發給他三萬多元,就把他丟到職訓所去學藝。可是,馬曉濱學來學去,都學不成一技之長,一怒之下,馬曉濱決定離開職訓所,自謀出路。

可是,自謀出路談何容易?馬曉濱四處碰壁,心情更加煩悶。

人一心煩的時候,總會想找些舊時的朋友聚聚。在台灣,馬曉濱舉目無親,他認識的人,就只有當時同船一道兒偷渡來台的難友們,另外,就是關在澎湖難民營那兩年所結識的中南半島災胞們。

結果,他找到了唐龍,一位和他一起蹲過澎湖難民營的越南難胞。唐龍和他一樣,也是處處不順,心情苦悶。兩人聚在一起,整天嘆氣,嘆著嘆著,他們又遇到了王士杰,沒想到,認識了王士杰之後,他們的命運也從此改觀。

王士杰原本是長榮海運的警衛,他因故離開長榮之後,生計也出現問題。他看到馬曉濱、唐龍也為生活發愁,於是心生一計,他提議,不如做件大事,好好的撈一票,以後下半生也有著落。

可是,要幹哪一票呢?王士杰既然曾在長榮海運待過,他當然知道長榮的老闆張榮發非常有錢。既然要幹一票大的,那麼,不如就綁架長榮海運的少東,張榮發的兒子張國明吧!

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晚間,馬曉濱、唐龍在王士杰的住處商量後,決定要幹下這筆大買賣。議定後,三人開始分頭籌備。

十一月十三日起,他們三人連續四天都埋伏在台北市建國北路長榮公司附近,王士杰並以識途老馬的姿態,指認張國明,要唐龍、馬曉濱別認錯人、綁錯人。到了十七日晚間十一點多,他們三人決定動手。

這一晚,唐龍開著租來的轎車,駛到長榮公司附近,看到張國明走出公司,馬曉濱就上前把他拖到車上。張國明被綁之後,一開始想要掙脫,馬曉濱為了制伏他,於是動手毆打張國明的肚子,之後,又拿酒瓶敲張國明的肩膀。張國明吃痛之後,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就擒。

得手之後,他們三人把張國明載到台北市忠孝東路的朋友家,並且拿繩子把張國明結結實實的綁在一張躺椅上,另外再拿膠帶封住張國明的嘴巴和眼睛,讓他無法逃跑,也叫不出聲、認不出人。

安置了肉票後,他們再把事先已經準備好的勒索信送到張榮發家裡,這時,已經是十八日凌晨了。

這封勒索信是以報紙剪字貼成的,目的是不留下筆跡,避免留下線索。整封信的內容是這樣的:「張董事長、夫人:張國明現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不想傷害他,我們只要錢,您們要於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時前準備現金五千萬元,全部用舊鈔分裝在兩個皮箱內等我們電話,不要報警或跟蹤,否則後果自行負責,只要發現可疑,您們便準備收屍。」

張榮發看到勒索信後嚇了一大跳,他馬上報警。刑事警察局長莊亨岱也馬上跳上第一線,親自帶領刑事局的警官展開偵辦行動。

這天中午十二點半,王士杰打電話到張榮發家中,他用台語說,五千萬元要裝到張榮發的賓士轎車內,在中午一點之前,把車子開到林口長庚醫院斜對面的工業區標示牌附近,車子停妥後,人下車離開,鑰匙插在車上,車門不要上鎖,等他們拿到贖款之後就會放人。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遽變,張榮發派出女婿鄭深池出面與三名綁匪周旋。他很聽話的把車子開到指定的地點停放,可是,等了半天,都等不到有人出面開車取走贖款。大批警方在附近埋伏,也都無功而返。

原來,就在馬曉濱決定前往取走贖金時,在路上卻看到有警方設點臨檢。馬曉濱作賊心虛,不敢與警方打照面,他決定放棄這次取贖的行動,另起爐灶。

晚上九點多,王士杰再次打電話給鄭深池,付贖金的方式不變,但地點則改到忠孝東路六段某處。鄭深池這次仍然乖乖的依照指示付了贖金,而馬曉濱也很順利的把車子開走。晚上十一點多,三人會合,他們把張國明鬆綁,並且在他臉上戴上貼著膠帶的眼鏡後,把他載到撫遠街的巷子裡放生。張國明下車時,還說身上沒錢,無法回家,馬曉濱還很阿莎力的掏出一千元,交給張國明,要他自行搭計程車回家去。

馬曉濱他們三人絕對沒有想到,在台灣的刑案中,破案率最高的,就是綁架案。這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因為,綁架肉票時,是被害人全無防備之際,最容易得手,但是,要勒索贖金時,歹徒就必須和肉票的家人聯絡,這時,就很容易曝露形跡。而拿取贖款時,警方更是有備而來,早就在交款地點埋伏得像鐵桶似的,當然更容易抓到人。警方之所以沒有馬上動手逮人,而只是一路跟監,顧慮的不過是肉票的安危罷了。一旦確定肉票安全無虞,警方自然就會馬上採取行動了。

馬曉濱等人以前沒有幹過綁架的買賣,他們當然不懂這個道理,在他們的想法中,張榮發為了顧及自己愛子的安全,一定不可能報案的。五千萬元對一般人來說,或許是筆大數目,但在張榮發的財富裡,那僅是九牛一毛罷了!他們想,拿了錢、放了人,大家從此老死不相往來,這一票買賣,幹的是絕無風險。

可是,他們絕沒有想到,張榮發一接到勒索信後,馬上就報了警。當王士杰第一次打電話到張榮發家中時,刑事局的幹員就研判,這名歹徒一定是內賊。要不然,他們不可能那麼清楚張榮發的座車是賓士轎車。所以,警方馬上開始過濾近幾年來從長榮離職的員工資料,王士杰的身分就這麼被鎖定了。之後,馬曉濱取贖時,也被警方盯上。當他們三人在復興北路某家飯店裡朋分贓款時,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警方早就已經蓄勢待發了。

五千萬到手後,王士杰、馬曉濱各分到了一千七百萬元,唐龍拿到了一千六百萬元,三個人分了錢之後,興高采烈的分頭離去。

十九日,警方開始行動。唐龍、王士杰先後落網。在他們的住處中,贖款也被起出。其中,王士杰的一千七百萬元分文未動,唐龍的一千六百萬元也只花掉了一萬兩千元。到了晚上七點,馬曉濱發現事跡敗露,同夥都已被捕後,他也自動向景美分局投案,並且把贖款交出。馬曉濱花掉的錢比較多,但也只有八萬六千五百元而已。換句話說,這場綁架案,從事發到破案,只有兩天功夫,三名綁匪總共也只花掉了九萬八千五百元,其餘的贖款後來都發還給張榮發。而馬曉濱等三人也萬萬沒有想到,為了這不到十萬元的贖款,他們三人都必須賠上一條性命。

全案偵破之後,媒體自然大幅報導這件重大的擄人勒贖案。在社會上一股「治亂世用重典」、「重大刑案必須速審速結」的氣氛下,這件案子從起訴到一審判決,總共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台北地院承審法官溫耀源根據懲治盗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的「擄人勒贖罪」,判決三名被告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法官在判決書最後一段,詳述他判決死刑的理由。判決書中指出,「被告馬曉濱為投奔自由之大陸同胞,被告唐龍為逃離越南之難胞,渠等應知勤勉服務及在我國之自由可貴,善加珍惜,竟因凱覦他人財富,而干犯法紀,以擄人殘忍之方式勒贖鉅額之款,雖因取得贖款而將被害人釋回,惟此種犯行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之發展,使持有款項者,人人自危,為懲其惡及儆效尤,本院斟酌再三,認被告三人實罪無可逭,求其生而不可得,自均應將渠等永久與社會隔絕等一切情狀,各依法為死刑判決之諭知。」

聽到死刑判決之後,馬曉濱整個人都癱掉了。他想不透,他雖然幹下了擄人勒贖的重案,但他並沒有殺掉肉票,為什麼司法要判他死刑?他一度心灰意冷,打算放棄上訴。

可是,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死刑案件即使被告不上訴,法院還是要依職權把全案逕送上級審法院審理。這也就是說,死刑案不管被告服不服罪,在程序上一定要打完三審之後才能定讞。

一審判決後,有記者跑去問當初「接待」馬曉濱的救總,救總的回答很冰冷。官式的說法是這樣的:「即使是反共義士,只要在台灣犯案,也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沒有半句同情,沒有半句聲援。

反而是當時被視為「亂黨」的台權會,卻為了馬曉濱這名大陸人出頭。

台權會主任陳菊跳出來說話。她說:「在馬曉濱身上,有著反共的政治神話和歷史包袱,甚至有嚴重的政治欺騙。與馬曉濱同船逃到南韓,又被接運來台的十九個人,對台灣社會一點也不了解,只是嚮往物質生活,政府讓他們當了一天的反共義士,就不再理他們,甚至還對他們施以刑求。等到他們進入社會之後,沒辦法適應、生存,他所想到的,便是撈一筆錢離開這裡,不想再見到這裡的人。」陳菊認為,馬曉濱會走上這條路,政府的照顧不周難辭其咎。

但是,陳菊的說法,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

案子打到高院時,馬曉濱的義務律師聲請法官傳訊當年和馬曉濱一同偷渡的難友,企圖藉此證明,馬曉濱來台之後曾經被長期的隔離、拘禁、拷問,事後,他們被釋放時,政府也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護。可是,高院合議庭斷然駁回了律師的聲請。因為,法官認為,馬曉濱之前有沒有受到不當的對待,和他會不會犯下綁架案,並沒有必然的關聯性,而且更不是構成犯行是否可堪憫恕的原因。

二審判決,馬曉濱等三人依然被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隨後,案件送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法律審,不開庭。馬曉濱等人只能關在台北看守所裡,等候判決的結果。

七十九年六月七日,最高法院駁回了上訴,全案判決定讞,馬曉濱、唐龍、王士杰仍然維持死刑原判,並均褫奪公權終身。

死刑判決確定後,接下來的程序,就只剩執行了。在這段時間中,相關的救援工作也分頭展開,人權團體所做的,是和時間賽跑。

在法律事務上,律師郭吉仁負責向最高檢察署提出非常上訴的聲請案,而律師劉緒倫則先擬好再審聲請書,以備非常上訴聲請被駁回時,可以馬上向高等法院提出。而理律事務所的律師李念祖、陳長文則提出大法官釋憲聲請案,請大法官會議解釋,懲治盗匪條例中的唯一死刑法條,是不是已經剝奪法官量刑時的裁量權,有沒有違憲之虞。

另外,人權團體也發動國際人權組織聲援。國際特赦組織就發函呼籲一百三十多國的分支機構致函李總統、行政院長郝柏村、法務部長呂有文,請他們考慮能否槍下留人。而四年前與馬曉濱一同偷渡到南韓的大陸青年,有十六個人在六月十二日到總統府前廣場上靜坐絕食請願。

在國內,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表聲明,指稱法院判處馬曉濱等三人死刑,是非常殘忍的作法。而天主教、基督教及佛教界等宗教人士,也召開緊急會議,並聯合上書李總統及檢察總長石明江,希望能給馬曉濱一線生機。

六月十五日,張榮發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原諒馬曉濱等人。可是,也就在同一天,總統府發布新聞稿表示,總統不會過問類似個案,不可能對馬曉濱等人發布特赦令。而始終站在被害人立場的被害人人權保護協會則發表強硬聲明,反對馬曉濱等人獲得任何減免死刑的作法。

「要不要殺了馬曉濱?」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人權或法律議題,漸漸的,它被上綱成為政治問題和意氣之爭了。

到了六月下旬,馬曉濱收到了最新訊息。律師郭吉仁和他會面時告訴他,他在大陸的妹妹馬小琴,在海基會的協助下,終於獲得批准,可以來台探視他。這一年,離政府開放大陸同胞來台探親不過三年,對於有心來台的大陸同胞,政府的審查工作是又嚴又慢,按照常理,馬小琴其實並不符合來台探親的規定,但或許是想到馬曉濱來日無多,所以特別法外通融。

馬曉濱聽到律師的說法後,心情一陣激動。他告訴律師,他當然很想見到妹妹一面,但他也擔心,不知道自己的案子能不能拖到那一天。他說:「我怕妹妹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其實,自從馬曉濱被判處死刑定讞之後,台北看守所為了避免他的心理受到刺激,每天送給他的報紙都先經過了「處理」程序。所謂的處理,也就是把報紙上有關於他們三個人的新聞都剪掉、挖掉。這種作法,即是俗稱的「開天窗」。而馬曉濱等三人雖然看不到報章上有關於自己新聞的內容,但他們也學會了另一種看報紙的方式,那就是由被挖掉的版面大小,推估自己的事件受外界關注程度的高低。這幾天,眼見馬小琴很可能可以來台探視他,報紙上被挖掉的洞洞也愈來愈多,馬曉濱知道,他的案子最近又成了熱門新聞。

事實上,馬曉濱幾乎已經放棄了求生的機會。他認為,在龐大的司法機器底下,他不可能有死裡逃生的好運氣。只是,他很不平衡。他問律師郭吉仁:「我沒有傷害被害人的生命,國家為什麼要剝奪我的生命?」律師只能安慰他,或許,打贏了非常上訴,案子就會改觀了。

馬曉濱其實也知道律師的說法,安慰成分比較大,他沈吟了好久,還是把一直壓在心底的話說出來。他說:「我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討收容投奔自由的大陸同胞的作法。」

馬曉濱沒有明白的抱怨,政府收容投奔自由的大陸同胞的作法有什麼問題,可是,這問題不說自明,因為,問題就反映在他自己身上。

七月十二日,馬小琴終於來台。當晚,稍事休息之後,第二天一早,她在立法委員林正杰、律師郭吉仁、台權會幹部陳菊的陪同下,在台北看守所特別面會室和闊別了四年多的哥哥馬曉濱見到了面。

這天上午,我們這群記者,風聞馬小琴會到看守所探望胞兄,於是,大夥就守在看守所的大門外,準備採訪相關新聞。上午九點五十分,馬小琴出現了,一群記者們一擁而上,按照慣例,總是會有一兩個記者問那個笨問題:「馬小琴,妳現在有什麼感覺?」但馬小琴什麼話也沒說,她一臉落漠,兩眼紅腫。在看守所副所長的帶領下,上午十點零五分,馬小琴等人進到了特別面會室和馬曉濱見了面。

從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馬曉濱偷渡到韓國之後,兄妹兩人這是第一次見面,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見面的地點會在看守所裡頭。

看到久違了的妹妹,馬曉濱忍不住放聲大哭。看到哥哥哭,馬小琴也跟著哭,兩個人幾乎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哭了好久,馬曉濱終於說了一句話:「見了妳,比上刑場還難。」

他強忍淚水說,他承認自己犯了錯,但是,他絕對沒有傷害人的意思,從頭到尾,他們從來就沒想過要撕票,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被判死刑。

馬曉濱哽咽的說,他後悔成為反共義士,就是因為這頂大帽子的壓力太大,他才會在走投無路之下,走上這條不歸路。

另外,馬曉濱也透露一段祕辛。他告訴妹妹馬小琴,四年前,和他一道兒偷渡到南韓的劉德金,事後被情治單位依叛亂罪移送軍法審判,馬曉濱承認,是他向情治單位供出劉德金的本名,才會讓他陷入牢獄。馬曉濱託馬小琴一定要把這件事告訴劉德金,並請劉德金原諒他。馬小琴也告訴他,劉德金在幾個月前剛剛被總統特赦,已經從綠島監獄放出來了。對於當年被馬曉濱出賣一節,劉德金並不計較。事實上,馬小琴來到台灣後,劉德金馬上就跑去找她,還鼓勵她一定要堅強。

馬小琴拿出一封母親親手寫的信,交給哥哥。馬曉濱一看到字跡,忍不住又哭了。這封信的內容很簡單,據馬小琴事後轉述,信裡,媽媽告訴馬曉濱,要他「吸取終生的教訓,不要悲觀失望,要有勇氣對待自己。」

馬曉濱也問到家裡的狀況。馬小琴告訴他,自從四年前他離家之後不久,祖母就過世了,母親因為擔心他,也有點精神異常,生了重病。最近得知哥哥被判了死刑,全家的心情都很壞。聽到這裡,馬曉濱又是泣不成聲。

會面最後,馬小琴想和哥哥合拍照片,但是看守所不准他們使用相機。經過千請萬託,最後,看守所從總務科借來一台相機,幫他們拍了照。但是,相片不能馬上取得,看守所人員告訴她,這些相片要等她回去大陸時,才能給她。

十點四十五分,四十分鐘的會面時間到了,兄妹兩人哭著分手。

馬小琴出了看守所,看到我們仍然圍在她身邊,只好同意接受採訪。她說,她這次申請來台,可以在台灣停留三個月,所以,她會好好利用這三個月的時間,除了儘量找時間到看守所探望哥哥之外,她也想見見張榮發董事長,為哥哥之前的行為向他致歉。另外,如果有可能,她也想見見李總統,希望總統能寬大處理哥哥的事件。最後,馬小琴還不忘一再強調,她非常感謝張榮發先生,因為張董事長已經公開表示原諒她哥哥了。

馬小琴來到台灣,對於主張給馬曉濱一線生路的團體來說,自然是士氣大振,可是,也或許是因為這方的聲勢愈來愈大,反而造成了反效果。(待續)

台長: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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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苞
罪不至死
2009-11-27 23:42:00
李總統若時間倒流不知是否........
2013-04-15 23:43:35
HUGO
2013-07-08 16:29:13
瑪莉亞
雖然罪不致死,但即使他們被判死,也沒有人因為他們的死而不敢綁架別人。找綁不是嗎?所以很多人是不怕的。
其實就如酒駕撞傷也不致死,但很多事若要等到認死了,再來嚴法就來不及了。所以抓到酒駕,掉銷駕照五年內不得考照,難道不合理嗎?
當我們做任何違背良心之事,你就要有報應的認知,無論合理或不合理。
2014-05-15 11:20:07
香港一巿民
您對生命的重視,精神令人感動.我見過昭慧法師一面,好像說,她因為馬曉濱案而觸動慈悲之心,我則因讀維基檔案中介紹昭慧法師的文字,而聯通到這裡,拜讀了您的文章.死者不能復生,應重視生命的價值,這項教育真的很需要.盜亦有道,
2014-09-30 16: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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