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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13 03:03:55 | 人氣(30,970)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死刑檔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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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檔案(上)

如果說,數字會說話,那麼,我要報幾個數據給你聽。

根據一九九八年的資料顯示,全世界一百八十六個國家裡,有七十個國家已經完全廢止死刑;有十三個國家在軍法及戰時犯罪之外,已廢止死刑;另有二十三個國家雖有死刑存在,但至少已長達十年未曾執行死刑。以上,共有一百零六個國家,超過世界國家總數的一半。

同樣的,根據一九九八年的資料,前一年,全世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排行第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處決了一0六七人;剛果第二名,執行了一百名死囚;美國名列第三,執行六十八人;伊朗第四,執行六十七人。台灣呢?以執行三十八人名列第七。不過,這所列的只是執行死刑的人數。如果以人口比例來算,台灣執行死刑的比率,可能高居世界第一、二位。

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禁止政府對人民施予「殘酷且罕見之刑罰」。死刑,算不算得上是一種「殘酷且罕見的刑罰」?這問題見仁見智。一九七二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認為,死刑是一種殘酷且罕見的刑罰,因此認定死刑的存在是一種違憲的行為。但這項見解到了一九七六年時卻有了改變。聯邦最高法院不再堅持死刑是違憲的,但要求各州必須立出明確的法律,才能執行死刑。此後,美國的五十州裡,有三十八州決定恢復死刑。從這一年開始,到二00二年止,全美一共處決了八百二十名死囚。在牢中等待處決的人犯,還有三千七百多名。

二00三年元月十一日,美國伊利諾州即將卸任的共和黨籍州長雷恩,宣布動用州長的權力,大赦該州全部一百六十七名死刑犯,把他們的死罪一律減為無期徒刑或四十年有期徒刑。雷恩的大動作,不但轟動全美,連世界各國都相當矚目。一個卸任的州長,運用他最後的權力,大聲的對死刑說「不!」雷恩的選擇,其實相當值得深思。

台灣的死刑執行件數為什麼總是高居不下?這和我國的法律裡充塞著大量的死刑條款,有極大的關聯。以一九九0年台灣的刑事法律分析,在普通刑法裡,有四個絕對死刑、十六個相對死刑;在特別刑法裡,有二十四個絕對死刑、五十九個相對死刑;在軍法中,有四十四個絕對死刑、三十一個相對死刑。總計,我國的法律裡,共有七十二個絕對死刑及一0六個相對死刑的條款。法條裡有這麼多的死刑條款,被判死刑、被執行死刑的人數自然也不可能少了。

雖然,現任的法務部長陳定南曾經宣示,他要以漸進式的手段達到廢止死刑的目標,但在國人多半不贊成廢除死刑的意見氣候下,他所能做的,也只有儘量修改法律,把絕對死刑逐步修正為相對死刑,讓法官在量刑時有更寬廣的斟酌空間。但要達到全面廢除死刑的目標,可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呢!

從法務部的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執行死刑人數只有六人,到了七十七年時成長為二十二人,至七十八年倍增為六十九人,到了七十九年,更暴增為七十三人。不過,最近幾來執行死刑人數有下降趨勢,由八十六年的三十八人、八十七年的三十二人降至八十八年的二十四人。這三年中,總共執行九十四人。而這九十四人中,犯罪年齡介於二十到四十歲的青壯年最多,有七十一人;教育程度以國中、高中具中等教育程度者七十人最多;職業則有一半為無業。

我國的法律和美國不同。在美國,有權批准死刑執行的人,是州長,同樣的,州長也有權力特赦死刑犯。在我國,有權批准死刑執行令的人,只有一人,那人就是法務部長。那麼,法務部長是不是也有權力赦免死囚的罪刑,讓他們死裡逃生呢?答案是否定的。全國,唯一有權赦免死囚的人,是總統。

我國的法務部長雖然不像美國的州長,有權赦免死刑,不過,法務部長還是有個法律上的漏洞可以鑽,那就是不批准死刑執行令。部長如果不批,死刑就不能執行,那也就等於是變相的赦免了死刑。以九十二年元月十三日經高等法院再審之後被改判無罪的蘇建和等三名死囚為例,他們就是在八十四年被判處死刑定讞後,因為法務部長馬英九不願批准執行令,就這麼一路耗下來。後來繼任的部長廖正豪、城仲模、葉金鳳、陳定南,都沒有批准死刑執行令,他們也就一直沒赴死。等到翻案改判無罪後,自然就不必被槍決了。

我們常在新聞上看到死刑的新聞時,大部分都會有「某某某被判處死刑,經三審定讞後,由檢察官押赴某某監獄刑場執行槍決」這樣的句子。其實,這麼短短的幾句話裡,就包含了很複雜的法律程序。

首先要注意的是,死刑案件一定都要經過三審之後才能定讞。為什麼呢?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四四條第四項規定,「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因此,即便死刑犯自己不願意提出上訴,但依法,案子還是會一路送到最高法院,完成「三審定讞」的程序。等到最高法院作出「上訴駁回」的判決後,這件死刑案就等於拍板定讞了。

按理來說,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是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的,法官在作出判決時,應該已經反覆思量,作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的地步才是。可是,事實上真是如此嗎?似乎也不盡然。

舉個例子來說,七十九年初,曾發生兩名女清潔工在清晨掃街時被撞死的事件。事後,檢察官把涉嫌酒後駕車肇事的文化大學講師陳銘堯提起公訴。兩名女清潔工雖然幾乎是在一瞬間先後被撞死,但檢察官卻切割陳銘堯的行為,認為他撞死第一人時,是過失致死,撞死第二人時,是殺人。結果,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時,竟然把陳銘堯判了死刑。

判決一出,連檢察官都嚇了一跳。檢察官說,就算陳銘堯撞死第二個人的行為構成殺人罪,但也是屬於「不確定故意殺人」的範疇,和蓄意殺人的行為究竟有所不同。如果,連不確定故意殺人的行為都要判死刑,那麼,以後任何一件殺人行為,豈不都得判死刑?檢察官承認,法官的判決,令他睡不著覺,良心不安。所以,他後來還特別為陳銘堯提起上訴,請上級審法院改判較輕的刑。

再舉一個例子,八十三年元月十七日,台北地院判決一件殺人案。這名被告裴致榮在召妓陪宿之後,與妓女發生口角,進而持刀把妓女殺害。法官判他有期徒刑十三年。在判決書中,法官也承認,被告在行兇之後,一直沒有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但是他「平時經常捐血,而且常常捐款救助貧困,素行尚稱良好」,所以從輕發落。

這兩個案子一對比,有沒有發現相當荒謬?故意殺人的人,只因為有捐血及捐款的紀錄,就可以只判十三年徒刑。而酒後駕車過失撞死人的人,卻要被判死刑。這項的判決,符合正義公平嗎?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說,綁票又撕票的歹徒,被判死刑;不撕票的歹徒,也判死刑。我曾經提出質疑,如果不問撕不撕票,都一律判死刑,那不是等於變相鼓勵歹徒綁票後,一定要撕票嗎?

可是,我們的質疑卻有如狗吠火車。掌握審判權的人是法官,不是我們這些小記者,我們呼喊得再大聲,他們是不會理會我們的。

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之後,就會把全案的卷宗移給最高檢察署,由檢察總長審核有沒有提出非常上訴的餘地,如果沒有,檢察總長就要把案子再送交給「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也就是法務部。法務部經由檢察司審核後,如果也認為沒有翻案的空間,就把全案報給部長,由部長批示後,發交給高檢署執行。高檢署收到法務部長的令函後,依規定必須在三天之內執行死刑。

所以,相當矛盾的是,就算陳定南部長心裡很反對死刑,但是依照規定,他卻不得不批准死刑執行令。一個不贊成死刑的人,卻要批准執行死刑,天下間大概沒有比這種事更諷刺的了。

其實,有這種矛盾的,又何止陳定南一人?以前的法務部長、現任的司法院副院長程仲模,他當年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廢止死刑論」,顯然,他也是反對死刑的人。但他在擔任法務部長期間,也同樣批准過死刑執行命令。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二條規定,「死刑,於監獄內執行之。」所以,理論上,看守所是不能執行死刑的。說到這裡,必須要先說明「看守所」和「監獄」之間的區別。

一般來說,看守所裡關的人,稱之為「被告」,監獄裡的,則稱為「受刑人」。所謂「被告」,是指所涉案件尚未判決有罪確定,但被法官或檢察官羈押的人。至於受刑人,則是指已經判決定讞,須要服刑之人。

死刑,是一種生命刑,執行死刑和執行有期徒刑一樣,都必須在監獄裡面完成。不過,執行有期徒刑時,司法機關可以把原本羈押在看守所中的被告移到監獄去執行,但要執行死刑時,這樣的解送過程卻很有可能發生變數。以台北地區來說,台北看守所位於台北縣土城市,但台北監獄卻位於桃園龜山,兩者路途遙遠。如果要把死刑犯從土城送到桃園龜山再執行,光是戒護人力就不知道要花上多少。為了解決這道難題,司法機關就想到一個好方法,那就是在台北看守所裡設立一塊「租界地」。也就是說,在看守所的一角,畫出一塊獨立的區域,掛上一塊銜牌,上頭寫著「台北監獄刑場」。要執行死刑時,只要把死囚從看守所內的牢房拖出來,送到這塊小區域裡,也就等於到了監獄的刑場,那就符合了法律的規定了。

執行死刑時,有一群人要到場。這些人包括了:一、死刑犯:死刑犯是主角,當然不可或缺。二、檢察官和書記官:要驗明正身,並作最後的訊問工作。三、法醫:負責為死囚注射麻醉針,並在死刑執行完畢後負責驗屍。四、法警:其中一名法警負責執行槍決工作,其餘的法警則擔任戒護工作。五、監所相關人員:包括了典獄長、看守所所長、看守所管理員及雜役等等。所以,執行一趟死刑,可真是工程耗大,動員人力無數呢!

早年,執行死刑的時間多半是在凌晨三點到五點之間。選擇這樣的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夜半時分執行死刑,比較不會吵到其他的受刑人。可是,這種時間其實很不人道。因為,對已經判決定讞的死囚來說,他們根本無法入睡。他們不知道,如果就這麼一覺睡下去,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陽。所以,每天晚上,死刑犯在牢舍裡享用其他人犯為他準備的「送行大餐」後,有的人就在囚室裡靜坐、打禪、禱告,有的人就開始寫遺書,有的人則是不斷的在小小的斗室內繞著圈子走來走去。一直要耗到天亮了,而且不見管理員走進牢舍,才能確定自己又可以多活一天,這才敢睡覺。但這天晚上,相同的情況又再度上演,又要熬一個不知能不能看到隔天太陽的長夜。

對於其他的執行人員而言,如果半夜三點要執行死刑,那無異代表著前一晚也不能入眠,必須熬夜準備相關工作,等到執行完畢後,天都已經大亮,過不了幾個小時又到了上班時間,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既然「凌晨三點槍響」有諸多不便,那不如就把執行的時間提早。所以,到了八十四年七月,執行死刑的時間就提早到晚上九點。執行完畢後,工作人員還可以回家補眠一番,免得第二天上班時打瞌睡。

死刑不是時時刻刻都可以執行的。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五條規定,「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受死刑諭知之婦女懷胎者,於其生產前,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另外,按照監獄行刑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定例假日也不能執行死刑。

我國司法單位執行死刑的方式,一律都採用槍決。雖然,在監獄行刑法第九十條規定,「死刑用藥劑注射或槍斃。」不過,在台灣執行死刑時,可從來都沒有採用過槍決以外的方式執行。

事實上,舊版的監獄行刑法裡,列出的死刑執行方式,可不只槍決一種,它還包括了絞刑、注射刑、電刑、瓦斯刑等等。但是,如果要選擇槍決以外的執行方式,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設備。如果採用絞刑,就要架設絞台;要用電刑,就得準備電椅;若用瓦斯刑,更要設置毒氣室;至於注射刑,那就得準備毒劑。

民國六十二年,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曾派員到國外考察死刑執行方式,後來也打算在台北看守所附設的台北監獄刑場增設毒氣室。主意定下來之後,司法行政部就發函給國內的一些營造商,問他們有沒有興趣承接建造毒氣室的工程。想不到,這分函件發出去之後,過了兩年,只有榮工處一家回函,而且是明確表示不願承包這項工程,其他的營造商根本置之不理,整個計劃只好不了了之。

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採訪過國內的幾家營造商。據他們告訴我,我國傳統營造業都很忌諱建造監獄或是看守所。如果實在逼不得已,非蓋不可,那麼,等到蓋好了之後,施工的工人們都還得在這棟新蓋好的監所裡住上一夜,以便去掉霉運。可想而知,如果連監獄都沒什麼人願意蓋,更何況是奪人性命的刑具呢?

另外,法務部後來也考慮到一個問題。如果死刑執行的方式真的變得多元化,那麼,要執行死刑時,該由誰來決定要採用何種方式執行呢?最高法院的法官說,他們只負責判決,不負責決定執行的方式。高檢署執行檢察官,看執行機關有什麼設備,就用什麼方式執行;監所人員卻說,要用什麼方式,應該是由檢察官決定。好啦!假設刑場裡,既有絞台,也有毒氣室,更有槍決用的沙場,那該怎麼辦?能不能由死囚自己來挑選一種讓他比較滿意的死法呢?好像也沒有答案。既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乾脆就維持槍決這種單一死刑執行方式算了。

講到槍決,其實也是很有學問的。

在電影裡,有時會看到槍決人犯的鏡頭,很多觀眾也被誤導,以為執行槍決時,是把人犯的眼睛矇住,綁在一根柱子上,劊子手在遠距離拿著長槍瞄準之後再開槍射擊。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執行槍決,用的是手槍,而不是步槍。早年,司法機關執行死刑的手槍是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槍,這種槍射擊時的聲音非常大,所以常會擾人清夢,讓住在刑場附近的居民睡不安枕。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之後,法務部採購了一批滅音槍,這才解決了槍決時候的噪音問題。

槍決時,射擊的部位是心臟。不過,是由背部射入,而非由前胸射擊。執行死刑規則規定,「執行槍斃時,行刑人與受刑人距離,不得逾二公尺。」由此可見,槍決時,劊子手和死囚的距離是相當接近的。

我曾經採訪過高檢署一位法警,他以前是憲兵,個性很沈穩,槍法也很準,所以,高檢署每次執行死刑時,大多都由他擔綱充任劊子手。他告訴我,依照規定,高檢署的法警們應該輪流執行死刑,不過,大多數的法警都不願意幹這檔子事,所以,每次都會拜託他去做。我問他,「怕不怕?」他笑笑的回答我,「有什麼好怕的?」我後來想想,也對。他怕什麼呢?該怕的,應該是生命即將結束的死囚,而不是他呀!

整個死刑的執行過程是這樣的。

執行時刻到了之後,監所的管理員會到死囚的牢房,把死囚叫醒,並且告訴他,他的案子已被「上訴駁回」,必須要「送監執行」了。

死囚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就會默默的換上一套「上路」時要穿的衣服。這衣服並不好穿。因為,死刑犯自從第一次被判處死刑之後,他就必須被釘上腳鐐,而且,這種腳鐐是用鉚釘釘死的,除非等到伏法,或是死刑被推翻,否則都不能解下來。

死囚戴著腳鐐,要換衣服當然很困難。不過,他們在監所裡待久了,都自然而然的練就了一身換衣的本領,所以,這點小小的困難,倒也難不倒他們。但是,可能是因為已經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了,死囚最後一次換衣時,動作都會特別的慢,這大概也有一點「多拖一刻是一刻」的味道。

衣服換好了之後,管理人員就會把人犯押解到看守所附設的刑場去。

早年,這一段路都是用走的。半夜時刻,死囚的腳鐐在地上劃過,發出刺耳的磨擦聲,這種場面很令人難受。有些死囚也可能因為嚇得走不動了,還得由管理人員拖著走。近年來,法務部規定,這段路不必再走了,看守所會在舍房門口準備一輛廂型車,把死囚直接載到刑場去,於是,死囚走上人生最後一段路的場面就不再出現了。

死刑犯到了刑場之後,會先進到一間偵查庭。高檢署執行檢察官和書記官都已正襟危坐,一臉肅容。

檢察官會先驗明正身,確定送過來的人,就是要執行的死囚。因為,如果執行錯了人,那問題可嚴重了。

驗明正身之後,檢察官會告訴死刑犯,他的案子已經判決定讞了,有沒有什麼話要說?這時,就看死刑犯要不要交待些遺言了。有些死刑犯話還很多,一說就不休,有些死刑犯則是三言兩語,把後事交待清楚就算了。

結束最後這一場庭訊之後,監所管理員就會幫死刑犯拍照存檔。接著,死囚就被押出偵查庭,走到刑場去。

刑場是有屋頂的,地上鋪滿了黃沙,上面墊著一床棉被。在刑場旁邊,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準備了一些滷菜、滷蛋、饅頭、包子、牛肉、高梁酒、香菸,這就是受刑人的最後一餐了。吃或不吃,都由受刑人自己決定。

吃完了最後一餐,法醫就會問死囚要不要注射麻醉針,絕大多數的死囚都會選擇「要!」而這種麻醉藥劑非常厲害,注入靜脈之後,大約八秒鐘,死囚就會失去知覺。

不過,早年執行死刑時,並沒有為死刑犯施打麻醉藥的規矩。可是,正由於不打麻醉針,死刑犯中彈之後,不一定會馬上死亡,這時,就會讓死刑犯出現渾身扭曲、掙扎的場面。這種恐怖的鏡頭,常常會把一些剛出道的槍手嚇壞了,後來,司法機關才研議,不如為死刑犯先打一針麻藥,一方面可以減少死囚執行時的痛苦,二方面也不會讓死刑執行時的場面太過血腥、殘忍。

早先,麻醉藥並不是用注射的,而是拿一條浸過「哥羅芳」之類麻醉藥的毛巾,掩住死囚的口鼻,讓他吸入之後昏迷。為什麼後來會改成注射麻醉針,說法很多。有一種說法是,有一次,法醫要拿毛巾矇住人犯的口鼻時,這名死刑犯卻突然間張口反咬法醫的手,當下血流如注。更慘的是,毛巾上的麻醉藥還滲入傷口裡,結果法醫當場昏倒。有了這次的意外之後,才改用打針的方式麻醉死刑犯。

改採注射方式之後,也出過一次問題。有一次,法醫要為一名死刑犯打針時,這名死囚因為長期施打毒品,所以全身的血管都已經硬化,根本找不到可以下針的血管。這名法醫緊張得滿頭大汗,打了好幾針,就是打不到血管,而這名死刑犯卻被白白的被多戳了好幾針。最後,死刑犯受不了了,他一把搶過法醫手上的針筒,用平常慣用的施打毒品手法,一針就刺到自己的血管裡,完成了注射的程序,幫了自己,也幫了法醫一個忙。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死囚都會選擇麻醉的。例如,槍擊要犯吳新華就拒絕打麻醉針。以前,曾有另一名死刑犯也堅決不打針,法警在連開兩槍之後,依慣例朝死囚的屁股踢了一腳,這種作法據說是為了確定人犯死了沒有,另方面也是要把死囚的靈魂踢出體外,讓他可以投胎。沒想到,這名死囚被踢了一腳之後,卻沈聲說:「不要踢啦!我一定會死的啦!」當場,把法警給嚇呆了。

死刑犯被麻醉了之後,監所的雜役就把他拖到刑場,讓他趴在鋪好的棉被上。以利槍手行刑。

其實,以前槍決人犯時,人犯是跪在刑場上,而不是趴著的。槍手從後方朝著跪在地上的死囚開槍,子彈擊中人犯身體時,巨大的撞擊力會把死囚撞趴在地。這樣的景像當然也很殘忍,所以後來才決定改讓人犯直接趴在地上受刑。但即便如此,當子彈穿透人體那一瞬間,死刑犯的軀體還是會彈跳起來,那場面還是相當可怕的。

當死刑犯趴在地上後,法醫就會上前把他的衣服撩起來,指著心臟的部位,告訴執行的槍手要射擊什麼位置。

如果,槍手是個新人,經驗不足,有時法醫還會在死刑犯的背部畫上一個圈圈,或是擺張紙片、灑點沙土做個記號,讓槍手比較好瞄準。

開槍時,槍手的手槍距離死刑犯的背部相當近,這樣的做法是避免失手。不過,距離太近有時也會有風險。因為,如果槍法很準,一槍打中了心臟,那麼,大量的血液就會像噴泉一樣的激射而出。

所以,有經驗的法警都知道,一開完槍之後,手就要馬上舉起來,以免被血濺到。因為,據說沾到死刑犯的血會不吉利。

當然,槍手偶而也會有失手的時候。這時,他就會發現,死刑犯傷口的血液,是汨汨的流出來,而不是噴濺而出。出現這種情形時,槍手就要再補上一槍。

之前提到的吳新華,就是一個例子。他的心臟偏右,和一般人不同。他要伏法時,不但不肯施打麻藥,而且也不願趴著,他堅持要坐著受死。結果,法警連開了五槍,包括一槍未擊發,但命中左胸的四槍,都沒有大量出血,吳新華也未喪命。法警嚇得手軟,問法醫要不要試試看打右胸,法醫點點頭,法警於是再度開槍。這槍下去,才湧出大量鮮血,吳新華終於斃命。

民國八十年,執行死刑的方式又有了變化。槍擊的部位除了心臟之外,又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打頭部。

為什麼要打頭部呢?原來,在前一年,台大醫院朱樹勳教授極力推動死刑犯捐贈器官的計劃。他認為,國內很多重大病患都需要器官移植,但是,要找到適合的腦死病人並不容易,死刑犯既然非死不可,還不如勸他們做做好事。如果他們願意贖罪,願意遺愛世人,同意捐贈器官,那麼,執行死刑時,就不要打胸部,免得浪費了一顆寶貴的心臟。他認為,子彈只要貫穿腦部,就可以達到腦死的要求,這時,再趕快把死囚送到醫院裡摘除器官,那就可以順利移植到有需要的病患身上了。

朱樹勳教授的構想,獲得法務部的同意。於是,從八十年起,只要死刑犯伏法之前簽下同意書,願意捐出器官,法警就不打心臟,改由耳根的部位開槍,讓子彈穿過死囚的後腦。這樣的做法,還有一個好處。由於子彈是從後腦穿過,所以死囚的臉部並不會看到任何傷口,換句話說,連眼角膜都可以保存下來,捐給有需要的人使用。

如果要打頭部,死囚臨死時就不是趴在地上,而是仰臥在沙場上,槍手把手槍貼著死囚的右耳後方,往左耳方向開槍,當板機扣下時,子彈瞬間從左耳後方穿出,而鮮血和腦漿也跟著噴灑一地。通常,一槍就可以讓死刑犯達到腦死的狀況。

不過,這當然也有失手的時候。

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日凌晨,也就是法務部同意讓死刑犯捐贈器官,槍決時候可以改打頭部的規定實施不久時,台灣高檢署執行兩名要犯黃嘉慶、鄧志明的死刑。這兩人都簽下了器官捐贈同意書,所以執行時,槍手都改打他們的頭部。這兩人都在被射擊一槍之後,經法醫判定為腦死。結束執行程序後,兩名死囚就被送往台北榮總,準備進行器官摘除手術。

沒想到,當醫生要為黃嘉慶摘除器官時,卻發現黃嘉慶的腦波出現了波動的反應。換句話說,從醫學的觀點來看,黃嘉慶還是個活人,並沒有達到腦死的程度。

這下子,醫生全部都呆掉了。(待續)

台長: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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