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調查警訊!台灣每4... 陽明山一日農夫體驗川普的25%魔咒 法記者:中國不懂 沒軟...
2003-12-06 19:36:00 | 人氣(13,419)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華隆案檔案(二)

推薦 0 收藏 0 轉貼0 訂閱站台

華隆案檔案(二)

透過報社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張建邦家族和華隆集團之間的關係。

先談談張建邦。

他在政壇嶄露頭角,應該是從民國五十八年底,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第一屆市議會選舉時算起。那一年,張建邦才四十歲,就當選院轄市市議會的副議長。在此之前四年,張建邦三十六歲時,就出任淡江文理學院院長,可以說是相當的「青年才俊」。到了七十年底,張建邦的仕途更進一步,成為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七十七年初,蔣經國總統辭世,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由於李登輝之前曾經擔任過台北市市長,在府會和諧的氣氛下,和市議會議長張建邦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交情,因此,在七十八年內閣改組時,張建邦就入閣擔任交通部長。

表面上看來,張建邦是典型的「學而優則仕」,但事實上,他的政商關係卻不單純,特別是他與華隆集團之間的交情,更是令人側目。

張建邦家族會和華隆集團建立起交情,靠的不是張建邦的關係,而是他的妻子姜文錙。

華隆集團原本的掌門人是翁明昌。翁明昌生前娶了三個老婆,其中,三房夫人名叫盛彩莉,她和姜文錙是手帕交。翁明昌死後,因為遺產問題,大房、二房的子女結合起來共同對付三房,結果兩敗俱傷,遺產被法院凍結。這時候,姜文錙出面,發揮調人的力量,化解三房子女之間的矛盾,最後總算順利解決遺產方面的問題。也因此,大房的兒子翁大銘出任華隆集團領導人之後,對姜文錙心懷感激,姜文錙也因此成了華隆集團的監察人,爾後,姜文錙的兄弟姜文鉞也出任國華證券總經理,而張建邦的女兒張家宜則擔任國華證券董事。投桃報李,翁大銘也出任淡江大學董事。這兩家的勢力就結合得更密切了。

翁大銘非常懂得財務操作,在他接掌華隆集團之後,獲利節節昇高。以民國七十八年的資料來看,當年華隆集團的年營業額已經高達一千八百六十一點四一億元,是台灣各企業集團的總冠軍,連台塑王家、國泰蔡家、台南幫吳家、遠東徐家、新光吳家都差他一大截。透過併購,華隆集團旗下擁有華隆、嘉畜、農林、欣欣及同光等五家上市公司,並掌握國華、洪福、大江、財源四家號子。

華隆的翁大銘除了和張建邦家族關係良好之外,他的政界朋友也個個大有來頭。舉例來說,國民黨內的輔選大將關中,就是翁大銘的好朋友。他自己成立了一個「民主基金會」,翁大銘不但一口氣就捐了一百萬元,而且還擔任這個基金會的董事,以示力挺。而關中的妹妹關珠,也在華隆集團旗下的國華證券公司擔任協理。

另外,當時擔任台灣省議員,後來曾任台視董事長的鄭逢時,也和翁大銘走得很近。鄭逢時的妻子王玲惠是農林公司的副董事長,弟弟鄭逢德是洪福證券董事長,岳父王繁洲是洪福證券總經理。

而當年身為台北市議會副議長的陳炯松,本身也是華松投資公司董事長,他更曾任過太平洋聯誼社董事長。

至於林登飛,這位曾經幹過中影董事長的人物,後來也被聘為華隆集團旗下的國華證券董事長。

還有一號人物,此人就是原本在洪福證券任董事長的洪錦麗。洪錦麗人稱「洪小姐」,她在政界非常有名,因為她是蔣彥士的「紅粉知己」。據說,洪錦麗的母親過世時,洪小姐要求蔣彥士在訃聞的家屬欄中掛名,可是,想來想去,都不知道該以什麼身分出現才好,最後,不知是誰想了一個妙招,讓蔣彥士的名字出現在訃聞的家族欄中,身分則是「誼子」。這分訃聞流傳在政界裡,傳為笑談。不過,也因為洪錦麗關係,翁大銘與蔣彥士之間也建立了交情。

至於翁大銘本人,更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民國三十九年出生,華隆案爆發時,他才剛過四十歲。他的年紀雖然不大,但平時,他都喜歡柱著一根枴杖,據說,他患有痛風,發作起來時寸步難行,所以枴杖是協助他步行的工具,而並非裝派頭之用,但這一點,外人很難查證。通常,他就一身唐裝打扮,不喜歡穿西裝,就算勉強穿上,襯衫最上端的那顆扣子也不會扣上,領帶更不可能結上。他的身材微胖,邊幅不修,菸不離手,看起來,頗有名士作風,和他的好朋友黃任中的調子很像。

但是,在商場上,翁大銘是出了名的「快、準、狠」,在股市的進出中,他更是能影響大盤行情上下的超級大戶。在他的父親翁明昌過世不久,翁大銘接掌華隆之後,把原本已經中落的華隆集團又重新帶起來,更把他父親被力霸王家奪去的產業再搶回來。那一段商戰的歷史,被人稱為「王子復仇記」,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

華隆售股事件發生後,翁大銘接受新新聞雜誌的獨家專訪。專訪的地點是麻將桌上,這也很妙。

他告訴記者,他早已經辭掉華隆任何關係企業的職務了,相關的事業都交給他的弟弟們負責。所以,華隆把股票賣給張家宜、游顯德的事情,和他無關。不過,他對於整件交易的來龍去脈,倒是知道得很清楚。

他說,外人覺得國華股票每股賣一百二十元太低了,他自己也覺得如此,也感到很心痛。但是沒辦法,因為行情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縱的。而這麼低的價格,卻又不得不賣,主因是華隆轉投資的華隆微電子要增資,而海外的馬來西亞廠和愛爾蘭廠也需要資金推動。但華隆算一算,轉投資金額已經接近資本額的三十九%,如果不賣一些股票出去,就會違反公司法轉投資比例不得超過資本額四十%的規定,所以,就算是不想賣也得賣,要不然就違法啦!

那麼,股票為什麼會賣給張家宜呢?

翁大銘說,因為有一次他聽張家宜說她正準備出國唸書,身上又有點錢想找些東西做長期投資,剛好華隆想賣國華人壽股票,他替張家宜算了一下,這筆交易應該還算合理,所以就找華隆公司的人和她接洽,最後就成交了。

記者質疑翁大銘把股票賣給張家宜,是利益輸送給張建邦家族。

對於這一點,翁大銘就有話說了。他強調,華隆集團又沒有要開航空公司,也沒有要包交通工程,何必把利益輸送給張建邦家族?這麼作對華隆集團又有什麼好處?但他也承認,他和張家的交情很深。

翁大銘說:「交情不是用幾斤幾兩量的,也不是用加減乘除算的。我們和張部長家是幾十年的朋友,是兩代世交,在父親還在世的時候就認識了。」

至於最關鍵的問題─國華人壽股票有沒有被賤賣?翁大銘更是答得振振有詞。

他說,股票本來就是漲漲跌跌嘛!例如上市的國泰人壽,最高也曾飆到一千九百多元,但大跌時也曾跌到一百九十七元。去(七十九)年景氣不好,大家獲利都降,國華人壽能不跌嗎?外界說國華人壽股票現值一千八百元,他聽了也很高興,但未上市股票的行情本來就沒個準,不是人家喊多少,就是多少錢。何況,這筆交易一次就是五千張,大筆買賣本來就該打個折扣吧!

翁大銘並算給記者聽。他說,國華人壽在去年底除權後,每股淨值九十元,以一百二十元賣出,還高過淨值三十元,股東有什麼好不滿意的呢?如果股東真的不爽,那可以賣掉股票,不要當股東呀!

這一陣搶白,逼得記者是說不出話來。

可是,也正這時候,另一枚地雷也爆發了。這枚地雷,就是蘭陽銀行投資案。

民國七十九年間,財政部開放民間可以申請成立新銀行,但規定的條件極嚴,成立的資本額必須超過一百億元。這麼龐大的金額,就算是財團也很難一口氣拿得出來,所以大多都得集資。

集資並不困難。在銀行業還沒有開放的那個年代裡,銀行是一種寡占的事業,對照當時的官營銀行,如省屬三商銀,股價動輒數百元,社會上對於新銀行的成立都充滿了期待,覺得只要認購了新銀行的股票,一定會大賺。那種感覺,和後來政府開放電信事業中的固網電信給民間經營時,引發瘋狂的搶購認股條的情形是一樣的。

只是,當年大家都沒有想到,最後財政部竟然一口氣同意讓十五家新銀行設立,結果造成供過於求的現象。新銀行上市之後,股價紛紛慘跌,至今還有人沒能回本。這情形,同樣也發生在十年後三家固網公司身上,認購固網公司股票的投資人,每個人都賠了一屁股。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話說財政部同意新銀行申請設立,申請繳件的最後期限是七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就在這天的下午四點五十五分,蘭陽銀行的申請案送進了財政部。

這家新銀行的股東成員包括五位法人代表和三百八十四位自然人,首次集資已經籌足二十億元,如果獲准成立,就會把尾款八十一億元補足。

蘭陽銀行很特別,它的整個籌備工作都是由宜蘭同鄉會負責。而宜蘭同鄉會的理事長正巧就是交通部長張建邦。

或許,也正因為這一層關係,蘭陽銀行的發起人之中,有一缸子人都是淡江大學的教授或主管,另一批人則是華隆關係企業的員工。單單就這一部分來算,他們的投資額就超過五十二億元。

這其中,張家宜投資了四億四千萬元,游顯德投資了三億五千萬元,淡江大學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也投資了四億五千萬元,其餘的教授、系主任等等,也分別投資一到三億多元不等。總計,入股的十一位淡江大學教授,總投資額超過三十一億元。

社會上一般人稱呼老師,都叫「窮教員」,這個「窮」字,指的是吃不飽又餓不死,薪水剛好糊口,勉強溫飽而已。即使是大學教授,一年年薪也不過一百萬上下,他們怎麼可能隨隨便便就掏出個幾億元,投資新銀行?這太怪了吧?

這還不算。

新銀行申請案規定,發起人必須交代資金來源。而這十一位淡江大學的教授們,他們的資金來源竟然全部都是「出售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收入」,而且,他們的公債竟然也都是七十七年期的無記名公債,而公債出售的日期也都是七十九年十月九日,負責賣出的單位也同樣都是華隆集團旗下的中華證券投資公司。

咦?這十一位教授怎麼如此行動一致呀?

用膝蓋想想,也知道其中有鬼。試想,有沒有可能說,這些年薪最多不過百萬的教授們,每個人都突然繼承了一大筆遺產?然後,大家說好了一道兒去買公債,又約好了同一天一起賣掉,然後再一同去投資蘭陽銀行?有這種可能嗎?

別的不說,就說張家宜吧!

她接任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時,才三十四歲,可是,她在兩個月之間,先拿了四億四千萬元投資蘭陽銀行,接著又拿二億六千四百萬買國華人壽股票。算起來,兩個月就花掉七億多元,這手筆,實在是大到離譜了。

對照起來,蘭陽銀行發起人之中的那批華隆集團員工,他們的資金來源同樣可疑。

這些員工年紀多半在二、三十歲之間,但卻能拿出幾千萬,甚至幾億元投資銀行,也很令人訝異。而他們入股金額都是以整批的欣欣股票向銀行質押而來。也就是說,投資蘭陽銀行的華隆集團員工,每個人都買了欣欣公司的股票,而且也都在同一時間,向同一家銀行辦理質押,再投入蘭陽銀行。這合理嗎?

事情發展至此,最合理的懷疑就是,蘭陽銀行根本就是華隆集團和張建邦兩方主導的銀行,而淡江大學的教授、華隆集團的員工,其實都是人頭。

但是,堂堂大學教授,甚至是副校長,都被拿來當成人頭,這豈不是杏壇醜聞?

而歸根究柢,以張建邦家族的財力,是不可能支撐蘭陽銀行的資本的,所以,在幕後扮演金主角色的,很可能就是華隆的翁大銘。此時,翁大銘的政商關係,再度受到矚目。

為了釐清翁大銘的政商關係,聯合報在三月十日登出了一則「新聞切片」,標題是「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沒想到,這則特稿登出來之後,卻又再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但這一次,暴風眼在聯合報,感受到這場風暴的,是國內的新聞界。這次事件,就是新聞史上最有名的「徐瑞希事件」。

徐瑞希是聯合報財經組的記者,她跑新聞年資不算長,只有四年。華隆案爆發之後,有關張家宜、張建邦、翁大銘等人的背景自然也成為報導的重點。

三月九日晚上,徐瑞希回到報社,寫了一則特稿,把翁大銘的政商關係報導出來。這則稿子不長,大約七百多字。

稿子的第三、四段是這麼寫的:「翁大銘與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關中關係密切,也是民主基金會的『幕後金主』,因而被視為非主流派。華隆集團這一次出事,卻曾被陰謀論者描述為『國民黨斷民主基金會奶水』之舉。但是從省籍屬性及政治立場易被歸類為非主流派的翁大銘,在這次張家宜事件中卻明明白白的牽引出他與張建邦的關係,而張建邦卻是被視為親近李總統的要角之一。」

「翁大銘與黨政界輩份較長者關係固佳,在政商界外省籍第二代人士中更有堅實的基礎。外界傳說他與執政黨財委會主委徐立德、國防部長陳履安等人時有往來;和在商界的黨政大老黃少谷之子、皇龍投資公司董事長黃任中、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等人更是昔日的好友。一般認為,翁大銘不吝於與部分重要人士分享賺錢的機會,是除了私人交情之外,維繫其政商關係的主要方法。」

這則稿子在三月十日的聯合報第三版左下角刊出。或許,報社主管還覺得她寫得不錯,很有可讀性,還在第一版「新聞提要」的位置上,推薦了這則特稿。

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則特稿登出來之後,卻讓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非常不悅。見報當天,王惕吾就找聯合報總編輯胡立台說話,要胡立台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刊登啟事說明。這一晚,徐瑞希也被告知報社的處理方式,長官們也安慰徐瑞希,要她不要放在心上。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聯合報第三版刊出了一則五十個字左右的啟事:「本報昨日三版『新聞切片』一文,部分內容引述外界傳說,記者並未查證,特別涉及相關人士致歉,並向讀者說明。」

這則啟事登得不清不楚,我們看到報紙,也不知道徐瑞希前一天見報的特稿裡頭,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不過,報社好像向來就習慣於這樣,每次在批判別人時,總是振振有辭,但在道歉時,卻總是語意含糊。

不過,這次的迷糊仗,卻讓王惕吾更不滿。他不顧著自己才剛剛出院不久,身上還戴著心律調節,十一日一早,他看過報上刊出的啟事之後,馬上下令在報社召開臨時常務董事會議。

在這場會議中,王惕吾指示工讀生發給每一位主管一人一份徐瑞希見報稿子的影印本,上面還批了「謠言不經查證應處分」九個大字。當場,王惕吾就指示聯合報總編輯胡立台、採訪主任周玉蔻,要馬上處理徐瑞希的行為。他下令,三天之內,徐瑞希必須調職、離職或是開除。

十二日晚上,徐瑞希休假,但胡立台打了電話給她,要她晚上到報社一趟。徐瑞希懷著不安的心情按時報到,結果卻是三堂會審。會議室裡,聯合報副社長黃年、總編輯胡立台、採訪主任周玉蔻三位主管圍著徐瑞希坐著,他們很委婉的告訴徐瑞希這件事,而且希望她自己辭職,以免在記者生涯中留下一個「被開除」的污點。不過,徐瑞希並沒有屈服,她很堅定的說:「我寧可被開除,絕不能自己辭職。」

其實,聯合報的這些主管們,也都覺得王惕吾對徐瑞希的處分太重了,他們也希望王惕吾能手下留情,改變初衷。但是,這些平常能在王惕吾面前說得上話的老人們,如聯合報發行人劉昌平、社長張作錦,這時卻無力改變王惕吾的想法。因此,他們只好轉頭回來向徐瑞希勸說,希望徐瑞希能夠退一步,自己提辭呈,不要鬧到最後變成開除的僵局。

十三日,王惕吾給的「三天之內」的期限到了。胡立台不得已,只好簽報開除徐瑞希,發行人劉昌平也批准了,不過,胡立台不忍心把公文貼出來。他把公文壓在抽屜裡,請聯合報副社長黃年出面,再次約談徐瑞希,希望她能夠自己補提一份辭呈,不過,徐瑞希仍然不為所動。

王惕吾要開除徐瑞希的事件很快就傳開了。報社上下一片人心浮動。聯合報也始無前例的召開了一次臨時編採會議。在這場會議中,採訪主任周玉蔻表示,徐瑞希寫的這篇特稿,是經她看過之後才出手的,所以,如果徐瑞希有責任,那麼,她一樣也有責任。說到後來,周玉蔻泣不成聲,她說,如果徐瑞希真的被開除了,她也會遞出辭呈,以示負責。

事情演變到這樣,真是出乎大家意料。周玉蔻等於是用自己的前途為徐瑞希背書了。而周玉蔻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第二天,她就開始休假,以示抗議。

眼看事情鬧得這麼僵,三月十六日,聯合報多位主管和五十多位記者們就聯署了一份請願書,遞交給發行人劉昌平。請願書中提出三點建議,包括:一、應該給徐瑞希說明的機會;二、請求降低對徐瑞希的解聘處分;三、希望報社對記者報導的原則予以制度化。

第三點建議其實是一種抗議。

因為,徐瑞希當初發了那篇特稿,稿子是經過組長、採訪中心副主任、主任等人看過之後,才能登在報紙上。而且,報社一開始還覺得她寫得不錯,所以才會在第一版的新聞提要上,特別向讀者們推薦這篇稿子。怎麼僅因為董事長王惕吾個人的好惡,一篇好的特稿馬上就被打成問題重重的爛稿?如果說,徐瑞希因為一篇報導,就要面臨被開除的責任,那麼,在審稿過程中層層把關的主管們,是不是也該同罪?總不能每次出事,就把責任往小記者身上推吧!

再說,報老闆可能自己有些人際關係不想得罪,但基層的記者們,誰知道老闆和誰的交情好?如果寫了誰,會犯了老闆的忌諱,那麼,老闆是不是該先開個清單,把他的朋友都列出來,告訴大家「這些人不能碰」。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聯合報在處理徐瑞希事件上,不正是如此?

當然,在嚴格的新聞自由的定義下,報老闆是無權干涉編輯部對於稿件取捨的決定的。如果說,記者寫稿的時候,還要顧慮到筆下所臧否的人物,會不會觸犯到老闆的禁忌,那麼,所謂的新聞自由根本就不存在。記者的心中還是有個小警總。

但在當年的環境裡,報老闆的意志凌駕編輯部之上,卻好像是很自然的事。報社一方面痛恨新聞局、國民黨文工會有事沒事就打電話來關切或干涉報社的編採作業,一方面卻對於報老闆對編採部門的掌控逆來順受,那也是很畸型的發展。

記者既然無法對抗報老闆的意志,所以,最卑微的請求就是「請報社對記者報導的原則予以制度化」。不過,這項建議說了也是白說,試想,有哪一家報老闆真的會開出清單,告訴記者們說,「寫到這些人時,只能寫好話,不能寫壞話」。誰會留下干涉新聞自由的證據呢?

請願書遞上去了,但是無效,聯合報並沒有改變決定。

此時,另一股力量出現了。(待續)

台長: 阿達
人氣(13,419) | 回應(0)| 推薦 (0)| 收藏 (0)| 轉寄
全站分類: 心情日記(隨筆、日記、心情手札)

我要回應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 請輸入識別碼:
(有*為必填)
TOP
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