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2 13:06:48| 人氣490|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讀吉田修一─「 惡人」、「同棲生活」、「最後的兒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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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談「同棲生活」。

 

  「同棲生活」將小說切割成五等份,透過故事中五個人的視角和獨白分別將五個人同宿的故事講過一遍。時間軸一方面在進行,一方面又在回溯。第二個人獨白時,他實則已在第一個人獨白時出場過,但他的視角和第一人不同,因而即便是對同一件事,亦有不同的陳述,再者,故事隨著第二人的陳述也有些新的推進。

 

  這種類似的手法我曾在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看過,老實說我已不記得「公主」的故事內容,但對這種手法卻印象深刻。成英姝以一種更嘲諷、黑色幽默的方式去運用它。印象中,「公主」裡每個人物的獨白講的幾乎是同一個故事(也就是「同棲」中每個人獨白內容的重疊度較低,「公主」則較高,但「公主」則更戲謔的去表述這種「同一件事每人有不同詮釋」的概念。

 

  相對於吉田修一的其他作品,之所以對於「同棲」的評價較低,除了無法衷心地同理進而產生共鳴以外,再則則是它把故事說得太白。我一直認為,把平凡的小說人物充當哲學家當場把小說家想說的哲理說破,就像是漏了餡,失去了留白的美感,也讓人物刻畫功歸一簣。

 

  「同棲」裡刻意在情節中作了點(太明白的)暗示,等同是交代了作者為何採用這種敘述手法的原因。故事中,有二個主角爭辯故事中的第三人(以下稱甲)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主角之一說,我們每個人對甲的理解都不同,無論是你或我,或是乙、丙,甚至是甲對自己的理解,都是相異的,根本沒有所謂甲是怎樣的一個人的純粹概念。

 

  這道理基本上就是詮釋學最基本的概念,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因每個人理解而有所不同,沒有絕對的真理。也因而,作者在交待情節的手法也運用了各自表述的方式。不知道在哪裡看過(恐怕是在成英姝「公主」一書的自序裡),(應該是)成英姝說,每個人在自己的世界裡實際上都是舞台中的主角。傳統偶像劇裡恐怕不是最尊貴的大小姐或是悲情的窮小子這種極端分子才能當上主角,但在真實的人生裡,即使再平凡不顯眼的那種人,也都能以自己為主角,把原來那套以俊男美女為中心的故事,以自己的角度重新再講述一遍。

 

  簡單交代一下「同棲」的故事。

 

  一如吉田的其他作品,「同棲」講述的仍然是異鄉人來到大都市(此篇作品指東京)暫居或定居的故事。我幾乎覺得,對吉田來說,都市幾乎是萬惡的淵藪,那裡有扭曲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相對的,故鄉(鄉村)則有慈母仁父(目前看來吉田的作品裡似乎無不是的父母),他們永遠對子女到城市發展(就學或工作)抱著矛盾心情,既期許子女能有(較之自己)更寬廣的見識,擺脫自身一輩子走不出小鄉鎮的困境,但對大城市的未知與恐懼,及把兒女留在身邊的渴望,又往往是他們難以取捨的關鍵。但故事中的父母們,總是選擇了放手一搏(或是即使一方反對,另一方還是作了主),也才因此有故事的開展。

 

  「同棲」中,講述五個年輕人來到東京就業或求學而共租一屋的故事,講述幾乎都市(異鄉)人共租一屋,即使每日說笑、互有往來,但交情是淺層的,甚至內心根本是波瀾不驚。故事一開始即以行車為喻,指稱即使在路上以高速行車,只要每個駕駛都保持同一速度,仍能相安無事,但只要未能維持適當距離,就可能造成連環車禍,因此每輛車都企圖保持安全距離以避險。對於故事中同居一室的五個主角也是一樣。

 

      (下面三段有揭開謎底的重點劇情,請慎入)

  

  小說的最後,看似最走在正軌上的有為青年卻是對女性連續犯下無差別暴力毀容案的罪犯。老實說,我並沒有驚駭。試想原因,大概是小說中段瑣碎絮叨到我幾乎想要放棄它了。是故其一是心想,勉力堅持到最後,也該來個高潮了吧!其二是,吉田筆下同棲的五人「奇形怪狀」,不管是誰犯下貫串整個故事的毀容案,我都不覺驚怪了吧!整個故事的鋪排方式,讓我感到匠氣。

 

  照理說,對於我這個十八歲就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居住,迄今近十年的異鄉人來說,吉田的故事我應該體會最深吧!然而,不知道是台北的都市化程度不及東京,還是台北與其它城鄉的地理距離太近(因而城鄉差距較日本來得小),或是我染上的都市化惡習尚少,沒看透五光十色的台北城及居住其中的各型各色長著鱗片和犄角的人(最後這個選項是肯定的),對於「同棲」的故事我很難同理。

  

  「同棲」故事的高潮與故事宗旨的極致表現,該是在同居的其中一個室友,在路上撞見上述那位有為青年犯了案,但仍神情自若地帶他逃離現場,並把他帶回家。正當犯案者在犯罪現場遭室友撞見,精神上極度驚恐,不知對方會如何處置他,又該如何回家面對其他同居人時,他的室友才從容地告訴他,「他早就猜到了,其他人也早就知道了吧」!然而,當他回家,所有人還是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地招呼他,邀他出遊,犯案青年這時才真正的崩潰。

 

  末了的結局,確是都市人際疏離的極致展現。人們不是不來往,只是以搔不到痛癢的方式來往,為延續一種表面的和諧,但內心實則漠不關心。「同棲」要彰顯的主旨我可以理解,只是表現的方式誇張得讓我難以同理。

 

  來台北的這幾年,我領略過幾種說話方式,足以讓談話無限延伸,也沒有冷場(事實上他們談話的終於目標就是在避免冷場),但細聽其內容則輕薄到像一支羽毛,風一吹就飄走了,連一點痕跡也沒留下;也認識過幾個獵豔的男人,讀著高尚的書,寫著深奧的論文,眼珠子骨碌骨碌,也盡寫著聰慧和靈敏,然而他只關心妳迷你裙的長度和裙下風光,只要妳一接手機喊「爸!」,國台語混雜地說話,他們立即從你身邊彈開,用鄙夷的眼神看妳,好似在說,「妳不知道嗎?偶像劇裡是沒有父母的」。

 

  想到這些,又讓我連結到「惡人」裡的兩段劇情。

 

  其中是「惡人」著力描寫的一種關係脆弱又虛假的朋友關係。一群「姐妹淘」相約了吃飯,互相詢問與揭露自己與對方真實或虛偽的八卦,表面上說說笑笑好不快活,但散場之後,餘下的二人討論著離去那方所述,只有全然的質疑;一群「好哥兒們」三天二頭聚會,每次見面盡是言不及義地吹牛、油腔滑調,展現自己在男女關係上多麼吃得開,如何地駕駛女人,又如何棄她們為敝屣。什麼事都表現得滿不在乎,吊兒朗當,沒有什麼沉重的道德枷鎖,只有輕蔑的玩笑。

 

  極致的表現,在「惡人」中,被害人的父親尾隨涉嫌的青年,來到他們的聚會,發現青年以輕褻的狎語談論著女兒的死,他不可遏抑的怒氣一時幾乎要失手宰了青年,但最終還是忍住離去。涉嫌青年在被害人父親離去後,在哥兒們面前,即使驚懼得幾乎尿褲子,還是努力想維持他一貫地輕佻態度,然而語無倫次,笑聲裡夾雜著驚懼的顫音,好不難堪。

 

   這些情節一直在我們身邊或輕或重地上演著。

 

     (待續)

 

  

台長: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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