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系簡體中文，作者使用word完成自動繁簡轉換，如有僻陋請多包涵。
翻譯：talich
“WOODSTOCK”
從影像到符號化的真實
DALE BELL
我們知道我們並不想拍什麽“新聞報導”。讓拍新聞的人幹去！我們想拍點能留存下去的東西，得是不一樣的東西，得能真切的表現出音樂和歌詞在六零年代那撥人的生活中所擁有的開創性角色。多麽混亂啊！謀殺。Malcolm X。JFK。MLK。RFK。他們的名字還有縮寫可以碼成一段關於折磨的祈禱文。沸沸揚揚的民權運動。毒打。狗。水龍。燃燒著的十字架。開放的婚姻觀念。敵意越來越大的代溝。毒品，大鬍子，長頭髮。在地球那半邊的叢林裏的殺戮，只有我們南部的火焰和槍擊聲可以趕得上。後院裏的政治變革。向貧窮開戰。性別戰爭。Chicago的動亂和暴行。Ralph Nader向龐大的跨國公司們叫板，好像David和Goliath。政府和民衆之間發展出的巨大的鴻溝，關於信仰和信任的鴻溝。
可是我們那時候在政治上是活躍的。什麽事都可能發生。一個月之前，Neil Armstrong不是剛爲人類跨出一小步了嗎？一個人也可以做出點事情來。我們要爲自己的國家做的就是那個十年之初的一月，那個刮著風的寒冷早晨，在國會山的臺階上我們被訓誡去做的。它在現實中是什麽呢？這次音樂節是否能夠成爲我們的標誌呢？
現在，不需要什麽人說該怎麽做，我們實際上大約已經站在要完成自己的某個重要成就的門檻上了。我們該怎麽培育這部片子呢？怎麽樣，我們不停的問自己，我們才能拍出一部給普通大衆看的影片——不只是爲那些對音樂著魔的長頭髮嬉皮士怪人們？那樣做簡直就像是給唱詩班佈道！是否是因爲我們都已經是在“教學電視”中長大的人，所以我們就希望像那些我們自己拍的電視節目那樣抓人呢？是否是因爲我們中的每個人，通過各自的方式，在Mississippi調查我們感覺不公正的食品券（food stamp program）的時候，已經實質上或者象徵性的“被警長給打中了（been shot at by sheriffs）”呢？是否是因爲我們曾在自己以往的作品裏試圖揭露自己看到的真相，或者不公正，並把這些“老百姓的故事”展現給千百萬坐在自己客廳裏的人們呢？
Michael很快就收拾收拾帶著他的攝影機出發了。Larry和Thelma將于他會合，一同回White Lake，和已經在那裏的Ed Levy還有John Binder碰頭。
Bob在電話裏和組織者，還有可能的投資人接觸，刺探，哄騙，鬥爭，販賣，隱瞞。他付出的巨大努力是爲了證明我們並非傻冒。
Sonya和我搞了個有兩張桌子和三部電話的辦公室。接下來的四天裏，我吃睡都在那個辦公室裏，只睡了很少幾個小時，負責找人和器材，解決把這些東西送到Catskills那邊的後勤工作，安排時間表。
David Myers真的自己出錢買了機票，在星期二晚上從San Francisco飛到了White Lake。
Dick Pearce那個星期和另外一個製片人有片約。不過當我在Hartford找到了他，我跟他保證爲他的製片人另找一個攝影師，於是他，Dick，就可以入我們的夥了。當Maysles兄弟的隊伍裏的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要求加入的時候，我放棄了他。我跟他說我沒法讓他去White Lake，但是我可以在Hartford給他找到一個活兒！他接受了，於是Dick開車穿越Connecticut到了Catskills。他騎著自己的摩托車在星期三趕到。
Don Lenzer從紐約市一路北上，不過不需要他推薦，我已經邀請了他的一個朋友Richard Chew加入我們的專案做攝影師。
Richard那個周末本來要結婚的。他人已經在Seattle了。但是沒關係，他可以推遲婚禮！誰去機場接他呢？？他得自己出路費。我們能給他找到一台攝影機麽？
Al Wertheimer也會從紐約開過來，並帶上他的改裝過的Auricon攝影機。因爲他沒有輪上任何一場音樂會，所以我批准了他那獨特的設備。
Jack Willis很友好的拒絕了我讓他做錄音師的邀請，並爲此後悔不已。
其他一些Maysles兄弟接觸過的人也打電話過來，我怕攪了混水只好把他們拒絕了。
Ferco和Camera Mart相信了我的租借一天器材卻要根據情況不同在周二，周三，或者周四取設備的說法。另外對了，設備會在周一下午歸還。不，我沒法告訴他們設備會被運到哪兒。我不得不四處搜刮好爲每台NPR找到110伏特的馬達和四個膠片盒。爲啥我需要一個25－250毫米鏡頭呢？爲啥我需要三個5.9毫米鏡頭呢？我要拍攝的到底是啥專案呢？？後來，當紐約時報開始報導在通往音樂節的路上的大規模塞車的時候，我開始害怕自己的僞裝要露餡了，不過一直要到星期二，等全部設備都歸還後，我才透露出到底發生了什麽！
Joe Louw開車前往White Lake作錄音。他曾經爲Life雜誌拍過些經典照片，就是在Memphis當人們往被殺的MLK聚攏過去的時候，三個人在汽車旅館陽臺上指著附近一棟建築的照片。
Marty Andrews，他是個天才工程師，Buckminster Fuller的外甥，他很早就過去了，因爲他要在Larry的指導下設計和搭建所有的電子設備。
我的太太，Anne，找來她母親來看我們的孩子，這樣她就可以往我們的VW大車裏塞滿食品，毛毯，和其他人——其中沒有我們的大兒子，Jonathan，這令他很失望——並要擔當在舞臺擋板上的幾個主要的記錄員之一。跟她一樣的有幫助Larry的Jeanne Fields，幫助Michael的Renee Wadleigh。
Marty Scorsese在最早的幾車運送設備和頭戴耳機的卡車裏。他和我們的一個傑出的攝影師Ted Churchill同行。
還有很多人也加入了，其中一些人，直到他們手裏拿著其他什麽人寫的推薦信徑直走進門到辦公室裏來後我才認識。他們算是當場錄用。不要報酬。我不敢確定這四天裏自己是否放下過話筒。Sonya一直在撥號找人，並跟他們聊，直到我得空爲止。
而紐約時報也在不停的寫，電臺播音員也一直說：“紐約州高速公路關閉了！”電視臺雇了直升機，從紐約市不停的把關於堵塞不堪的出口的畫面傳送出來，仿佛整個紐約州已經被縮到了Max Yasgur的農場裏。終於，我們才知道50000少加了一個零！這太令人目瞪口呆了！
空白膠片呢？星期二，Kodak說他們有我們需要的各種編號的三十箱膠片。我跟他們說星期三早上會有一輛卡車來取。沒錯，我們知道得付現金。這大約要快18000美元。星期三早上，卡車到達York街的提貨站。他們準備了三箱，而不是三十箱！我慘叫不已！他們，也，少加了一個零！現在該怎麽辦？就沒有人買過三十箱膠片的，他們說！我出了一身冷汗。每個人都在去White Lake的路上。已經有二十個人在那裏了，星期三還有二十多人要去。星期四早上再有二十人跟去，這樣我們總共有超過六十人，所有人都同意把這活兒算成是看“情況”的，你要知道！現在呢，沒有膠片！！！
化整爲零，我跟自己說。不要慌。一步一步來。你們在紐約有多少膠片？我問Kodak。他們說明天早上能再找十箱。Rochester呢，我問？Washington呢？Chicago呢？Los Angeles呢？他們說會給我回話。這時我讓卡車帶上三箱膠片和一些睡袋，點心和飲料往White Lake去了。
在星期三早上和星期五下午之間我什麽都沒做，就在整個東海岸找膠片了。我從租賃公司裏買。Kodak從Rochester和Chicago找到四箱。每箱都要小心的運往LaGuardia機場，我在那裏的信使，他的工作也是屬於看“情況”，會把箱子從飛機上取下來運到海軍陸戰隊登記口，從那裏送上一架飛往紐約州的Monticello鎮的小飛機。有幾箱實際上運錯了，跑到了紐約州的Liberty鎮。我花了幾個小時才找到它們！
它們又被運回海軍陸戰隊登機口，然後用腳踏車送到Monticello。從Monticello，這些膠片然後被一箱一箱的空運到Woodstock的舞臺上，就是那些運歌手的直升機。還記得在音軌背景上的直升機聲麽？聽著很像越南，但是它們是在運膠片！不僅僅是食品和歌手。
有一次，Michael和其他人一直用到最後一箱，那時才是星期五！叮鈴鈴，他跟我說，我們怎麽辦？音樂會那天下午就要開始了！Wads，我說，這時候咱們得靠信念支撐。那些來幫咱們的人就是靠信任在飛行。我們自己得稍微的發揮一下，然後祈禱。
到星期五下午，直升機將第一批貨空運到舞臺後面的山上。音樂節制作人把東西運給擠在舞臺一側的一輛拖車底下的膠合板上的攝製組。我們到底有了一點配合！
我終於能在星期五的下午後半時離開紐約市。我帶上了在upper Broadway買到的食品。到晚上九點我的小VM甲克蟲終於開到了White Lake。又走了一個小時，我抵達了舞臺，Joan Baez正在小雨映射出的光環下唱“Swing Low，Sweet Chariot”。真是恰到好處。我找到Anne，擁抱在一起。
在接下來超過兩天的時間裏，我監督著從各個地方運來的每箱膠片。到星期天所有膠片都運到了。雨也來了，泥，B-12注射（B-12 shots），最後，音樂節制作人送來的汁水濃厚的牛排。一定是Bob搞定的！
在剪輯時，不出意外的，我們使用Ritchie Havens唱的“Freedom”作開始，用Jimi Hendrix演奏他的世界聞名的吉他版“The Star Bangled Banner”作結尾——每個人都會欣賞的開頭和結尾。我們再一次試圖表現我們觀察到的真實，這次是從結構上。我們從單幅的質樸圖像開始，一段綠色的序曲接著爆發成兩幅充滿活力的夜景，一邊一幅，最後結束於讓人敬畏的直升機鏡頭，這是在星期天當我把最後一箱膠片運下來後David Myers拍攝的。但是在這之間，我們依靠記錄片和音樂會的素材，試圖將這三天的和平與音樂的成功故事講述出來，讓全國和世界都能理解它的象徵意義和它的真實性。我們讓人們來講這個故事。我們只不過是這歷史性的三天的謙卑的推動者。
在後期製作的過程中，我們的晚餐是由Max’s Kansas City飯館提供的。我們搬過兩次家：一次是搬到Broadway街對面，因爲我們的房東太貪得無厭了，最後，我們收拾起一百五十箱膠片，負片還有器材前往Hollywood收尾。我們運過去的KEM中有一台原本是要運到Francis Coppola的American Zoetrope的，但是我們在JFK機場把它卸了下來，租了六個月，令他目瞪口呆。我們因而成爲將平板編輯設備帶進世界電影之都的第一撥外星人。和器材一起搬來的是一個由十七個長頭髮組成的後期製作隊伍，在把多條16毫米膠片轉到寬銀幕的四個月裏我們就住在社區的出租房裏。
不，我們不會要劇院裝六台放映機去表現多畫面。我們先在1969年12月3號和4號在紐約展示了八個小時的粗剪版本，然後在Los Angeles我們可以就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其他的問題了。Bob Maurice終於搞定了Warner Borthers爲影片投資。Warner向我們施加了莫大的壓力要求在耶誕節以前做出一條膠片的版本好在影院上映。他們想爭耶誕節市場。不要弄得太複雜。不要多花錢，他們吼著。把它弄到影院裏去，要快！不過這些都屬於另外一個故事了！
但是Bob堅如磐石，我們在他帶領下集體抵制，甚至取回了我們的負片停止了所有工作，同時Bob和我們一起和Warner Brothers談判。Sidney Kiewit來我們的辦公室視察我們的工作。他原來是一個標槍運動員，現在是Warner的律師。我還清楚的記得每天和他比賽掰手腕，就是爲了看該誰去買多納圈。如果我們想成就一個新的範式，啥事都需要毅力。
1971年，Woodstock拿下Academy Award的最佳記錄片獎。Larry Johnson成爲最年輕的被提名者。他和Danny Wallin共同獲得最佳音響提名。Thelma Schoonmaker也獲得了最佳剪輯提名。唉，她雖然那次沒贏，後來憑著Marty Scorsese導演的Raging Bull拿了獎。Warners沒有讓影片參評最佳視覺效果，儘管我們在銀幕上疊砌出的生氣勃勃的分屏畫面是影史上最長的光學效果（optical）。
今天的Woodstock成爲了一個偶像。1994年作爲25周年紀念，Warner Brothers出資重新混音，將全部聲音數位化處理，在原來的techniscope負片上對全部畫面做了清理，並把從原本爲第一次發行做的粗剪版本中去掉的四十分鐘重新添加進來做成這個新的“導演剪輯”版。
在中間的這些年月裏，Woodstock清楚的顯示了音樂和歌詞對世界上的人們，不分年齡，不分種族，不分信仰，的巨大影響，從而徹底改變了音樂工業。藝人們在我們的影片中的亮相讓他們成爲更加重要的文化明星。MTV算不算我們發明的呢？
除了這個，Woodstock也改變了電影拍攝的方式。很多製作人想依樣畫葫蘆，但是他們遠不能做得象我們那樣。
看看我們是如何使用技術的：靠著我們的KEM剪輯機我們做出了現在已經成爲了標準剪輯技術的慢鏡頭畫面。當我們在一間黑漆漆的放映室裏給Alvin Lee看他自己在“Ten Years After”裏的段落時，他高喊，“要是銀幕上的他不是我的話，我一定會吐血希望他就是的！我們再來一次，好嗎？”他的漂亮畫面得來的相當偶然：在拍攝他的歌“Goin’ Home”時，除了Michael，其他攝影師的膠片都拍完了，爲了讓分屏的光學效果繼續，我們只好把他的畫面翻轉一下！仔細看，你可以看到第二個攝影師在裝他的膠片然後繼續拍攝呢！發明之母——利用意外事件。
直接：銀幕上的分屏可以讓我們在影片中同時講不止一個故事。觀衆們感覺這就好像是置身於現場的事件中。這增加了衝擊力。
傾聽聲音：我們是第一撥把主要的音源放進環繞身歷聲喇叭裏去的，這讓在Warners做配音的人錯愕不已。因爲最終是在兩塊畫面上拼接，我們使用了環繞音軌讓觀衆總能清楚知道事件發生在哪兒呢。他們被這效果給征服了。這些爲THX 1138的聲音設計鋪平了道路。
不僅僅是剪輯風格改變了，剪輯設備也完全更新了，現在，基於電腦的非線性編輯器做得非常像我們通過當時在現場和剪輯室裏使用的那精密的色標系統所能夠取得的效果。
回到最初的問題，一個記錄片製作人如何將畫面轉化成現實，我想答案是：你需要勇氣，毅力和謙卑來面對記錄物件，這樣才能讓素材通過你傳達出來。你還需要技術，和像你一樣充滿熱情的人，好從被你拍攝的人身上，以及素材傳達給你的架構中（the structure the material dictates to you），擠出真實。你需要勇氣和能力去傾聽你的記錄物件，以及被你召集來的人們，好能從電影製作的迷宮中走出來。哪怕是只在一分鐘裏喪失了自己的決斷，我們就會被壓垮，或許是來自發行商的關於市場的要求，或者是來自媒體的，當我們明白自己已經實現了製作一部能夠表現六零年代的現實與象徵的影片的夢想時，媒體就在抱怨著要一睹爲快。運氣的是，在Bob和Sidney的幫助下，我們堅持自己的最初版本，抵住了壓力。
我們得到了：在我們的辦公室，冰箱裏裝滿了Michael上次拍攝剩下的膠片，一些新的膠片，就這麽多了。如果我們搞定Wyoming影片的製片人，我們最早在星期二能把他的第二撥報酬存到銀行裏去。他只有大約10000美元了，因爲他在從Himalayas回來的路上剛剛買了一台新的KEM剪輯機。
The Search for Reality: The Art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Michael Tobias編，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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