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系簡體中文，作者使用word完成自動繁簡轉換，如有僻陋請多包涵。
翻譯：talich
“WOODSTOCK”
從影像到符號化的真實
DALE BELL
在鳥瞰舞臺的一片草坪上，我們開始計劃，這裏組織者不可能聽到我們在說什麽，回響的是錘子擊打的聲音，以及指揮吊車蓋塔樓的大喇叭的轟隆聲。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組織者能否在開始前把會場準備好，讓我們有得可拍？現在離第一場音樂會開始只有五天了，還有很多事情沒幹呢。或者說這活動會不會完蛋呢？
但是，我們互相看了看，這意味著我們，同樣，只有五天時間！我重新審查了一下那條小路，然後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做，我們就得最晚在星期四把所有人都送過來。我們不能指望在那天晚上幹什麽事因爲除了離舞臺比較近的地方，根本就不會有光亮。
我們首先討論了音樂會。這需要六台攝影機，六位攝影師，六位換膠片的助手，六個跑路的好把裝上的或者卸下的膠片盒拿給攝影師，還有六位元記錄員，每個人都要小心翼翼的記錄下他們在拍攝什麽，用的是哪盤膠片，在什麽時候，用的是何種類型的膠片。助手就在舞臺下工作，站在膠合板上，他們的手將永遠不會離開黑色的換膠片的袋子。他們的桌子是由很多4X8的膠合板在鋸木架上搭成的，高度正合適。他們要比攝影機早好久就開始做才能保證以後能跟上。大約需要二十四個人來拍音樂部分，而且他們每天只能工作八到十個小時。但是如果音樂會從中午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呢？
如果有六個攝影師，我們需要六個110伏特的同步馬達，外加一些備用的，這樣起碼得要八個。我們到哪兒去找呢？我們到哪兒去找八台NPR呢？大部分攝影師自己就有一台，但是有些人可能沒有。至少，並非每個人都是用相同的器材拍攝。
我們如何保證音軌同步呢？如果每個攝影師在不同的時間開始，我們就沒法知道怎麽同步了？我建議我們去找一台電子錶，發光的，我們可以把它挂到舞臺後面，每個攝影師開始拍攝前，他就先拍一下鍾，然後繼續拍攝。這樣就可以給我們一個開始點了。我們要給每個攝影師打板嗎？這可以由助手或者記錄員來做。他們得事先準備好一系列的標牌，爲每個攝影師配上不同的色標（color-code）。這肯定能幫我們大忙。我們到哪兒去找人呢？我們需要什麽樣的人呢？只要最好的，我們理論著。因爲我在NET和紐約以及Los Angeles的很多好DP工作過，我們列了一個單子，包括Richard Pearce，David Myers，Chuck Levy，Ted Churchill，Ed Levy，Fred Underhill，Don Lenzer，還有其他人。我們到哪兒去找足夠多的助手呢？還有其他人？
在周一到周四下午我們怎麽才能搞定他們呢？我們有錢給他們麽？什麽方式呢？記錄片方面我們需要多少人呢？John和我盤算著要三組攝影機和錄音設備，並希望他們能夠有摩托車好在人群裏跑來跑去。畢竟，如果有50000人都碾到這個小農場來，那一定會異常擁擠。每組都得配上對講機，大家都用同一個頻段，這樣我們在靠近舞臺的主基地裏的人也能和他們同時保持聯繫，就好像是現場直播一樣，又是如此。我們要和組織者保持一定的聯繫，隨時掌握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在遇到“爆炸性事件”的時候派人去拍。我們的電池怎麽充電呢？我們從哪兒找電源呢？組織者連吃得都不願提供給我們, 他們是否允許我們用他們的線路來錄音呢？
我們拍的片子裏總不能沒有搭建舞臺的段落吧？這幫在這裏已經拍了三個星期的英國佬是什麽人？我們能從他們那裏買點素材用到我們自己的片子裏麽？俗話說得好，“佔有者打官司的時候總會占上便宜（possession is nine-tenths of the law）”，我們星期六得在這裏留上個把人。John會和Ed Levy留下來。他很能聊，但不咄咄逼人。他可以跟這裏的人打成一片，而我們其他人就去準備如何把這件事搞定。
等我們都算計好以後，看上去我們大約需要十五個抗攝影機的人，同樣數量的實打實的攝影助理，還有大約十個錄音師，其中六個人跟組織者合作負責音樂會音響，另外四個則負責記錄片部分。我們還需要大約二十個助理，幫助記錄到底發生了什麽。有些人睡覺的時候其他人可以繼續工作。或許我們還得再要五個攝影助理以及十個助理？Thelma，Michael，和Larry負責音樂，Eric Blackstead認得很多樂手和經理人，也會幫忙。也許更重要的是，他懂音樂：他知道樂手是怎麽演奏的，哪首曲子先演，哪個樂手在領奏，什麽時候他會交接給另外一個樂手，每首曲子都有多長。所有這些對我們策劃如何照顧到所有音樂都非常寶貴。（Eric後來負責制作了全部唱片。）
我們在紐約認識的一個新進出現的年輕的故事片導演，Martin Scorsese，會在舞臺上和Thelma一起做助理導演。他剛剛和Robert De Niro，Harvey Keitel完成了影片Who’s That Knocking At My Door？他們和攝影師們通過頭戴式耳機和麥克風聯絡，這樣他們就可以像在直播間裏的電視導演那樣指揮鏡頭了。Michael永遠會在首要的位置，正前方中間的六點鍾位置，拍攝主要的樂手。Dick Pearce（如果我們能找到他，而他也得有時間！）會在舞臺後側的11點鍾位置，Chuck Levy會在四點鍾位置，而Fred Underhill在8點鍾位置，Stan Wamow會待在某個高塔裏，Hart Perry就待在另外一座高塔裏，爲我們提供關於舞臺和觀衆的廣角鏡頭。
David Myers和Al Wertheimer會負責拍記錄片的人。
老問題，這麽做靠得是啥呢？在影片The Girl at the Information Booth裏一個年輕女孩說，是“信仰”。“Blind Faith，”她說，一個“非常屌的樂隊。”我們的樂隊是不是正在看著我們呢？
在Bob Maurice和Sonya結束了和組織者在現場的談判後，我們那天晚上回到了紐約市，準備在那裏再商量。在回去的路上，我們繼續討論了我們必須做的事情。突然我們意識到我們沒有計算一個東西——底片。我們需要多少膠片？我們手頭有多少？它要花多少錢？誰會有那麽多膠片？我們又算了一遍：將會有三天的和平與音樂，照廣告上說的！有多少攝影師在舞臺上拍攝？六位！我們要拍多少首歌？這些歌有多長？在白天有多少場演出？晚上呢？我們應該使用何種夜光片？Kodak有兩種型號在賣。膠片按照什麽速度去使呢？如果不知道組織者會爲我們在舞臺上提供什麽樣的燈光，我們什麽都定不下來。特別是，有多少是白光？因爲如果他們手頭有一堆藍的和紅的濾色片，我們就沒法看清樂手的臉，那全部夜間的拍攝就都可以取消了。如果膠片不能把天才們拍下來，那影片裏就只能有白天的表演，那組織者恐怕就沒法靠電影掙回哪怕一分錢。所以，我們下結論說，有些東西是直接的捆在一起的：光和利潤。我們明天可以去爭取這個，我們想。
但是假設會有二十六個團，我們想爲每個團拍一首歌，那就是二十六乘以十一分鐘乘以當時在拍攝的攝影師人數。如果我們想多拍些，比如，The Who的Tommy歌劇裏的“Pinball Wizard”一段，那段有二十五分鐘長，這樣我們需要的膠片數量就被對數增加到2.5倍了。
然後，記錄片部分怎麽辦呢？比起有些音樂，我們中很多人覺得人們的動機，生活方式，私人故事，音樂節現場的情況，和其他任何活動都可能會更重要。要是有人被殺了怎麽辦？或者，如果有人要生孩子呢？這是有可能的，畢竟，會有50000人，我們聽說！按照廣播裏的宣傳，音樂節將是一次關於越南戰爭，還有毒品，向全世界的宣言。幾百英畝的地方，工藝演出，孩子們玩耍的地方，游泳，藝術市場。這可不光是音樂。作爲真正的拍記錄片的，我們要傾聽他們在說什麽，並試圖把它們融到整部影片裏去。我們的角色不是對行爲做評論，或許除了在通過控制影片結構來敍事方面。我們的工作是在現有條件下盡可能的全拍到，靠得是我們在這麽短的時間裏能找到的人。還有錢！
我們已經至少在腦子裏盤算後期製作了，也開始爲它發愁。我們討論了色標，還有如何組織才能讓同步問題更容易解決。我們怎麽才能將多幅畫面弄進一張銀幕上去？Michael，Thelma，和我總是在尋找新的範式（paradigm）。讓影片栩栩如生，要盡最大可能。要同時（simultaneity）。我們怎麽能不用多畫面就向觀衆傳達在當時同時發生的栩栩如生的事件呢？我們不可能發行需要三台，或者六台放映機放映的影片，或許我們可以呢？這些問題的答案還需要再等待。
我們到哪里去爲這麽一件事找到錢呢？我們怎麽樣才能得到樂隊的許可好可以拍他們呢？我們是否需要到場的人的許可才能發行呢，或者我們在那裏拍攝這個事實本身就實際上等於授權發行了呢？有沒有什麽前例呢？
我們怎麽搞食物呢？從哪里？空白膠片要多少？？我們在銀行裏有多少錢？如何租器材？如果我們跟租借公司說我們要幹什麽，他們永遠也不會借給我們的。如果他們要預付款呢，我們該怎麽分配手頭的錢呢？哪個更重要——器材，人，空白膠片？
在第二天，星期一早上7點，離我們要開始拍攝音樂會還有四天，在我們位於81街和Broadway的辦公室二樓我們聚在一起制定了計劃。
我們在銀行裏有10000美元。星期一早上Bob和我會盡可能的把Michael在Wyoming拍片掙的錢取回來。那個大約也是10000美元。大部分錢得花在空白膠片上，因爲沒有膠片，全部努力都會付之東流。我們還得留點錢買些零碎的，比如錄音帶啊，電工用膠帶啊，諸如此類的。
我們列了一個最後名單，包括替補。他們散佈在全國各地，但是我有值得信賴的電話本可以聯絡到他們。我們會——我會——跟每個攝影師說我們可以保證他們的報酬是當時的時價，一天125美元。如果拍攝超了，他們的時間算成看“情況”（on“spec”）——他們可能有報酬，也可能沒有。因爲我跟他們中打大多數人都有過合作，給過他們幾天或者幾周的工作，這對他們也可以算成是作爲“報答”的時間。我的話是算數的。現在在屋裏的人都會算成是看“情況”的，寄希望於將來如果我們能夠成功找到更多的錢後的酬勞。
我還得去找設備。因爲在過去五年裏我從紐約市的攝影機庫房裏——Ferco，Camera Mart——租過那麽多的設備，我的名字在那裏是值得信賴的。或許我可以跟每個人說我只要借來做一天的拍攝，就是星期五那天。我會在星期一把設備還回去，我跟他們保證。我還準備提早把設備取來，這樣我才能把設備提早送到White Lake好能用上。但是我不能告訴他們真實地點，因爲他們會害怕保險費也許會抵不過可能的丟失或者損毀。他們或許會和其他人一樣從收音機廣告裏聽說！這是一種奇怪形式的信任，因爲我基本上是撒了一個善意的謊，關於White Lake的！！這讓我很煩惱，但是我實在找不出解決困境的方法。我們只有賒下設備，不付現金，包上保險費以防萬一，然後祈禱。
但是David Myers怎麽從San Francisco到紐約呢。David可以用自己的卡買機票。真荒謬！從來就沒有人答應過這樣的條件的，甚至David也沒有過。
這時我們已經確定我們或許需要數量巨大的膠片——至少得夠拍從現在到下個星期天晚上音樂會結束爲止，如果他們如期舉辦的話，175小時的。一百七十五小時相當於375000英尺的16毫米膠片，或者說超過900盤膠片，其中有些是白天用的，其他是晚上用的。按照30盤一箱來算，我們需要30箱，這可要占上一大塊地方，很輕鬆的就塞滿一輛panel truck。怎麽把它運到舞臺上去呢？就四天時間？如何能把它們安全的存放好？
等Michael星期一回來，他會從冰箱裏把上次拍攝剩下來的二十五盤膠片拿走。我則要從我能找到的任何地方購買餘下的，包括York大街上的Kodak公司。我們決定先不要全買了，一定要等我們明白在現場該怎麽拍以後再買。星期三可能是最後做購買決定的時間。從星期二開始我會讓過去的人順便帶上膠片。Michael到了現場後將會和我通過打電話來商量。
我們定好了計劃。我們會把Michael在銀行裏的錢全花光。Bob Maurice在幫Michael通過發行他的部分影片來賺回最多的錢，他會在Eric Blackstead的幫助下繼續和組織者談判。Bob也會試圖從電影公司的投資者那裏拿到大筆資金。我則不分白天黑夜的待在辦公室裏，直到星期四所有人都去了現場。Sonya Polonsky是我的幫手。Thelma，Larry，和Marty在我一旦找到汽車，其他人還有設備後就會啓程去現場。
我們意識到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幹過。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以前，現實還是我們想象中的幻覺。在沒調查研究以前，我們是一無所知，戰戰兢兢。但是在我們去了現場，接觸了在那裏的人，估摸了我們預期內的可能的條件，我們每個人的信心都加深了，這種信心進而通過我們自身的活力相互傳達到每個人。一步一個腳印。在我們身上聚集起來的是一種相當特別的感情。我們感覺自己可以征服一切。要是Bob能跟組織者和現場的他們的製作人做成一份合適的交易的話，那等全部都搞定後我們的日子就更要稍微好過些了。
我在屋子裏前前後後打量了一下。我們中沒有人是過了三十歲的。噢，不能完全這麽說。我就過了。我三十一歲，結了婚，有三個男孩，最大的那個想跟我一起去現場，如果我去的話！但是我是唯一的一個保持“傳統”婚姻關係的人。哦對了，Michael只比我小一歲。但是其他人呢？Larry連鬍子都沒長呢，對吧？他有二十歲麽？或許Bob也跟我差不多大。我不太瞭解他。他很老哲，在現場爬椽子的時候他總是從他的長髮和大鬍子底下發出嘟噥聲。
The Search for Reality: The Art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Michael Tobias編，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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