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系簡體中文，作者使用word完成自動繁簡轉換，如有僻陋請多包涵。
翻譯：talich
“WOODSTOCK”
從影像到符號化的真實
DALE BELL
如果你除了影像就什麽都沒有了，那靠什麽拍電影？
想象……
我們五個人坐在一輛車裏，從紐約市沿高速路向北開。什麽時候？星期天一大清早，8月10號，1969年。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個叫做White Lake偏遠小鎮。當我們沿著Hudson河行駛，繼而轉向Catskills山方向的時候，我們中誰也沒有意識到現在的旅程有朝一日會將我們，籍著不同的原因，高高的投擲進電影史冊裏。說真的，我們在進入未知領域的旅途上，一次理念和技術的契合。或者可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我們是一幫五花八門的人：Larry Johnson，從Florida來的世界級游泳好手，有著一雙屬於聲音和音樂的耳朵，我們中最最年輕的一個；Thelma Schoonmaker，一個老練的與她的年齡不相稱的頂尖的電影剪輯師，New Jersey人，打字的速度超過一分鐘100字；John Binder，從Pennsylvanian州的York鎮來的流浪作家，他是Michael Wadleigh最早的合作者，錄音師；Michael Wadleigh，Ohio人，從Columbia大學的醫學專業輟學當了攝影師，有一雙長到腦袋後面的眼睛，和相稱的耳朵，外加超人的毅力；Ed Levy，Michael的攝影師朋友，我幾乎不認得；還有我，一個公共電視臺製作人，短頭髮，在東部的教會學校長大，在Wyoming和巴黎之間來回跑，現在和太太，以及三個兒子，住在Hudson河岸邊的一棟巨大古老的Victorian式房子裏。
在另外一輛車裏是Bob Maurice，首席談判代表；Eric Blackstead，音樂和演奏權威；Jeanne Field和Sonya Polonsky，Michael的製作助理。
有好幾個月，我們斷斷續續的想過或許會踏上這段旅途。在城裏我們在Bob Maurice的帶領下和另外一夥人開始了一些談判。Bob很快會成爲Michael的搭檔，談判對手則是要舉行的一次音樂節的組織者，據說將會是同類音樂節裏面最大的，有史以來。甚至要比Monterey Pop還大，他們說；比最近的Atlanta賽道音樂會還大。他們在New York州的Woodstock租了一個農場作爲舞臺，但是當地人強烈反對將會趕來的無數長頭髮嬉皮士怪物們，於是組織者們被迫，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地點。電臺廣播裏描述了新的地點，告訴聽衆將會有三天的和平與音樂，藝術品集市，還可以游泳，它的新地點是在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White Lake。通票一張18美元，他們保證：憑票入場。在場子四周會豎上籬笆，廣播裏警告說。
爲啥是我們呢？我們和組織者的談判在一個月前就破裂了，換了另一撥電影人，他們是Al Maysles和David Maysles，老牌的cinema vérité電影人。他們跟組織者說，你們要50萬美元版權費作爲對票房損失的補償太不現實了。但是他們還是會拍攝的，就按照Monterey Pop的風格，並和組織者分成。這是新合同的關鍵。
接著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Maysles兄弟，就在Manhattan這個小地方裏，給我們打了一個電話，問是否可以和我們合兵一處來拍這個片子。起初我們不太知道該如何對待這個請求。畢竟，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很清楚自己想怎麽拍這個片子。我們是拍記錄片的，畢竟，是六十年代在紐約市長大的。對於我們這些關心社會動因，世界局勢和在地球另一端的戰爭的人們來說再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大熔爐了。我們之間就好像是Saint Exupery在Night Flight裏描述的——在危險和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脅下的同志關係。在紐約市，當個電影人是再高不過的榮譽了。現在我們的時候到了。如果Maysles兄弟沒法湊齊人的話……
我忘了前面的故事了。Michael Wadleigh和他最初的搭檔，John Binder在1965年找到我，想找個活幹。我那時候是National Educational Television（NET）的製作人。Michael是抗攝像機的，John則負責錄音：一個雙人組合，他們強調。如果我們不喜歡樣片，他們說，我們可以不給他們錢！於是我給了他們第一個工作：我們去拍美國共－産－黨在多年來的第一次聚會。因爲我們擔心要進到集會裏面可能沒那麽容易，Michael天才的設計了一個類似後來的steadicam似的東西，一個系在背帶上的索具加上兩個串起來的管子，這樣就延展了他的後背，可以把NPR（Noiseless Portable Reflex）的手柄輕鬆的架在他的右肩膀上，這樣他的雙手就完全自由了，只要用一小塊黑膠布蓋在紅色信號燈上，他可以鏡頭大開的走來走去，拍他想拍的任何東西，卻顯不出在拍攝的樣子。我對他的沈著和天才吃驚不已。當然，共－産－黨的人把我們擋住了，但是我們在走來走去的時候還是拍下了這個NET記錄片所需要的B-Roll素材。
但是運氣不佳，或許是，政治問題，NET取消了這個記錄片。我們拍了兩天，融入了我們的個性，最後被一個Kafka式的上層權威給否掉了，但是我們三個人卻永遠在一起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專案。
幾個星期後，製片人John O’Toole所寫的The Vanishing American Newspaper補上了空檔，把我們又召集在一起。在拍攝的第一天，一列沒有在該停的地方停下來的輕軌列車差點讓我們送了命。但是我們沒死成，在一起一路工作了八個星期。靠著Michael的那個依靠汽車點煙器的電力驅動的造霜淇淋機，我們四個人像魔鬼一樣被沾在一起。
我會偶爾的離開NET的影片拍攝，去製作一些相關的現場直播節目：控制室（Control room）裏的電視直播成爲我的強項，到1967年，我甚至把它應用到電影裏。我的題目是煙草工業。“A day in the life of…”，是個“膠片上的現場直播（live on film）”，然後在從中剪輯出所有我們能找出來的有內在反差的東西。這可比48 Hours還要早！在San Diego，我和Michael，還有David Myers搭檔。David是Mill Valley人，是我的攝影導師。好笑的是，Michael和David從來沒有見過面。最後的影片將有關吸煙的爭論中所有辛辣的悖論都交織在了一起，可以說，把整個行業還有國會驚動了。
Michael在一次去歐洲的旅行中，遇到了一個德國的電氣工程師，他發明了一個叫做KEM的平板剪輯台。把16毫米或者35毫米的膠片放到盤心上，就可以通過它的取景框觀看，並通過放大器播出聲音來，這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剪輯技術和理念。在一個六盤（six-plate）的機器上剪輯師可以把兩道音軌合成到一幅畫面上去。而更大，更恐怖的八盤機可以讓剪輯師同時把一條音軌合成到三組圖像上，或者兩條音軌合成到兩組圖像上，或者三條音軌到一組圖像上。
關於如何揭示世界上每時每刻發生的現實，我們每個人都通過屬於自己的方式去尋找獨門的答案。我們循著不同的技術，逼近同一個終點：如何發現我們所看到的事物中的真理，並且如何能夠讓，並且還要盡力去讓攝影機在沒有外物干預的情況下講述一個故事。直接（Immediacy）是一個關鍵的元素。我們把Lerner和Leowe（注：著名的音樂劇搭檔，代表作My Fair Lady）的名言牢記在心：“千萬別用嘴說，拿給我看！”讓在攝影機前面的人來表現。是幽默，是辛辣，是千奇百怪。對於我們，我想，它是一種接近於點彩畫的東西，其中的每一個點都不那麽重要，但是如果把它們都收齊後並置到一起，你再退後一點以留出一些透視的空間，那些點點裏産生的真實感就會變得很清楚了。
美國的第一台KEM已經在幾星期前運抵，並幫助Thelma（“T”）做了兩首歌曲的試驗剪輯，第一首被起名叫“Respect”，是Michael和另外兩位攝影師在Providence拍得的Aretha Franklin。Mew Griffin節目按照合同收到了他們要的單畫面剪輯版，但是Michael印了一個雙份（double-print）的負片。他把三條膠片塞到Thelma手裏，Thelma就按照Abel Gance最早在1920年代拍攝的巨成功的默片Napoleon的樣子，在一部影片裏把多幅畫面並置起來。那時候，如果你早兩個星期去我們在81街和Broadway上在二樓的辦公室，進到牆壁雪白的放映室裏，你就能獲得一次異乎尋常的難忘經歷。
首先，你得站著。沒有椅子。在放映間裏可不是只有一台傳統的放映機。在你身後的基座上有三台Grafflex放映機，全都插到一個一對多的插座上，在這個插座上還插著一台MagnaTech放音機。四台同步的機器被一個共同的開關控制。當屋子裏的燈光暗下來後，四聯開關（four-way switch）被合上，一個單幅的傳統畫面被投影到對面的牆壁上。另外兩個投影儀在同步放著的開頭部分還只是黑場，在這次大膽的展示中，它們跟在中間的放映機後面，到後來才是它們的戲。然後，銀幕上令人敬畏的Aretha說出一個字，在她兩側出現了兩幅畫面。當然，隨著接下來音樂的變化，三幅充滿動力的畫面征服了觀衆。音樂從兩側牆上的身歷聲喇叭裏躍出，這都是Michael的乳臭未乾的音樂奇才Larry Johnson設計的。
在那間黑屋裏的震撼感絕對是勢不可擋。雖然歌曲只有幾分鐘長，但好像你被凝固在了永恒中，那是充滿力量的感覺。感官超載！在Aretha的歌“We Shall Overcome”結尾處，按Wadleigh和Thelma的話說，就是你非常後悔自己只能當白人。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樣片（pilot）”，另外可以說，Maysles兄弟邀請我們一起拍電影——不管是拍什麽——前也在街上聽到了關於這個三畫面影片的流言。
現在，我們又在一起了，那些知道如何用多個攝影機在膠片上拍出栩栩如生的事件的人，帶上會錄音的，和會將這麽多畫面和聲音剪輯成一部完整的影片的人，在高速路上往北疾駛，目標是Max Yasgur的離城市有兩個小時車程的碗形農場，路邊是那些背著背包拎著吉他的長頭髮的搭便車的人。
Michael剛剛從Wyoming回來沒幾天。他在那邊崎嶇荒蠻的Wind River山區拍攝一部給年輕人看的30天生存教程。這部片子後來起名叫Thirty Days to Survival。他幾個月前還在Himalayas山拍攝了一部片子，現在正由Thelma剪輯，暫時取名叫Once Before I Die，講一個人如何實現一個畢生的願望：爬到19000英尺高。Michael沒有帶氧氣，自己抗著攝像機和錄音器材爬到了這麽高。現在除去他對霜淇淋的迷戀，沒人會置疑他毅力不夠。
我們快到農場了，大家都開始熱烈的討論我們會碰到什麽東西，哪個團會來演出，怎麽處理音樂的拍攝，如何進行多軌錄音，如何在音樂之外去拍那些將要到來的人群。我們的Saint Exupery式同志感情在發展。我們還沒看過音樂節現場。我們一點都不知道會遇到什麽，因爲我們和組織者只在紐約市有過簡短的電話交談，而他們自己也還沒去過那地方！在車裏我們中的一個人甚至還在問：The Who是誰？Sha-Na-Na呢？還有Jimi Hendrix呢？（這個人就是我，不過我會哼Verdi！）這個現實到底是什麽？如果捕獲住它？
理解技術，然後，對我們來說，要把它推向前所未有的地方。在沒有電腦之前，我們是活的軟體。從電影的角度講，我們是開路者，朝著我們自己並不知道的方向前進，但是心裏知道什麽是可能的。我們不會對自己說：我們要拍的就是這種類型的影片。而是，我們對自己說或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拍它。我們一點都不知道拍完以後我們會怎麽做。後期是地球另一端的事情，還遠沒到需要考慮的時候呢。
但是別急，高速路這裏就是該我們拐出去的出口了。再有幾英里，我們就能看到那個通向舞臺的碗狀農場了，至少我們是這麽聽說的。
哇，這路可真夠窄的！也就剛夠兩輛車勉強擠過去的。如果來了更多的車那會出啥事呢？據說那三天會約麽有50000人要來。沒人知道。（我在想組織者是否知道最近在Atlanta舉行的賽道音樂會吸引了大約100000人！！！這次會是什麽樣呢？？）
然後我們就到了，沿著一條鄉間公路，順著一條峽谷往下看，有一大堆長頭髮的人在晃悠，其中一個騎著摩托，駛過高高的草叢往山頂在開。長頭髮。有很多卷兒。他會不會是Mike Lang呢？就是他，有人說。或許有100個男男女女在搭建舞臺，就在這個大碗的碗底。在舞臺周圍豎起了膠合板，好把它跟觀衆隔開。鐵絲網還在架。沒錯，鐵絲網會把會場包起來，有人跟我們說，但是我們還是很懷疑。這可是唯一的能把組織者和利潤聯繫起來的東西。如果它完蛋了，這麽一個經濟試驗大冒險也就完蛋了。
我們看著他們的舞臺，聽木匠和設計師介紹。在跟Michael討論了後，我請求他們給舞臺加一個背對著觀衆的邊，高度嘛就該是讓攝影師站在這個延展出來的平臺上可以把他的臂彎靠到舞臺上做支撐。在舞臺下面，在那好多層的膠合板上，我請他們造一個又大又原始的桌子，這樣助手們就可以在他們的黑漆漆的換膠片的袋子裏爲NPR換膠片了。在高塔上也需要一些膠合板，這樣才好把三角架吊起來固定住，拍攝舞臺和觀衆的遠景。我們睡覺的地方，如果有的話，就得是在舞臺下面或者卡車裏了，還得是4X8的膠合板，和泥土。我們可以帶睡袋，我說，空口說瞎話！誰會有錢去買睡袋呢？誰會有錢呢？
我們討論了各種各樣他們可能會使用的照明設備，聲音系統，以及我們如何能接進去好做多軌錄音。各種活動都會在哪里舉行呢？食物，廁所，以及醫療設施都在哪里呢？他們估計會有多少人來呢？他們會通過什麽交通方式過來呢？那表演者又怎麽辦呢——如果路堵了，他們該怎麽過來呢？會有直升飛機的，John Morris說。食品，水，還有表演的人都會通過直升機過來。就像在越南一樣，有人嘟囔著！
我們必須做出好像自己能做到的樣子，儘管我們一點都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做到。全是靠直覺，跟實際沒關。我們做的就是問問題和聽回答。
但是開始有效果了。我們說得越來越多，提建議，爭論，和那些起初跟我們一點關係沒有的組織者探討，我們越來越感到我們能夠成功，仿佛。
我們看來看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需要不計其數的設備，人，汽車，食物，因爲組織者跟我們說等到50000人都來了，他們自己只有忙著給他們自己的人準備飯的功夫了。我們需要一支軍隊。
這需要我們這些電影人之間高度的同步和協作。如果Maysles兄弟想過用兩個“分隊”這樣的形式，我們琢磨著，或許我們也就應該這樣。一組人要負責拍攝音樂會，另外一組負責非音樂會的部分，或者說記錄片部分。Michael和Larry負責音樂會的畫面和聲音。Thelma就作助理導演。John和我就負責記錄片部分，而我還要負責召集人和搞定設備。
The Search for Reality: The Art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Michael Tobias編，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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