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東終於「震怒」了。
這是「雙減」巨雷打在在線教育行業后的第四個月。 高途仍在災後重建，創始人兼董事長陳向東每天都會關注其他同行正在做什麼，「老大爺一樣碎碎念」。 在職員工告訴《人物》，有一次他聽說，公司里幾位主講老師正帶著高途的學生「出走」，自立門戶，嘗試直播授課。
陳向東動了氣。 幾個高管更是較起了勁，他們的解決方案是，蹲守在直播間，一看到這幾位主講老師直播，就立刻舉報。
原本，一位留在高途的員工觀察到，這幾個月，陳向東的狀態已經從忐忑轉向平靜，再變成滿懷希望。 他想了諸多舉措應對政策帶來的巨大改變。 比如做硬體，但又覺得這是重資產，容易積壓庫存。 他也想讓高途直播帶貨，「反正就是不用花太多錢的、有人力就能做的事，他都想嘗試一下」。
最近幾天，已經有幾位主講老師被拉去試水直播帶貨。 但陳向東又不想效仿俞敏洪，什麼都賣，他跟員工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做教育了，我就退休了」。
這位高途的絕對控制人開始變得樂觀。 近期的一次全員會上，陳向東說「現在是公司最好的時候」，他用一種輕鬆的語氣調侃自己：「我也經歷過股價140多美元的時候」「我也是登上過富豪排行榜的人」...... 試圖告訴現今留在高途的九千六百多位員工，兩塊多美元的股價和低谷並不可怕，高途有東山再起的可能。
每隔一陣子，高途就會有一次鼓勵為主、講述戰略為輔的會議在不同部門召開。 有人看到，陳向東的眼睛裡多了些紅血絲，相較從前，他的頭髮也白了不少。
去年公司被連續做空的時候，他的朋友圈像一個對外傳聲的話筒，熱鬧、激烈。 現在，他的朋友圈僅一個月可見，點開只剩一條橫線。 但至少，陳向東表現出來的振奮和輕快仍然感染了不少員工，他們也振作起來，試圖忘記頭頂那一片仍未消散的陰霾。
7月24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份被簡稱為「雙減」的意見對教培機構的投融資、業務類型、經營時間都做出了嚴格限制。 高途的股票應聲而落，一部分員工被迫離開，大課直播間陸續關停。
這家曾經名為「跟誰學」、后改名「高途」的在線教育公司，是首個抓住在線教育風口的公司之一。 它依靠「all in在線直播大班課」而迅速崛起、率先上市，站上了在線教育行業的巔峰。
但很快，藍海變成紅海，更多的公司和金錢滾入行業，靠情懷構築的美好願景被拉回到現實，化為巷戰和肉搏。 在尚未分出勝負時，紅海變為「死海」，曾經風頭無兩的行業標杆要重新探索未來。
陳向東演講之後，走下講臺 圖源視覺中國
「把命注入」
巨雷在今年7月底的一天落下。 那一天，陳向東在高途全員會上宣佈，全國十三個地方中心只保留三個。 每個中心人數過千，裁員涉及上萬人。 緊接著，所有人都停下了工作。 大家漫不經心地坐在工位上玩遊戲，辦公室里響起此起彼伏的「timi」。
一周之前的7月24日，「雙減」落地，辦公室的氣氛開始變得不同：電話銷售的聲音越來越小;從同事工位走過，有人會馬上護住螢幕。 零星有幾位員工手足無措又無所事事地等到晚上——加班已經成為肌肉記憶，11點，他們收拾東西離開公司。
阿明是博彥科技大廈的安保。 他記得，辦公區沒幾天就沒了人。 到了8月底，司機和搬家師傅進入大樓，搬走辦公用品。 他們徹夜不休，桌椅被搬上車時「叮叮咣咣」。 9月2日早上7點，阿明叫醒了一位睡在一層大廳的司機，告訴他，高途與博彥的租約已經在7個小時前正式到期，搬家到此為止。
9月的一個晚上，前員工林一再一次進入了高途在博彥科技大廈的辦公室，塑膠袋、礦泉水瓶、裸露的電線和一些零散的垃圾散佈在各處，還沒搬走的椅子像超市的手推車一樣堆疊在一起，只有綠色的應急燈陰慘慘地開著。 附近安靜得可以聽見蟲鳴。 他神色黯然，難以相信高途的寥落。
高途原辦公區的寥落 徐晴 攝
時間像是被7月24日那一天切割成兩塊。 在這之前，這裏總是喧囂。
網約車司機不喜歡這裡。 從晚上十點或更早開始，進入這個區域的路會堵得像一鍋粥，滿處都是車燈的光亮和喇叭的響聲。 這個由博彥科技大廈、東軟北京研發中心、軟體園互聯網創新中心、文思海輝、中關村新興產業聯盟圍成的區域，曾是高途在北京的辦公地，隨著公司的快速發展相繼被租下。
沒人能輕易在這裡打到車，滴滴總是顯示，前面還有兩百多位乘客在排隊等待。 幾棟樓下，永遠停留著十幾位外賣騎手。 由於外賣數量太多，容易丟失，高途允許美團在大樓門口設立了一整面牆的外賣櫃。
阿明曾經在大廈一層攔下十幾位信用卡推銷員，還曾發現數家裝修公司員工戴著鴨舌帽、懷揣照相機走進大廈一通拍攝。 ——這兩年，不少中小型在線教育公司會向裝修公司提出「按照高途（跟誰學）的風格來」的要求，迫使他們來學習經驗。
樓里也是嘈雜的。 辦公區里，輔導老師們戴著降噪耳機給學生講題，沸騰得像高三無人看管的自習室。 激昂又整齊劃一的聲音會突然從各個角落傳來——會議室或是走廊的過道。
也許是口號。 高級教研楊可經常看到「烏泱泱一堆人進入一個大會議室做（關於）自信的鍛煉，一個個站在桌子上說我是最棒的」，「就像傳銷機構經常做的事」。 也許是三次×三下的擊掌聲。 在高途，一旦有家長報名了短期班，小組長會帶著輔導老師們「九連拍」來慶祝業績。
只有一些地方是安靜的。 比如博彥科技大廈的五層，這裡密集地分佈著十幾個正方形格子間，主講老師在這裡直播。 房間門外貼著告示，「禁止在直播間附近喊口號，禁止在直播間走廊開復盤會，謝謝體諒！」 但主講老師鏡頭的對面，也許是幾萬人在聽大班課，喧嘩在別處。
高途原辦公區牆上的標語和告示 徐晴 攝
主講老師是這家公司的核心，其他的人員，包括輔導老師、教研組和運營人員都要圍繞著他們來。 前幾年，風頭最勁的幾家教育培訓機構里，高途一直以名師和高價精品課程與其他的公司劃分界限。
從2017年年中開始，陳向東就將全部的賭注押在了名師直播大班課上，這是他選擇all in的「最小單元點」，後來成為了這家公司迅速崛起的第一把秘鑰。 ——2019年上市之前，跟誰學已經達到了連續四個季度的規模化盈利。
盈利帶來了膨脹與擴張，員工這兩年越來越多，林一看著企業微信人數從一萬變成兩萬，然後被隱藏。 辦公桌像沒有隔板的大通鋪，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一臂，逐漸縮短到不超過兩個拳頭，伸手打哈欠的時候，能打到旁邊人的頭。
每隔幾個月，林一就聽說有新的地方中心建成。 合肥中心的板塊負責人張淼曾負責英語學科的招聘，「實際上招人的速度是原本設想的三倍」，6個月的時間里，合肥中心的人數從20變成800，狹小的辦公室變成三層的辦公區。
一座座大廈裡的高途人忙碌又驕傲。 甚至，不少人發現自己在離職時還有假沒休完。 比如張淼，還剩28天。 對此，他毫無怨言，甚至引以為傲。 高途提倡「將心注入，全力以赴」，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和員工開玩笑，「將心注入不行了，我們要將命注入」。
「有情懷的教育家」
一個典型的高途員工大概是這樣的，學歷不算突出，骨子裡有一些自卑，渴望證明自己，當他們遇到公司或是時代提供的機會，會毫不猶豫地抓住，一步步向上爬升。
林一的老家在東北，當地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元。 他在這家公司做輔導老師，每個月算上獎金可以拿到20000元以上。 他的家人一度十分擔憂，多次詢問：「你到底在北京做什麼？」
汪四維在這裡工作僅僅一年半，很快升任部門負責人。 離開高途后，他跳槽到互聯網大廠，直接進入管理層。 他驚訝地發現，同級別的同事，每一個都比他大十歲或者更多。
高光和柔光曾經一起打在高途人的身上。 林一感慨，「趕上一個風口，可能你本身也不怎麼厲害，但是在這個風口上你也飛起來了」。
兩年前的6月，一百余位員工站在紐交所的大廳里參加上市敲鐘儀式。 時間一到，金屬圓盤在電路控制下發出有規律的響聲，大家一起甩開膀子拍手，在半空中畫出盡可能長的弧線。 在整個紐交所227年的歷史上，那一次參加敲鐘儀式的人數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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