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台灣教授來馬，我們帶他們到黑風洞參觀。出了山洞，在山腳喝椰子水解渴時，其中兩位到旁邊那種觀光地點常有的商品販賣店裡瀏覽。他們出來時頗為驚喜地說，女店員用華語跟他們聊天，而她竟是道地的印尼人。當天傍晚北上檳城，途中特地繞路到怡保吃芽菜雞。過來服務的是一位皮膚深褐色、頭髮捲曲、眼睛輪廓深邃的年輕小伙子，一開口卻是口音雖重但十分流利的廣東話，聽得教授們一愣一愣的。“他是孟加拉人，”席上有人說。“在馬來西亞，你永遠不會知道一個陌生人會用什麼話跟你交談。”
其實在黑風洞和怡保的語言震撼之前，三位教授在車子裡大概已經對馬來西亞的多語現象有所體會了。我們幾個陪同人員主要說華語和檳城福建話，間中夾雜英語和馬來語詞彙，接聽手機時甚至曾經講起英語來。司機是吉隆坡人，跟我們說華語，偶爾加幾句半生不熟的巴生福建話；跟吉隆坡總部的同事通電話，他說的是廣東話，跟另一位司機則說客家話。這樣駁雜的語言環境，這樣自然地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能力，在台灣是難得一見的。
當初我回到我們這個很壓抑又不願意承認壓抑、拿著拐杖斷不了奶、什麼都“能”“破裂”的國家時，多語環境就是讓我覺得離開台北還算值得的原因之一。我曾經在檳島山城浮羅山背一家VCD店翻找比南利影碟時因為一位繫頭巾的馬來女店員走過來以清晰又流利的華語向我推薦最新的翻版好萊塢電影而嚇了一跳又有點快樂，曾經在喬治市一家印度餐廳吃煎餅時饒有趣味地聽隔壁桌一對印裔青年和華裔女子用福建話有點害羞又掩不住熱情地打情罵俏，也曾經在威省爪夷吃鴨飯時聽見一位印裔青年以潮州話大聲向老闆點一盤燒鴨飯。在吉隆坡，我曾經在路邊攤一知半解地聽一個印尼籍的服務生用黏成一團的廣東話介紹菜單；坐在一輛從沙叻秀開往市中心的巴士上，我甚至曾同時聽到英語、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廣東話和福建話在車箱內流竄，因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怕被人譏笑為想製造馬華文學經典地做起用拼音文字寫一部揉合各種語言的雜種小說的大夢來。
這樣的多語環境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迷人之處，而且從幾個世紀以前就已形成了──馬六甲王朝時代不是可以聽到八十多種語言嗎？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來，語言作為人類文化和智慧的載體，其流變就是一部社會史。比如從十五世紀通行馬六甲的語種，我們可以想像出當時在馬六甲有哪些商業活動和文化生活。又比如透過對各種華人方言的分佈地區、使用情況和語彙的研究，我們甚至可以建構出一部馬來西亞華人史來。
值得一提的是，語言既然是人類文化和智慧的載體，多語環境的更高境界，應該就是思想上的百花齊放、眾聲喧嘩。台灣社會整體上雖是單語，在思想的交流上卻已眾聲喧嘩了。眾聲喧嘩未必就是好，但如果不允許眾聲喧嘩，這社會肯定好不到哪裡去。有人擔心眾聲喧嘩可能導致雞同鴨講的局面，尤其不利團結。但我想，雞同鴨講還不是最糟糕的，畢竟不管清音雜音，只要還允許雞說鳥話鴨子說禽語，就不是最壞的現象。最怕的，是權霸一言堂之後眾聲俱寂，唯馬首是瞻，而跟在馬頭後面的馬仔只會跟在馬頭後面，不知道馬頭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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