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羅大佑視為台灣流行音樂的開創者其實並不為過，至少在曾經有過的幾次流行音樂史的考評及票選活動裏，從來沒有人會忽略或漠視羅大佑的存在。也唯有羅大佑在還有流行音樂審查制度實施時曾有過的碰撞及不屑姿態，才意外讓人發現流行音樂不單單只能走陽光溫情的軟調路線，還能站在批評的立場，觀望及點出社會正在發生的許多現象。當然在主題意識的發掘上，羅大佑試著走出更多元的路子，在《之乎者也》裏不急於去打破社會的禁忌，卻也點出經濟發展的快速變遷腳步下正被拋棄的傳統式微的哀愁。緬懷著過往的榮光，這個基調一直貫穿著羅大佑在發行了《青春舞曲》以前的幾張專輯裏，切切點出他發表過的文集《昨日遺書》字面上的意義：屬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進程中經歷過從艱苦磨難到小康局面的人們往往存在的失落，小小的緬懷著昔日曾有的驕傲，那不來自物質享受，而是單單純純的生活。
離開台灣，算是羅大佑結束了馬世芳所稱「黑色時期」，那總結這段期間心態轉變的紀念，就是《青春舞曲》的出版，這台灣第一張演唱會實況專輯，不時還能挑起羅大佑在舞台上叨絮的印象。就算羅大佑的前三張專輯分別發射出不同的火光，就像投在台灣流行音樂市場裏的三枚震撼彈，羅大佑終究還是無法深刻認同在這島國上惡劣而貧乏的音樂傳統。羅大佑所師法的西方音樂根源，畢竟成為他筆下「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歷程，而東方音樂元素只在諸如〈鄉愁四韻〉、〈牧童〉、〈吾鄉印象〉之類的作品裏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則是說不出口的憤怒，及一種期待發洩的暢快。這也難怪當《家》面市時，羅大佑招來了「溫情主義」的批評，以為羅大佑還是回到體制裏，不再抗議，不再憤怒。其實，那也不過是對羅大佑找來三枝成章編曲後的效應，單純回到文字的世界裏，羅大佑仍是那氣憤難平的羅大佑，透過吳晟的詩，透過諸如〈超級市民〉的小品，羅大佑試圖從更大編制的編曲規模中找到一股有別於搖滾樂的創生力量，不那麼形式上尖銳的去碰撞。
更必須要理解的是，黑色時期的羅大佑是傳統黨國威權體制教育出來的一代，對世界的想像，對翻動體制的企圖，終究還是在體制內依循著可能的路徑苦力的發出不滿的聲音，沒有革命的意圖，也不可能有革命的手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既有的黨國體制，縱然有所不滿，充其量也只能在意識型態上對既得利益者表達不同的意見與看法，觀點是島國的，力量卻是微薄的。對羅大佑來說，光只是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重覆的做著乏味的開創工作，也難怪他會有「被擊敗的感覺」。離開台灣是可以想見的，只是從前三張專輯所越來越營造出來的本土化形象（在那個年代裏「本土化」是多麼具反叛意義的字眼），隨著〈明天會更好〉的出版，隨著他離開台灣轉往香港發展，多少意味著情感認同上的迷惘與哀愁。儘管曲式上更發展出具羅式風格源自於對東方五聲音階的堅持與轉化，及以「音樂工廠」為主，以花比傲合作更向電子音樂靠攏的音樂型態，羅大佑還是試圖走出黑色時期的陰影，讓音樂更多增添些色彩。
還記得當羅大佑帶著《愛人同志》重新返回台灣流行樂壇時，讓大家驚艷的是羅大佑不再以黑色的面貌示人，而音樂的型態上更豐富而多元，歌詞調性也不再是那麼赤裸裸的批判，而包裝以更多元歧義的解讀可能。羅大佑還在那時的報端上發表文章說明《愛人同志》的創作動機及每首歌曲編曲的意圖，清清楚楚的交代。聽《愛人同志》自然比起聽以往羅大佑的作品輯都要輕鬆，批判少了，情感多了，空泛的歌曲也有（誰知道〈明天的太陽〉到底在寫什麼？），深沈的也在（那意有所指的〈京城夜〉），煽情的多了（就像〈暗戀〉裏充滿物慾暗示的節奏），狂野激情的更懾人心魄（〈愛人同志〉就是）。而歌聲的表現也是羅大佑以往未曾展現出來的，不論是唱腔、和聲，與詞意的搭配及聲音表情的厚度（羅大佑不是一直沾沾自喜於〈戀曲一九九○〉裏充滿調情的那句「轟隆隆的雷雨聲…」自己是唱得多麼自然生動？），都和以往的羅大佑截然不同。
羅大佑是想走出一條和黑色時期絕裂的路子，除了把特屬東方的音樂元素透過花比傲的巧手編制出更豐富善變的曲式，歌詞的部份也加入新的作品，不再自己一手全包。尤其在情歌的部份，和林夕的緊密合作，幫不同特性的歌手寫歌，羅大佑把音樂當成資本社會產制的消費品，透過有機的結合，發展著「音樂工廠」的產銷體系，意圖把作詞作曲等具有高度原創意義的產出，納入原本羅大佑極力反抗的商業體制裏。這像極了走紅後的伍佰不再堅持原本地下時期的「音樂文化工作者」的身份，更把自己當成是成熟消費市場裏的生產及製造者。只是，儘管羅大佑所行銷的是符合商業機制的這套，羅大佑還是希望能走出原本所擁有的侷限，突出於華人音樂工作圈中，成為獨樹一幟的宏圖。所以羅大佑化身成情歌的產制者，配合「音樂工廠」的運作朝向電影配合，歌手製作等多元的方向伸出創生的觸角。削去銳氣，削去背負著流行音樂文化先行者的孤傲，羅大佑像是個頓悟的工匠，竟也因此而創生出更多元而生動的作品，一首首成為標誌著羅大佑風格的經典。
只是，向流行音樂主流靠攏的羅大佑，得到了掌聲，也得到了商業上的利益（《愛人同志》算得上是羅大佑作品集中賣得最好的一張），羅大佑也適時的展現了抗議歌手的本質，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推出新版的《愛人同志》，刪去語焉不詳的〈明天的太陽〉，加收新寫的〈侏儒之歌〉，嘲諷鄧小平。只是羅大佑終究還是向以往作了次告別，那原純屬島國的懷想，擴大成為關心華人世界的未來，把觸角伸到香港，甚至浸淫在對中國大陸浪漫的想像裏。說不上回歸，只是認同的測試。寫〈侏儒之歌〉的羅大佑，其實已經瞭解到大陸終究還是華人音樂最大的市場所在，總有一天這些用中文寫的歌，還是可能在那社會主義中國的大地上傳唱。
（圖）香港版的《愛人同志》專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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