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士到文學家──
南北朝至北宋文人對陶淵明形象接受的變化
一、前言
陶淵明（365—427）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評價是個有趣現象，大抵都說他在西晉南北朝不受重視，到了唐代李、杜等著名詩人紛紛於詩文中提及，才逐漸受到重視，但陶詩文真正得到文學上的重視與肯定卻必須等到宋代。然而這樣簡單的敘述並無法詳細說明其間是如何變化，以及其中如何涉及到複雜的文學評價、時代風潮和審美標準的變化等等。
本文擬採用之德國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提出的接受理論(即將傳統以「作者─作品」為中心的文學論述方式加入了「讀者」的創造參與 )，區分時代先後(南北朝、隋唐、北宋)，以讀者評論 意見為中心，試圖討論陶淵明在此三段時間的讀者批評反應的內容、變化和差異，並從中得出此一變化如何可能。
不過，接受理論也好、讀者反應批評理論也好，其最大的缺陷自然就在於「研究方法」的提供上，誠如此理論所說每個讀者都是全然不同的個體，那麼即使是對同一件文本，不同讀者的解釋與想像也一定會有所不同，但是當研究者需要研究讀者反應的時候，他應該如何取得眾多讀者他們的看法與理解的內容呢?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難題，因此本文在論述個別讀者意見時除不刻意遺漏某些意見並加以分類、對比之外，並加入時代風潮一倂討論之，以弭補個別讀者反應之不足。
二、南北朝對陶淵明的接受：名士形象遠勝文學家形象
文學史談論陶淵明大抵都會說他的作品在南北朝不受重視，不受重視的原因不外當時文學風尚不是重視駢辭儷句，就是流行雕鏤刻畫為工的山水詩，要不便是談幽論冥的玄言詩風行一時 ，文學審美意趣不同，自然無法欣賞或者理解陶潛詩文的好處，也因此文學史家總會順帶提到鍾嶸《詩品》將陶淵明列為中品實為不智之舉，是委屈了該列上品的陶氏詩文，再者必然又提及蕭統《昭明文選》也不是真能欣賞陶潛詩文，以詩而言，錄謝靈運詩四十二首、顏延之二十一首，陶詩八首而已，數量上就顯不出對陶詩文的推崇之意，遂連帶蕭統為之編文集、撰寫序文、傳記，都只能算是功臣，還稱不上知音云云 。這樣看來，好像整個南北朝都輕忽了、虧待了、辜負了陶淵明似的。
但實際上果真如此嗎？
南北朝流傳至今討論到陶淵明的資料，可分成三類，一類是傳記資料，包含誄文、史傳傳文，這類資料最豐；另一類則是短評，包含詩文評論、序錄；另一類較特殊，是模擬陶淵明詩體風格的詩歌作品，後兩類在數量上都較傳記資料少。
(一)
傳記資料中以顏延之（384～456）〈陶徵士誄〉時間最早，影響最大卻是稍晚於其後的沈約(441-513)《宋書‧隱逸傳》傳文，這兩篇文章都是重新理解南北朝文人對陶淵明形象的關鍵文章。〈陶徵士誄〉的作者顏延之是陶淵明意氣相投的好友，《宋書‧隱逸傳》為了凸顯兩人情誼，特地先舉了陶淵明不輕易與權貴人交往的處事性格，「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裏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權貴求見不得，尚且如此千方百計方能得見，但《宋書‧隱逸傳》隨即卻接著描寫：「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可見兩人情誼之篤厚。顏延之當時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顏謝，鍾嶸《詩品》將他的詩作評為中品，說他：「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述，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顏延之詩風凝煉規整，喜搬弄典故，堆砌辭藻，顯然與陶詩風格不同，然此卻無妨於兩人相知相惜。
顏延之在〈陶徵士誄〉討論陶淵明文學成就只說：「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賦辭歸來，高蹈獨善」，好像沒有作過多的評價，或者也可以說顏氏認為陶在文學上無甚驚人表現或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誄文文體本不著重於文學評論，但另一方面卻顯現出顏延之寫作重心全放在呈顯陶淵明另一個形象，即隱士(即徵士)形象的建立，顏延之在文章一開始就極力推崇隱士的高亢行止，接著便說隱士風範在歷史上消聲匿跡斷絕久矣，其云「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陶淵明以隱士身分的出現便承繼了斷絕的隱士傳統，而陶淵明之可貴就在於棄官隱居的行為是「子之悟之，何悟之辨」、「道不偶物，棄宮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乃省悟過後的從心所好，非不得已而然。
顏延之塑造陶淵明隱士形象到了沈約寫《宋書‧隱逸傳》又有進一步發展，沈約剪裁了陶淵明幾篇著名詩文〈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與子儼等疏〉、〈命子〉融入陶傳，成為傳文主體，正如沈氏所云「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蓋以其文證明其生活 ，但傳中扣除陶淵明詩文之外，沈約只記載七件事，這些行宜恰恰凸顯沈氏另一種用心，即陶淵明的名士氣息。
1.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2.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裏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3.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4.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5.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6.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7.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第一則「不為五斗米折腰」最為人所熟識，正說明淵明的天性率真，不拘小節、難以適應官場文化；第二、三、五則說明淵明與權貴(貧賤)交往之率性自然，不迎不拒，不卑不亢；第四則「無弦琴」、第六則「漉酒巾」說明淵明超乎常人的逸趣和灑脫，儼然名士形象，此二則文字列入《世說新語》〈任誕〉、〈豪爽〉等篇亦難分辨之 ；第七則凸顯淵明不事異主的高節貞操，此說影響後世極大，又塑造了淵明忠臣形象，成為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體現人物 。
沈約《宋書‧隱逸傳》影響極大，蕭統(501～531)〈陶淵明傳〉基本上是承繼沈約〈隱逸傳〉內容，刪去原引陶淵明詩文，只存篇目，保留上述七則故事，再加上另四則故事(最後一則引陶詩四句)，以及開頭一段總評。
總評：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
1.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2. (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4.後刺史史檀韶苦請(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
第一則紀錄江州刺史史檀道濟與陶淵明對話，呈現淵明歸隱固窮的志向；第二則表現出淵明將心比心的仁厚情懷；第三則說明「潯陽三隱」人物；第四則引陶詩暗諷假隱士的行徑 。
蕭統〈陶淵明傳〉四則故事和沈約〈隱逸傳〉七則故事，後來為修史傳者所繼承，轉相增刪抄寫，如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李延壽《南史‧隱逸傳》關於陶淵明部份，大多承繼蕭、沈。值得注意的是自蕭統後皆於傳中刪去陶詩文，僅餘故事。考沈約之所以採錄陶詩文、而蕭統去之，實乃因沈約當時並無陶集，藉史傳保留陶詩文的用心可謂濃厚矣，蕭統既已替淵明搜求編定文集，又寫〈陶淵明集序〉，為免重複，自然將陶詩文刪去不錄。如此一來，蕭統〈陶淵明傳〉中的十一則故事恰恰又流露極其完整的陶淵明形象，其中包含了隱士、忠臣、豪爽不拘、率性自然、仁厚胸懷、固窮守節、灑脫逸趣等等，這樣的形象正是魏晉時代風行的名士氣息。
先從沈約《南史‧隱逸傳》來看史家對隱逸者的態度，司馬遷《史記》將伯夷、叔齊列為列傳之首，推崇之意自不代言，其後《漢書》並無隱逸傳，《後漢書》有〈獨行傳〉及〈逸民傳〉述及隱士部分，《三國志》又無隱逸傳，(《晉書》成書在宋書之後，可不論)，沈約復立〈隱逸傳〉，述古追重之意可見，其用意正如同顏延之〈陶徵士誄〉所說：「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
沈約、蕭統塑造陶淵明名士形象所為何來？這便不得不探究一下名士在魏晉人物心中的觀感。「名士」一詞起於魏末，東晉袁宏作《名士傳》，云：「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燕輔(廣)、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魏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牟宗三先生《才性與玄理》曾對名士下過定義：「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是則輕逸、俊逸、風流、自在、清言、清談、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徵。」、「魏晉間之所謂名士，則非所謂某某家，而只是為名士。專為名士，則其人惟在顯一逸氣，而逸氣無所附麗。此即為名士人格。名士氣轉而為名士。名士者有名之士也。聲名洋溢，人所注目。然此所謂名士，非以立德而名，亦非立功立言而名。其為名，亦非明節之名。然則此所謂名士，究竟以何而名？曰：惟在因顯一逸氣而名。逸氣雖無所附麗，而亦有表現。其表現在清言、清談。固其為名士是清言清談而為名士。又，清言固有所言，清談固有所談，其所言所談為玄理。固其為名亦因清言玄理而為名士。又逸氣之表現亦在青白眼、亦在任放，不守禮法。故其為名士亦因生活曠達而為名士」、「『唯顯一逸氣而無所成』之人格即為名士人格。此為名士之通性，而在魏晉時代出現於人類之歷史。此亦可謂魏晉時代所開闢之精神境界也」 ，總結牟先生之意見，認為名士乃專為彰顯一逸氣，無所附麗，或表現在清談玄理之上，或表現在任放舉止之中，或表現在曠達不拘禮法，且必須是聲名洋溢，人所注目。換言之，沈約、蕭統塑造陶淵明名士形象，首先著重在於宣揚其聲名、引人注目，隨後凸顯其任放曠達舉止，完成其名士形象，最後才由文章證如其人，這樣的名士形象美感的確立遠超乎文學家形象，會有這種理解方式的出現，實因魏晉時代所開創、所欣賞的正是這種名士作風，遠超過文學家的形象欣賞 。
因此，南北朝實未輕忽陶淵明，若單從文學史上考察，必然導致陶詩文不受重視的結論，但若從文化角度考察，則可發現南北朝人欣賞陶淵明是從名士角度切入，符合當時代的審美價值觀，對聲名並不洋溢的陶淵明來說，這已經是給予極高的評價了。
(下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