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我是靠著很大的運氣才錄取政大新聞系，但當開始一門課又一門課地修、一個人又一個人認識後，我很慶幸自己念了這個系，在不同的師表典範裡尋找視野、建立價值。
大學的第一堂課是陳世敏《新聞學》。陳教授的學養太深厚了，那時候很難跟得上他的思緒。他第一堂課就跟我們談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與Mass Media的分野與內涵，還要我們去圖書館查清楚Journalism的演變。我是到一直到大三以後才比較清楚如此區辨的意義，在當時，我只是傻傻地納悶：怎麼一個堂堂大學新聞學教授，會要如此慎重要學生去查字典呢？
我不懂，後面幾堂課經他解釋後還是似懂非懂。但是，在那堂課—我大學的第一堂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無意間冒出的一句話：「語言的極限，就是文化的極限。」一句話就總結了我高中時幾十場辯論賽的心得，此後我就依著他的引介，開始讀南方朔，慢慢像扯毛線衣一樣，拉出一大串人名與書單。
現在回想，我大一成績不太好，都在四處鬼混攝影與認識各路朋友：上學期練文化盃合唱就佔去了大半時間，還有半夜殺到苗栗去看獅子座流星雨、凌晨再回來考社會學期中考，寒假，和前女友意外重逢，從此成為大學的一段主旋律。
大二，一開學就遇到九二一大地震，覺得福禍無常，應該好好讀書，於是乖乖去修政治系雙學位，導致同時修政治學跟比較政府，最後被某教授盯的很慘。同時，跟著林元輝老師讀現代文學，算是補修了半部中國近代史。
大三跑《大學報》，在根本還不會自己手洗照片的狀況下，陰錯陽差當了攝影記者，重頭update攝影技巧與觀念。那一年，前女友與我都很忙，我們常吵架（也常拿獎學金一起去吃喝玩樂），最令人無法忘懷的是，在許多個週三交完稿的星夜，從木柵趕赴桃園的風塵僕僕。
大四因為急著拿雙學位畢業，集中到政治系、公行系、法律系湊學分，變得不太像新聞系學生。而我當時也的確準備要半途出家，報考了政治所的甄試，最後幸運錄取。不過，在準備甄試與研修蘇永欽《憲法》的同時，新聞系的《報導文學》亦令我心醉（也是林老師的課），啟蒙了我的寫作視野。
現在要我用這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去敘述過去大學四年，其實像用廣角鏡頭拍玉山，可以得個梗概，卻很難聚焦細節。很多人後來問我為什麼不繼續念新聞而轉讀政治，我一概的說法是「到別的門派偷學武功」，骨子裡還是認為我是新聞人，聽到系歌「燃起心中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時，會有股想要用一枝筆改變去世界的天真。
現在—尤其是在看到同學們紛紛在媒體任職之後，以及媒體在選舉時所出現的暫時性狂亂—我當然不敢再信心滿滿地講出不用錢的大話：畢竟，在我們還沒改世界以前，世界可能就四面八方地想要改變我們。也許剛畢業這兩年還看不太出來，但十幾二十年後，一定會有人變成我們現在所不喜歡的樣子，那個人也許是我，或者是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林文義昨天（6/14）在人間副刊的一篇小說，正是在講這樣的衝突。（注）
要我說到底從新聞系學到什麼，當初在《大學報》一直被嚴格要求的「反思」應該是最終極的價值吧！雖然我們當時都很厭煩聽到鍾大師「這其中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那種偵探式的詰問（有一次他還真跟我們談起福爾摩斯），但從其他不同課堂學到的種種知識，在「反思」的前提下，最後都只是被我們拿來作為一種可以再被不同觀點詮釋的敘述。
不同的觀點爭鳴，最後很容易就淪為虛無，甚至胡鬧，這點在當初《傳播理論》的課堂上，翁媽就調侃式地說這是哈柏瑪斯瞧不起後現代主義的關鍵：連話都說不好了，怎麼要求人家對話與相信？而新聞，我私自以為，就是一個說話給別人聽的行業。至於說出的內容為何，在於新聞人自我要求的格調。
也許很多人已經知道了，但我還是要提一遍，作為有關格調的一個小註腳。東森購物頻道日前主動捐助「東森購物獎助學金」，分三年捐贈政治大學「各學院」共五百萬元學生獎學金，結果傳播學院最後由院長上簽給同為新聞系教授的鄭瑞城校長，以「理念傳播事業理念不合」為由，婉拒了該筆捐款。這件事可以討論的地方很多，包括當前媒體的媚金、媚俗與媚權，以及其中難言的人情義理，但我想說的是，這就是我的老師們所展現的格調，我也希望這將會是自己無論在哪個社會位置，都應該「貫徹知行」的典範。
這就是政大新聞系與我的故事。
註：林文義小說《主子》：
http://ec.chinatimes.com/scripts/chinatimes/i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ListDoc&From=1&Sing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