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北京人：外地人可以逃，我们逃去哪？

原创 ELLEMEN睿士 2020-08-30 15:46:35

“有多少北京人是你完全没有看到的？北京人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有钱吗？并不是。北京人自己都在忽略一个不可忽视的痛苦事实。”抹了把额上热出的汗，李雷顿了顿，垂眼道：“就是外地人都可以某种程度上逃离北上广，我们能逃到哪里？这儿就是家啊。”

一座城市里，建筑会老旧坍塌，相聚的人也会离散老去，但高速发展的超级都市虽面目常改，却久葆青春。它多变的容颜自有其耀眼美丽之处，而这美丽之下，亦有其残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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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秋，26岁的苏北青年梁优输掉了他在胡同里最重要的一场“战役”——长达两个月的“反举报”防御战中，他和3位合伙人最终落败，失去了共同创办的精酿啤酒馆“跳海”，这家位于西城北官房胡同的小酒馆没能撑过诞生后的第一个秋天。而“跳海”的邻居、年逾五十的北京人崔健，是梁优在这场战役里的唯一对手。

七个月后，在距“跳海”旧址不远的西口袋胡同，梁优租住三年的Loft楼顶露台，他和我复盘了这场对峙。双方矛盾是天然存在且难以调和的:崔健居住的单间紧邻“跳海”，隔开他床头和“跳海”鼓噪音箱的，是堵不太隔音的砖墙。每当入夜，这家以摇滚乐为重要主题的酒馆开始运作，隔壁住户也难免要与热情的酒客们共振一体。

邻居崔健虽与中国摇滚乐的先驱人物同名，但显然没法体味这种躁动音乐的魅力。梁优在他的要求下几次压缩营业时间、约束酒客，但在酒馆开业一个多月后，他依旧拨通了“12345”举报电话，投诉酒馆扰民。

警察第一次上门时，梁优很快暂时摆平了局面。他在胡同里生活四年，住过大小杂院，受多了“老北京”的敲打，也不是首次直面邻居举报的窘境。他的上个“劲敌”是现在住所的邻居，一位离异独居的六旬老太。她在梁优和女友搬入的第一晚，就用几个砸入院中的空酒罐，表示了自己对新来者的不满，之后在梁优招待朋友的家庭party上，还以扰民为由叫来了警察。

某个春日清晨，梁优不得不攀在二楼卧室的窗边，和这个爬上离地3米的棚屋毛毡顶的愤怒老太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骂战。争端引来周边院里多户人家围观，而起因是：老人咬定这对新邻居趁她不备，偷了自家房顶上的瓦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有稳定工作，一个月挣得也不少，我没必要，也不可能知法犯法偷你们家瓦。”梁优试图讲理。

“大学毕业、挣钱多就了不起啊！”坐拥几间杂院平房的北京老太稳立屋顶，迅速有力地反击道。

北京二环内，胡同里常见的杂院群落。

自此一役后，类似摩擦间歇发生，长期“斗争”带给梁优丰富经验，他逐渐总结出了些胡同里的生存潜规则：直愣愣上去说道理多不顶用，胡同里老北京人爱面儿，好规矩，讲究处关系......这些不是白纸黑字的通行条例，却是胡同这个更似乡土社会的小世界里，原住民们约定俗成的社交法则。

“必须要遵守他们的规矩，比如，能用‘您’，千万不要说‘你’，这很重要......必须要跟大家打招呼，打完招呼还要多聊几句，要说‘吃了吗’......”抿了口酒，梁优把话题又拉回“跳海”:“在胡同里生存是拉锯战。你是新来的，打破了这片的宁静，还带着很多他们不认识的人来。大家一开始的排异反应很重，这跟肝脏移植的感觉很像，你要把它慢慢磨到一个规则上来。”

早在酒馆筹备期，“跳海”的几位合伙人就带上礼物多次拜访这条胡同说话最具分量的KOL，向这个在街道办工作、曾任基层政协委员的奶奶表示“归顺”，并在她指导下，分别打点了周围最可能出“岔子”的几户邻居。而在收到首次举报后，“跳海”还迅速派出四位合伙人中脾气柔和、最善沟通的申浪，前去公关崔健。

崔健和妻子都没正经工作，他仅有的谋生手段是在什刹海边为游客画素描人像，因手头不宽裕，人也精瘦，还时常被同行讥讽“炒菜放不上油”。不过崔健为人却很有几分脾气，还自封“后海艺术长廊领军者”。

“他画画的时候，浪浪就带着烟和酒去找他聊天，要让周围的同行都看见，他脸上有面儿。还要跟他抽烟，听他吹牛，最后故意留下半包烟，让他拿去接着抽。每天下午浪浪不干别的，就去做这个，干了半个月。”梁优回忆。

实际上，送烟陪聊只是投石问路，“送礼”才是申浪在KOL奶奶的指点下，得出的最优策略。这片胡同里有过类似“跳海”的外来生物，只要原住民接受了外来者的物质示好，就表示双方对和谐共处达成了某种默契。

听崔健反复讲述年轻时怀才不遇的经历小半月，也陪着抹了几回泪，申浪觉得火候到了，时值中秋，他趁夜晚无人，给崔健送去了最重的一份“礼”：一盒月饼、一箱啤酒、一盒大闸蟹，以及用“润笔费”为由头的600块现金。

崔健爽快收下，回赠一幅毛笔大字“人无癖不可交”。可几天之后，再次拨通了“12345”。而这回，因临近国庆，加上证照不全，“跳海”迫于压力只能关闭，连8000块的租房押金都没能要回来。申浪向花费诸多精力维护的KOL求助，但曾几次出手帮扶的热心奶奶，也没再出面，只评价道:“(崔健)也坏了咱们胡同里的规矩。”

“北京的规矩是纸糊的。”这次之后，梁优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普通平民是不愿意去做更多事的，他愿意管你，是因为有这个习惯和文化，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也不太会管你。”

聊到这，他低声不忿道：“(有的北京人)价值观还不稳定，一会要面儿一会要钱，谁知道他要什么！”

他们实在太文艺了，镇不住场。”晃着酒杯里的澄黄酒液，33岁的“跳海”资深酒客马晓东一语道破梁优等人策略中的缺陷。这个北漂十八年，长期活跃在五环开外的河南籍蔬菜商人，2014年投资受骗，在资金链断裂后来到二环胡同里，与颇有资源的朋友搭档，做起了房产投资改造和租赁生意。

经历了数十年的拆迁、整合和改造，现今北京胡同的主体是由少数标准四合院、大量杂院平房、各异的筒子楼和一些老旧板房组成的，分为公房、私房、军产房......多数产权不清晰，又受政策限制，难以进行合规的交易和出租。也正因此，大型房产经纪公司吃不下胡同房租赁买卖的市场，只有在这斡旋多年的人，才能低价拿到靠谱房源，并熟知在快速改造后，该溢价多高稳妥脱手。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逐渐放开对外国人租赁、购买本地房产的限制。大量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的外国人涌进了胡同，频繁的交易养活了大量本地小机构，马晓东也踏着这波潮流的尾声，一头扎进了胡同里。

不过，因为外乡人的身份，马晓东在深入胡同的过程中多受排挤，崔健这样的“拦路虎”，在早年胡同公房私租管理不严的时期，他也曾遇到一个，还给对方起了个诨号“红眼病”。

“这哥们年轻时也是有志青年，创过业结过婚，最后屡战屡败，媳妇也散了，四十多岁就跟他妈俩人挤在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边。”马晓东受委托将这对母子隔壁的房间重新装修后出租，但从动工装修开始，日子就再没消停过——“红眼病”常往空房里丢垃圾、泼水，甚至恫吓工人，还辱骂看房客，将首个租住的法国青年直接刁难到退房。

送礼、陪笑脸毫无作用，马晓东最后将房租直降到成本线以上，转租给一个满臂纹身、自带凶相的社会大哥，并和合伙人在东四大街上同这个朝他脸上吐唾沫的“红眼病”大打一场后，彻底收服了这个麻烦。

“你们两个打他一个？”我打趣。

“说实话，他一个也不够我打，”梳着油顺的大背头，套着浅灰毛衫的马晓东“啪”地将酒杯扔回桌上，咧嘴强调:“我一个人也能打，他手都没敢还。”

马晓东这类胡同房产商人改造后的小院，月租上万，价格不菲。

新人很难打进胡同的生活圈子，而其中日子过得拮据的那些人，他们更难接纳外人，这种“排异反应”，其实并非一句简单的“讲规矩”就能抹去。这是马晓东多年积累的心得，另一位“跳海”资深酒客、在胡同里住了三十多年的北京人李雷，某种程度上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解。

“现在这个时代，胡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底层。住在胡同里，意味着我还没能买房。”饭桌上，李雷沉默几秒后，接着道：“但原来的时代里，胡同不太意味着阶层，有人富有人穷，但那是相对的，大家都是好邻居。”

他指了指身侧坐着的朋友，女孩一月花费6600元，在胡同里租了间改造后的杂院平房，有开阔的玻璃屋顶和漂亮的四爪浴缸。

“她住进了一个原本并不特别贵的房子，你要旁边的原住民怎么想？”

“他们问过我价钱，我说了后，他们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走了。”女孩插嘴。

“他们一定会问。”李雷迅速接过话头，反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房主把房腾出来给到你，他们适应了几十年的邻居，换了个人，过几天又换一个。这一瞬间，地域的防守性就出来了。”

“这种防守源自什么心态？”

“源于这个世代变化太快，我们开始感觉不到，但是它在发生，我们也逆转不了。”李雷答道。

这片依旧还在使用的老旧杂院就位于热闹的鼓楼大街边。

四季循例在院子里的老树枝头更迭轮换，左邻右舍都是熟悉面孔，生活习性也差不离。快速耸立起的高楼和商圈多在二环之外，不断延伸至五环、六环......那些视线难以企及之地。

某一天，老邻居搬去了新建起的楼房，一群说着网络流行语、有着新奇爱好、花着高价房租的陌生青年，突然闯进了胡同的世界，代替了他们。这样的转变，在胡同原住民眼中隐喻着一种震撼人心的现实——这个世界已经被改变了，但有的人，却留在了原地。

“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财产领地在不停丢失，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哪怕是自认为的红利......没人能从情感上接纳这件事。人比人得死，这话你明白吧？”李雷语气低沉下来，这一刻我突然记起，他也是被遗落在胡同里的那部分人，他和母亲目前唯一的房产，是间不够宽敞、不能转手和改造的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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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的李雷算是胡同里的“异类”，事实上，虽有不少老北京固执认为“二环之内才是北京”，但85、90后的年轻“土著”已经很少出没在北京的胡同里，他们随着城中心区的多轮拆迁改造，踩着城市扩张的急切鼓点，早早撤离了这片土地。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开始大规模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千禧年前后，为助力申奥成功，路网建设全面加速。1999年国庆前夕，北京三环作为全立交的城市快速路全线建成；2001年6月，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快速环路四环“申奥大道”全部连通；2003年末，五环全线建成通车；2009年六环贯通......

与之相对的是，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胡同保护规划研究》统计显示，在1949年统计时还能叫上名字的3074条胡同，到1990年只留存2200条，2005年仅余1571条，处于保护区的671条。

“(胡同)这些年拆太多，你看就这条街，改的什么玩意儿你说说？”簋街一家临街的炙子烤肉店里，北京人周梓安晃着筷子指向窗外：“原来脏是脏点，它还有那个味儿，有那味儿你知道吗?现在没味儿了，就跟生产线上下来似的，看着都是一个厂子出来的砖。”

更早些年，簋街还叫东内大街，是上世纪90年代第一波北京人下海做餐饮生意的集聚地，2000年成为北京唯一一条规模化的通宵餐饮街。但在2002年，作为东直门周边拆迁改造的一部分，簋街原有店面一半被拆除。

28岁的周梓安出生在东城区的胡同里，在离簋街不远的东四六条一直长到十二三岁，初中才随父母搬到位于东三环外的楼房里。

新房是拆迁所得——2000年，周梓安姥爷位于东城区的旧房拆迁，获得了东三环外三套新房的补偿，随后姥姥的西城旧居也赶上拆迁，另补偿了三套新房的优惠购买资格。六套房被老两口分给了膝下的三个孩子，周梓安母亲拿到两套，一套是东三环外的甜水园一居室，另一套是回迁房，位于东五环外的东坝乡。

搬离胡同十八年，周梓安依旧怀念在那里的童年时光。毫无意义的追跑打闹是那时男孩们最爱的游戏，东四六条和七条被流水巷、德华里两条曲折小道打通，天黑后，光着屁股蛋子的男孩们抓着手电筒，在黑黢黢的狭窄路面上追打，穿梭在两条胡同里边跑边乐，响亮的笑声能惊跑墙边偶尔窜出的黄鼠狼。

周梓安在儿时曾多次穿梭过的老旧筒子楼，当年这是胡同里孩子们的“探险”胜地。

没有女孩参与这样的游戏，要被人问起原因，男孩们多会豪气嚷着：“女生没劲，我们不带她们。”

关于女孩，童年的周梓安也有些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她们身上总是香的，而自己是臭的？多年后才发现答案：女孩们居然每天都洗澡。当时平房没有独立洗澡间，一个院里就一根供水管，洗热水澡要去六条外陆军总院的澡堂子，周梓安觉得实在麻烦，宁可臭着。

胡同用水不便，冬天尤胜，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胡同里多数孩子的共同记忆。曾住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的北京女孩肖鱼，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冬日，各家各户就会找出家里最保暖的物件，把院里水管露出地面的那一段裹起来。

“每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用军大衣和别的旧衣服，或者不用的一些塑料品，你能想到的保暖东西都要缠在管上，不然那截儿会冻住，要冻住了，得到中午太阳足的时候，冰化了才能有水洗脸。”肖鱼也参与过这样的集体行动，但不管缠得多厚，冬天最冷的清晨，水管里依旧流不出水来。

肖鱼对于胡同的美好记忆并不多。胡同里地方不宽敞，她7岁前都和父母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开间里。女孩对独立空间的渴求来得要更早些，童年肖鱼的小单人床靠着一面粉过的白墙，她在上面用彩笔写了四个大字“我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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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全归我的领地。”读小学时，肖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父母把一个窄小的储物间清理出来，她开心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也不管房间里光摆一张小床就挺拥挤。

杂院里被各种影视剧和老一辈北京人反复提起的、毫无隔膜的人情氛围，也为肖鱼不喜，“你家今天炒什么菜，或者买顿肉，对面的人都得知道，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很没有隐私。”

对少女肖鱼来说，住在胡同里的唯一浪漫，来自邻居养的二十多只猫，它们会在夜晚跳到瓦楞上，在屋顶踩出连串的细碎声响，这是她最好的催眠曲。

2003年，配合南城前门商业区的改造计划，肖鱼住的鲜鱼口杂院拆迁，父母用20万/平方米的补偿金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去了二环外配有电梯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