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匡釗
日本作爲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如果能抛開那些不愉快的回憶，那麽在很多人的眼裏，這東洋的島國或許被視爲中國文化的一塊“飛地”，至少在上個世紀初的時候，中國文化的狂熱捍衛者辜鴻銘老先生，就曾表示過中國文化在日本延續之類的意思。這種對於中日文化關係的估計距離事實有多麽遠很難說清，但我們的確可以從日本文化中的很多地方看到其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繫。
日前有幸參與了日本古典文化藝術訪華使節團進行的“三道”表演——“茶道”、“花道”和“香道”，近距離體驗了日本意義上的高雅與古典。對於“茶道”和“花道”大概多數人都不太陌生，而“香道”聽起來則更離奇一些。實際上，“香道”就是焚燒香料並感受其氣味的一套儀式，發端於禮佛進香，興盛于古代貴族的廳堂之上，而今已成爲日本人生活中藝術化的精致部分。日本這“三道”，無不發源於中國，但現在它們發展的面貌對於中國人來說卻具有一種完全陌生的感覺，使我們從中看到一些在中國不可能看到的神聖而莊嚴的東西。 喝茶、插花與聞香，中國人也在做。但面對東洋“三道”時的那種陌生感，恐怕完全因爲在我們這裏，這些活動都沒有被刻意儀式化。這些儀式在觀者心中産生了距離，而距離誘發了對於神聖與莊嚴的想象，於是，香、茶、花都上升爲“道”了。 儀式在中國古代被稱爲“禮”，本來是生活中很重要的環節，一個“禮”字，把很多做人的規矩都規定了下來，比如穿什麽衣服、戴什麽帽子、見面怎樣打招呼、怎樣吃肉、怎樣飲酒、在特定的場合應該說什麽話等等。中國古人對此也很重視，錯亂了就是“非禮”，而“非禮”的人無父無君，只怕就離禽獸不遠了。但中國古代的“禮”範圍太廣，籠罩了生活的一切角落，直把社會政治制度也一起規定了下來，於是時代一改變，制度出問題了，引起“禮崩樂壞”，連帶日常生活中的禮儀也受到了衝擊，一起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春秋時代的社會劇變距今太遠不必提了，單就辛亥革命來說，生活中日用的一切禮儀都作爲“封建糟粕”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禮”所可能帶來的神聖與莊嚴的感覺也被消除了，只剩下一些什麽都不敬畏、什麽都不相信、惟實利是從的作派。在這個現象後面，還貫穿著一條要命的思路，那就是我們總認爲自己一旦掌握了某種實質性的內容，其外部形式就是可有可無的了；只要是真理，如何表述它完全無所謂。這種思路實在不能算錯，如果我們能保證某種特定的內容永恒不變的價值，承載這種內容或意義的外在形式確實並不重要。從前孔聖人說過：“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意思就是說禮樂的外在形式敵不過其包含的內在價值；後來六朝的名士大罵禮法之士的虛僞，將所有的綱常名教都斥爲虛文，自稱“越名教而任自然”，追尋內心真實的感受也是本著重內容而不重形式的思路。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回頭看聖人這句斷言，有了玉帛鐘鼓，的確不意味著就滿足了禮樂存在的一切條件，但若是沒有了玉帛鐘鼓，禮樂就完全無地容身了；而綱常名教固然是虛文，但六朝名士們追求的“自然”也未必更真實。在古代，無論我們如何命名它，總有被人們視爲在文化傳統當中支援形式的某種內容實實在在地存在著；而到了今天我們如夢初醒，發現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一度最真實的內容都遁逝無蹤了。如果沒有抓住殘存形式的方法，那麽一切傳統都會像竹籃裏的水一樣流失掉，而文化的線索也就隨之中斷了。
在日本，人們因爲我現在還不知道的理由，始終沒有放棄作爲自身文化傳統的外在形式，沒有放棄對於“道”的儀式操演。東洋的“禮”不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中的價值觀念，同樣也是可被表演出來的一整套禮儀形式。可能，正是這些儀式在無意識當中抵擋了西方文化的侵蝕，並且在一定時機下回過頭來重新顯示了一種東方文化傳統的神聖與莊嚴。用強化儀式的方法來挽救傳統的內容，這是中國沒有想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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