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宗教都有其共同性，都需要神主牌；都有桃花源；都沒有現實性；都有排他性。文學與宗教有其差異性，文學沒有無上權威，宗教有絕對的權威；文學沒有政治性，宗教有一種無形中的政治性；文學的自由可以無限上綱，宗教界卻未必。
文學具有宗教性。如果以台灣的宗教將台灣文學分類，並且進行「非學術性」的文學史分期，大概可以分成幾種類型：
淨土型與淨土期：從台灣文學初祖沉光文、明鄭時期、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到戰後的反共文學，可以歸類為淨土型。這些作品懷念的故國，嚮往的淨土都不在台灣。也因此這個階段可以稱為「淨土期」。例如台灣文學初祖沉光文有一首詩這樣寫：
沉光文（感憶）
暫將一葦向東溟，來往隨波總未寧。忽見游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
詩作中隱含著對家鄉的懷念，台灣的風土是一種「異域」與「他者」，一心一意要回歸祖國，桃花源與淨土不在台灣。
以反共文學來看，「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強調掃黑掃黃，軍中文藝、戰鬥文藝，要反共抗俄，要唱淨化歌曲，不能有靡靡之音，這就很像淨土宗法門強調的「一心不亂」要念佛，念佛才能看見阿彌陀。掃蕩內心的匪徒，成功地回歸故土。
禪宗型與禪宗期：台灣文學中的哪個階段比較像是禪宗型？大概是三O年代超現實主義、六O年代現代主義、七O年代的鄉土文學，這三者都強調回歸，要觀照。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都在描述內心的流動，和禪宗所說，回歸自性，當下觀照，有某些層面類似性。六O年代現代主義與七O年代鄉土文學都有一個西化的背景，台灣人的西天不是美國就是中國，六O年代現代主義開始書寫台灣人的疏離，反映了內心的荒蕪，七O年代鄉土文學強調回歸，這兩者都帶著觀照與回歸台灣自性的特質。這個階段也可以稱為「禪宗期」。
密教型與密教期：戒嚴後的多元文學，強調解放、性的書寫自由、同志文學等，很像是在描述密教法門「無上瑜伽大樂法」，實行「兩性雙修」，這很像是強調性解放的雜交文學。舞鶴《鬼兒與阿妖》當中描述的那個「曼姐姐」以及「男女雜交」比較像是印度教的性力派，不太像禪宗。因此從八O年代到解嚴後的多元狂歡的這個階段可以稱為「密教期」。
宗教的文學性，宗教是人類的集體潛意識，許多世界或中國名著，明顯都在描述某些宗教文化。例如基督信仰文學：喬伊斯《尤里西斯》、《卡拉瑪住夫兄弟們》、《窄門》等；道教文學：《西遊記》、山水詩、遊仙詩、禪詩等；佛教文學：《紅樓夢》等。受宗教思想影響的台灣文學，例如表現道教思想與民間信仰影響的，有賴和的〈鬥鬧熱〉、楊守愚〈移溪〉、呂赫若〈風水〉、張文環〈閹雞〉、跨語作家鍾肇政〈中元的構圖〉、葉石濤〈三月的媽祖〉、舞鶴〈拾骨〉、宋澤萊的作品等。表現佛教思想的有：李喬〈情天無恨〉、月卿〈修道男女〉與〈修道的人們〉等作。表現基督信仰的有：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張系國〈皮牧師正傳〉、陳映真的作品等。
文學中的宗教追尋
我常想起一位出家僧的朋友，總是一雙雪靴在喜瑪拉雅山的雪地裡步行，他寫詩。看見葉子掉落了，他就從地上撿起來，自言自語：「I am a leaf in the wind〈我是風中的落葉〉」。作家無非只是這麼渺小，是風中的落葉，水面的浮萍，順風而行，隨水漂流。寫作，就像一種操練的苦行，即使寫不出偉大的作品，長久以往，說不定會因此而開悟。如果想清楚寫作是什麼，就開始動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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