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公理與倫理行動
作為一門臨床醫學的精神分析理論，拉康的理論重點著眼於如何令主體透過不斷自省，去重整自我以治療病癥，在這前題下，個人的心理救贖並不會跟社會公義的落實畫上等號，但對拉康來說，當公義只被看為一種個體的心理缺失，並不能以追求一個平等世界的倫理目的來實現時，那公義意味著甚麼呢？這裡還可藉他對公義與群體心理的討論中獲得一點啟示。拉康有一篇名為〈超越自我的群體心理〉的文章，多番提到一個名為「囚犯兩難」的寓言，用以解釋群體心理背後那種身份認同結構的困局。於是，公義缺損的結果，就是群體心理的不斷運作。
寓言提到，監獄裡有個遊戲，有三個囚犯參加，參加者的背上各貼上一個圓形標誌，或是黑色，或是白色，他們不知道自己背上的顏色，若要知道，就唯有靠其餘兩人的觀察，加上看見他們背上的圓形顏色，來推斷自己孰黑孰白，如果誰最先能猜出自己的顏色，誰就可立刻釋放。
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三人之中有多少個是黑，多少個是白，只知道獄長手上只有五個圓形，三白兩黑，但到底有多少個黑多少個白貼在三人之中，如果分別有五個囚犯和五個圓，或者有兩個囚犯是黑的話，有就有可能讓參加者推理得到。但現在的情況，除了眼前兩人以外，還有一些關鍵性的資訊留在監獄長手裡，現下的條件分明不足以讓他們猜出自己的顏色。而故事的發展是，事實上所有的囚犯都給貼了白色的圓圈，參加者只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三分之一機會是白，三份之二機會是黑，但他們到底會怎樣選擇呢？
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群體心理以身份認同機制來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參加者發現沒有百份百把握知道自己的顏色，潛意識就陷入快感否定的狀態，無法簡單地信賴他人的資訊，只盲目地追求一個公平的審問規則，欲望停滯在如何維繫互相質詢程序裡的平等機會。遊戲進度變得公式化，基於一些僵化既定的身份保護作用來運作，參加者經常想入非非，把一些超越性的角度加諸現況之上，例如他們的行動正被監視，不能擅自作出推理以外的直覺判斷，於是，遊戲無止境地延續下去，沒有一個人願意作出最後決定，肯定自己的身份。
這不就是那篇名為〈鵝們〉小說的原形嗎？鵝群突然被人類捉去，在過程中產生過反抗，有些鵝死去，有些逃走，鵝都嘗試以歌聲記下這些經驗；只是日子一過去，老鵝死去，小鵝長大，小鵝沒有經驗過反抗，無法了解歌曲的內容，只知道可以重新回到一個人造池塘去，在人造池塘裡有人餵飼，不用覓食，於是小鵝都認為他們就像沒有被捉去一樣，老鵝與小我因而鬧翻，但人類又把雞鴨放進來，老鵝小鵝團結起來壓迫雞鴨，於是鵝又忘記內部衝突的來源；直到那隻曾經逃亡的鵝回來，向鵝們說出世界的真相，但沒有鵝相信他，結果在一次衝突中，鵝們給人類殺死，就把這隻鵝的屍體攪成肉碎放回鵝的飼料裡。由於新的事件出現，我們都用新的能指的對立面來界定自己，在老鵝的死亡前小鵝出現，在雞鴨前強捍的鵝出現，在逃亡的我回來時安份的鵝出現，往日反抗經驗的教訓都無法累積起來，無法編織一個我們如何被人類壓迫的歷史全景。這不就是暗喻香港回歸後無法重建本土主體性的歷史困局嗎？活在政權更易，社會問題不斷轉移的過程裡，鵝們(我們)永遠不能捉緊一個能夠帶動集體反抗行動的身份能指，就像拉康的寓言中，囚犯只能從程序中的新資訊裡，不斷以判斷他人的對借來核實自己的身份，而沒有發現遊戲規則本身，就預設了一個根本無法單憑現眼的資訊來界定自己身份的困局。
於是拉康指出，真正的倫理行動(ethical act)，就是打破社群心理運作的先天困局，發現根本沒有可能完全藉跟他人的關係，來肯定自己身上的顏色，消除因沒有把握真相而衍生的猜忌，每個人立定決心實踐未經證實的判斷，不理會自己相信的是否真相，而是要憑著自己的行動去決定真相，真相根本沒有完全被引證的必要，而是行動決定了真相的內容。
拉康的倫理行動，正好就解決了公義不能落實的倫理學困局，但到底這種未經證實的判斷是如何產生呢？如果實現公義的行動並不取決於身份認同，不是建基在欲望之物上的美感衝動，又不可依靠確信平等社會就是世界的真相，那是甚麼呢？倫理行動只能出於超越個體私欲的一種「平等公理」，當然這並不等同一種平等世界的想像，而是Alain Badiou重新為「平等公理」所下的定義：一方面肯定平等想像的重要性，我們不可能從那屬於有限的身份認同快感出發，只有從無限的起點著眼，我們才免於一己私欲，為了保護所有人的平等而將要作出政治行動。但平等公理的另一面向，更強調一種落實這個理想的程式，這種程式亦沒有否定快感認同的機制，當快感本質地依靠減去(subtraction)那他者的承認而來， 個人的快樂就將有可能與群體的利益達成一致。儘管如此，那亦不是一種與現世對立的意志，世界主動成為一種外殼，或托撲學式的結構，好嚷主體現身兩次──第一次是消減的，第二次才是重新加入進世界。在這種結構裡，一切美好之物只能呈現虛空的內容。意志隨著反省的脈絡朔源，不發現甚麼，只發現在那僵化了的平等理念忽略了，或錯認了的行動位置。於是，異議的結果將會是沉默，所有人都認知各自的身處之所。
因此，對於平等世界的想象，就成了一種不為呈現某些東西的，而只為了令「無有」(nothing)可供呈現的方式,就像拉康的那個「類似」(semblant)的概念，沒呈現甚麼東西，又或沒令甚麼東西出現過。那可能就是《行路難》的小說裡，那些彷似沒有甚麼確實意義的意像，看清了根莖交錢權力網絡的困局，發現世界「沒有人問關於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不為了怨訴，或甚麼其他的想法，謹謹是記下一個，落實公義的，可能位置──
你翻箱倒櫃
找出街上女孩遺下的火柴
我靜靜地掟出窗外
如是我們幼稚地探著身子
研究火苗綻放的曲線
和長度
〈微笑‧默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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