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的爭議，其實也就是人間各種爭議的縮小版。網上爭議所顯現的人性及人與人互動可能出現的模式，在其他生活中也很可能會出現。
我在網上最多的關切，說來其實是政治，雖然我不是政治這個專業的研究者，但是人畢竟逃不出政治生活，所以不得不關注。
我關注臺灣內部的政治，也關注大陸的政治，理由也是因為大陸的政治必然會影響臺灣。
大陸對待異議者的方式，是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我所謂異議者，很廣義。像劉曉波、艾未未、嚴家其、蘇曉康…等，我固然視為異議者，而像藏人、維人的抗議者，我也大體視為是異議者。這些異議者的處境，簡單說，很苦。
中共政府，作為統治者，也許是為求政治穩定，也許是為維護特定個人或群體的利益，對於異議者基本上採取打壓的政策。打壓的方式可能包括用司法手段，或用媒體、輿論，去驅趕、關禁，或給予價值否定。
對我來說，這是悲劇，悲劇凝聚仇恨，為未來的報復悲劇鋪墊基樁。我既不願看到現在的打壓悲劇，也不願看到未來的報復悲劇。我但願這些悲劇都能夠減少，甚至不再有。如果我能有絲毫的影響力，我就希望能起到減少悲劇的作用。
我不是說異議者道德必然高尚、行動必然合理。我也不能說維護政治穩定一定都不應該。但是，我認為在維護穩定的前提下，異議者被打壓的情形太過嚴重，特別是在對異議者的價值否定這部分。我殷切盼望，對待異議者的手法能有大幅改善，能變得更公平、開放、嚴謹。
對異議者的價值否定，最典型的做法包括兩部分，一是提出所謂的事實描述，而這些事實，呈現異議者的諸多問題行為。進一步，引導出特定的價值判斷，朝向否定這些異議者的行為、人品，甚至存在。
對於達賴喇嘛，說他是神棍、農奴主、搞雙修、勾結美帝國主義、明目張膽搞藏獨。有這些「事實」，很容易就引出特定的價值判斷，「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多數人們並不清楚達賴是否確有這些行徑。很多人聽到他明目張膽搞藏獨，民族主義的情緒就不禁開始燃燒，且不管達賴是否真是神棍…，僅這「藏獨」一條，就是天大的罪，他們就願意一起來大聲責罵。
究竟事實真相是什麼？一般人何從知道？一般人又不是CIA、KGB。有人拿出資料來，說這就是事實、他就是這麼一號人物。好吧，那就是吧。旁人能說不是嗎？憑什麼說不是？
當然，偶而也有人拿出不一樣的資料來，說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
好了，這可怎麼辦？
很簡單，說那是美帝國主義者提供的資料，是五毒份子的把戲，是陰謀顛覆國家的行動。夠了，這就是了。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內、外在認知又統一了。
但是，這些資料真的是用來陰謀顛覆國家的材料嗎？怎麼證明？太簡單了，不是告訴你們了嗎？事實就是這樣。真實資料不是在這裡了嗎？所以，那些資料所說當然不是事實。既不是事實，怎麼會有人傳播，那當然是顛覆陰謀，還有疑問嗎？
以上只是一種心理揣摩。事情是不是這樣呢？我不知道。但是因為終究事關重大。海內、外有多少的異議者，他們還希望能改變處境，他們自己的處境，也或者是其他同胞的處境。他們究竟應該怎麼被對待？
那麼，且讓我再用更嚴謹的語氣談談什麼是「事實」。
讓我先從方法論的問題談起。我所學的方法論告訴我，「事實」幾乎是個不可知的事物。要捕捉所謂「事實」，遠比我們想像要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我引述過多次康德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的概念，「物自身」相對於「現象」。對於康德而言，物自身是不可知的，人所知者僅為現象。什麼是「現象」？是我們所經驗到的世界的內容，是事物呈現於我們意識中的狀態。
問題在於我們的意識永遠帶有主觀性。康德特別提到，我們人有「先驗範疇」，或者用Piaget的說法，我們有「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ta)，這是一種幫助進行認知的意識結構。訊息進入意識，認知基模就會去對訊息進行選擇、解讀、安置。總之，因為有認知基模，才能使訊息有意義。
但是，每個人的認知基模是不同的。因為這個不同，所以訊息會被形成不同的理解與判斷。愈是經過認知基模長期整理過的龐大訊息，最後所形成的總體理解、判斷就可能差別愈大。
我們彼此之間常會在認知與態度上有巨大的差別，譬如臺灣藍綠間的差別，主要就是彼此間的「認知基模」在起作用。
回到「事實判斷」這件事，因為我們所獲得的訊息都經過認知基模的處理，所以，「事實」究竟是什麼，不同的人就可能會有不同的判斷。也就是說，究竟什麼是「事實」，就不易得到共識。我們所以為的「客觀」事實，其實早已經摻雜了我們「主觀」認知與判斷在內。
也因此，人們在強調所謂「事實」的時候，其實未必就是「客觀事實」，而是經由他主觀認知與判斷過、編輯過的訊息組。
這裡，或許還應該強調一點。我們在接觸到龐大的訊息以後，我們更是會通過認知基模與分析架構來處理這些訊息。我們有更多的選擇性，更會用特定的觀點來解釋訊息。最後，我們會形成更具有獨特性的整套認知與態度。到了這時候，我們已經形成既定的立場，而如果再有某一訊息進來，我們會依先存立場而去解讀訊息，彼此對訊息的解讀的差異因此可能更大。
總之一句話，我們以為是事實的東西，它可能只是我們既有的認知基模與分析架構共同運作後對特定訊息的特定解讀結果，而未必是「客觀事實」。事實判斷很難。
事實判斷的困難，還因為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其實很難清楚區隔。我們所認為的事實判斷，往往就牽連到價值判斷，並不真的完全只是事實判斷。而且，在我們的事實判斷已經被價值判斷污染之餘，我們卻又可能並不自覺。我們仍然以為自己純粹只是做事實判斷，甚至還覺得自己做出的是非常客觀、正確的事實判斷。
就像有網友說別人是傻瓜、是奴才，他認為他只是在陳述「事實」（因為那些人本來就是傻瓜、奴才）。
但是，說人是傻瓜、是奴才，這種話真的只是「事實」性陳述嗎？完全沒有「價值」指涉嗎？完全沒有引用某種價值標準嗎？不是想要造成一種價值貶抑嗎？
價值緊密連結著人心的好惡與希望，而且因此使價值判斷難有普遍共識或客觀性。價值判斷之所以難，主因在此。而價值判斷既與事實判斷不易清楚區隔，我們就很難確保自己的事實判斷不被價值判斷所浸染。
上述的討論僅及於個人的思維層次，讓我們再思考另一種可能的干擾因素。
如果國家機器刻意引導、刻意限制、刻意提供有特定傾向的系統性訊息，結果會如何？不僅如此，國家機器甚至還可能製造特定訊息並阻絕其他的訊息。這時候，大眾是否難以抗拒思維受到引導或禁錮？因為我們接受到排山倒海而來的訊息，我們很難分辨這些訊息背後是被系統性引導或扭曲過的。
各不同群體之間，對事情的看法往往南轅北轍，像是臺灣的藍綠與美國與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群體觀點的差異，就有可能是源於這種系統性的訊息引導。當然，愈是訊息封閉的國家，這種系統引導性、扭曲性就愈強。像北韓這樣的國家的問題就特別嚴重。
事實判斷不易。相關的問題，其實幾乎是整個科學方法的探究議題，所以這裡當然也不能簡單歸納出結論。但是，面對這些困擾，我們至少應該多些審慎，少些自大。讓自己多些餘地承認自己的判斷有犯錯的可能性。
對「事實」的判斷，如果我們因為有了新的體認而改變了態度，那對「是非」的判斷呢？對於事實判斷，至少我們認為總還有些客觀的依據。那是非又該怎麼判斷？判斷時的依據為何？
是非判斷涉及價值標準。但是價值標準存乎一心，有高度主觀性。我們彼此如果會有共同的價值標準，主要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文化。但是，今天已經是個異質社會的時代，文化共識減少，那麼共同的價值標準何在？
反過來說，更嚴峻的問題是，如果國家機器促成了某種特定的文化共識，我們又當如何看待這種國家形塑的文化共識。如果國家機器告訴我們，「我們北韓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度、最正義的國度」，我們究竟該信還是不信呢？如果國家告訴我們，「永遠不可相信邪惡的美帝國主義」，我們是該信還是不信呢？
對這些問題，科學通常也束手，因為它討論的是該不該，是價值問題。價值問題不完全是經驗世界的問題，他超出科學的研究範圍。價值可能牽涉到超驗世界。如果我們不信上帝、不信超驗世界，我們的價值觀其實會是兩種狀態，或者是混亂，或者是受集體（如國家）制約。
每個集體都會自然傾向「我群中心」(ethnocentrism)的態度，而如果國家機器又刻意引導、刻意提供有特定傾向的系統性訊息，兩種效果的交互作用，影響難免就`會更強，更易形塑「我是他非」的群體認知立場，不僅是事實判斷如此，價值判斷更是如此。
由於價值信念很可能影響事實判斷，所以兩者結合後，我們的認知立場就會更加統一而堅定。譬如，因為我相信社會主義（價值判斷），所以我認為美帝國主義邪惡，所以我相信他們的確可能要陰謀顛覆我的國家（事實判斷）。從而，我看他們的動作，怎麼看怎麼像是陰謀的行動。你看，他們不是資助達賴嗎？幹什麼？不就是要分裂中國。
資助達賴難道不會是出於人道精神？怎麼可能。哪裡會有這種好人、好事？對啊！哪裡會有。你看，他們不是讓達賴幫助對中國打游擊戰嗎？
究竟有沒有這回事？還是就是幾個反中藏民的個人行動、小團體行動？怎麼會？你看他們的槍不都是美國造。喔！是喔！
事實真相究竟是什麼？沒幾個人真正知道。最後，誰能持續操控多數人的訊息來源，誰就可能足以代表真理或主導真理。
是非究竟何在？豈不盡在吾彀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