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31 23:36:54 | 人氣(4,538)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我們都活在悲慘世界──談新版《孤星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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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活在悲慘世界

    ──談新版《孤星淚》          李展鵬

 

  最近,不少觀眾為電影《孤星淚》掉眼淚。這淚水,到底是為了電影的人物劇情,還是為了電影外的真實世界?

  大多數人認為,分析電影就是討論劇情、演員,導演手法等屬於電影「內部」的東西。但其實,電影以外的那個世界──觀眾所處的時代氛圍,以及電影被閱讀的社會脈絡──往往也很重要。

廿一世紀的「感覺結構」

  《孤星淚》一出,在世界各地贏盡口碑票房。要討論電影「內部」,自然有不少致勝因素:演員好,歌曲動聽,故事緊湊,製作認真。然而,電影成功的原因其實遠超於此。《孤星淚》的魔術,是它一擊即中地點到了廿一世紀的這一刻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且看以下例子:香港人熱論《孤星淚》,不只在娛樂版,還要在政論版;那首革命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打動了不少關心政治的香港人;身在印度的張翠容,直指印度街頭的境況一如電影中的悲慘世界,一時間虛實難分;陶傑則從《孤星淚》談到敘利亞的戰亂、阿拉伯的革命、佔領華爾街行動。

  是的,如果換了在一個(人們自以為的)國泰民安時代(例如八十年代,經濟一片好景,世人對未來樂觀),觀眾看《孤星淚》想的大抵是:以前真慘,還好世界已經進步很多了!如此,這故事就只會是屬於過去式的、被放在神枱的經典;觀眾的態度也像是考古學家看古代。然而,在今天的全球政經局勢中看這充滿不平與壓迫的悲慘世界,很多觀眾卻大嘆:政治幾番更迭,歷史幾番轉折,今天的世界為何竟然跟百多年前差不多?這一點,是《孤星淚》成功的一個很多人沒點破的因素。看片首那群淪為奴隸的囚犯在質問上帝,看那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紅白藍法國旗被染污,回家再看看新聞報導的這個世界,誰不會心有戚戚然?如此一來,這文本馬上充滿現世力量;觀眾也不只是在看古董,而是看到當下世界。是故,《孤星淚》打動我們的絕非單單是電影本身,而是電影與當下世界的奇妙對話。

「善」可能是壓迫的工具

  階級壓迫是一大主題。曾經,被洗腦的不少現代人相信「努力就可成功」的資本主義迷思,然而,從金融海嘯到佔領華爾街行動,階級矛盾再次浮上水面。《孤星淚》的主角 冉阿因為外甥女即將餓死而偷麵包,被重囚五年,加上嘗試逃獄,再囚十多年。出獄後,他的背景令他無法找工作,甚至連去露宿都被驅趕。社會是這樣對待一個走投無路而偷麵包的人。在困苦環境中,性別弱勢更慘,女角芳汀雖無過犯(她的唯一「過犯」就是被男人始亂終棄),但最後被凌虐至死。

  除了社會弱勢,《孤星淚》跨越時代之處起碼還有兩點:一是民眾的無知無情,二是社會上很多錯信既有制度的人好心做壞事。雖然書寫弱勢,但電影沒美化窮人與普羅大眾。芳汀的悲劇,源於她有私生女而被工廠一眾女同事排斥與告發,這說明很多社會悲劇是由無情又無判斷能力的大眾一手造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夢幻,並沒在電影出現。收留小孤女的平民夫婦,在亂世中只顧斂財,面目可憎。至於片末革命的失敗,一大原因是缺乏民眾支持,他們頂多是在清洗犧牲者的血跡時哀嘆兩句。跟狄更斯相似,《孤星淚》寫亂世的人性美善,也寫盡平民的無知醜陋。直到今天,群眾的無知仍常常製造很多悲劇。但當然,這不全是他們的責任,而是被蒙騙的結果。

  警長賈維爾的角色,很能跟廿一世紀對話。為了擺脫不光彩的過往,冉阿出獄後用另一個身份生活,並當上市長;為了揭破他的罪犯身份,賈維爾鍥而不捨追捕,他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基於他對宗教與法律的執著。以他的標準,他是為正義而忙;從某一角度,他是擇善固執的人。問題只是,他的「善」本身就大有漏洞。這角色恰恰對照社會上那些捍衛不公制度的人:因為要消滅「邪惡軸心」而支持布殊打伊拉克,因為深信「自由市場」而反對監管金融市場,因為堅守「神的心意」及「善良風俗」而壓迫同性戀者。他們不少都認為自己是「擇善固執」,卻不知那個「善」其實是壓迫的工具。因此,電影中賈維爾的死也許比冉阿的死更值得深思:雨果並沒有塑造一個大惡人去表現善惡分明,他把捍衛惡法與舊制度的人的矛盾展示出來,而沒有把他妖魔化。這一點同理心,正是這個時代所缺乏。

新舊版本《孤星淚》

  《孤星淚》說明了,有些經典文本有它跨越時代的力量,只要稍加修潤,它可以馬上從古董變成鮮活的現代文本。就如英國左派文學理論大師TerryEagleton所言,文學作品的意義從不是固定的,是透過閱讀,由不同時代的人所賦予與創造的。對照一九七八年的《孤星淚》電影版本,可見新版本的側重點稍有不同。由GlennJordan導演、李察佐敦主演的舊版本點出法律與宗教的對立:片首引用雨果原文,指斥「法律在文明世界創造地獄」。片中的賈維爾不相信神,只相信法律,相反,冉阿則是因為曾被神父寬恕而釋放被革命分子捉住的賈維爾。但是,在新版本中,賈維爾滿口法律與宗教,對他而言,兩者是分不開的──神所不喜悅的惡行,必須透過法律來限制與制裁。對新版本的英國導演TomHopper來說,宗教與法律並非對立,相反,兩者經常聯手來對人民進行壓迫。看看美國不少基督徙當年視伊拉克戰爭為「神聖之戰」而支持布殊,看看香港一些基督徒阻撓反性傾向歧視的立法諮詢,今天的世界可能更接近新版《孤星淚》對苦難的詮釋。另外,七八年版本的結尾是小孤女的婚禮,禮成後冉阿獨自一人走在教堂旁邊的小墓園;這一方面追悼悲慘世界的受難者,另一方面也讓一切的紛擾歸於平靜。然而,新版的結尾卻是為人津津樂道的革命亡魂在鬧市放聲高歌,呼籲後人繼續革命。這樣的激昂呼籲,絕對是導演給廿一世紀的世界的勉勵。

  從原著到不同版本的電視、電影、音樂劇,《孤星淚》示範了一個經典文本生生不息的活力──那不只是藝術形式的多變,更重要的是它的社會意義。電影對觀眾的重重一擊是它叫我們自問:走到今天的人類社會真的有那麼文明進步?高超的航天科技與神奇的雲端科技,真的有減少人類的種種不平與苦難嗎?當觀眾聽《I Dreameda Dream》或《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掉眼淚,大家心底其實在問:悲慘世界真的已經遠去嗎?還是,我們只是在某種社會論述中,一度誤以為告別了悲慘世界?(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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