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上一篇文章《澳門人能否講聲「我係我」》談及澳門人的主體性，
有點巧合地，文友踱迢也從「代」的角度發問「什麼是澳門人」；
你是澳門人嗎？如果是，那麼你是第幾代的澳門人？
你這一代的澳門人又有什麼共性？
澳門幾代人
作者：踱迢（刊於《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離開澳門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一些關於「什麼是澳門人」的問題，「有沒有澳門人？」有人問。誰的上一代不是從內地來的？於是我們開始比較起來，從爸爸、阿爺或阿爺的阿爺那代來到澳門說起，我們假設他們來澳後生下的子女就是家族裡的第一代澳門人，自己是第幾代？我阿爺在五○年代來到澳門，生下我爸，所以我就是家族裡的「第二代」澳門人，然後我們發現席間竟有家族裡的「第四代」澳門人，即是說阿爺的阿爺於清末時期就在澳門定居。說得興高采烈之際，才讀大學的女孩卻對我說：我回鄉證上籍貫一欄填了澳門。因為上一代的上一代很早就離世，沒有跟下一代說過有關鄉下的事，因為這個回鄉證上的籍貫問題，也為她過關時造成不便，那時我們打趣說，女孩就是幾千年前在黑沙居住的澳門人後裔，至於她上一代該是黑沙人？澳門人？還是迫不得以地在籍貫欄上填了澳門？當時，我們都沒有追問。這其實已是三年前夏天的對話了，女孩剛在今年為人師表，第四代澳門人的哥哥生了個男孩，家族裡出現了第五代澳門人。而勾起這場記憶的是呂大樂那部小書《四代香港人》。
一代人
書的第一句說：「香港，有四代人。」從何計起？
呂大樂五八年出生，「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份子」，算第二代人，他父母就是第一代人，「他們不是香港土生，卻（始料不及地）在這地方待了大半生」。在作者眼中，第一代人安份、沉默、低調，有時十分固執，戰爭（走難）的經驗深深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對於未來，只要「毋須因為戰爭或政治運動而顛沛流離，能找到安居樂業之所」，就算幸福。第一代人對生活和未來的態度，塑造了戰後嬰兒的成長環境，也造就了他們對傳統的反叛，第一代人不易接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空間。所以，作者認為大多數人論及香港社會與文化發展時，少算了第一代人，是一種認知上的偏差。
呂大樂的世代論當然不一定附合澳門的實際，即使在香港，他的某些觀點也遭到質疑，然而，看著他對第一代人的描述，記起三年前我們那種頗為兒嬉的分代方法，似乎我們當時也忽略了從內地來到澳門，並在澳門落地生根那一代。
「輸家」
根據呂大樂的分析，第一代人是從內地來的一批，即「戰後嬰兒」的父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空間，呂大樂認為主流「香港故事」常常忽略了這一代的影響力；「戰後嬰兒」即為第二代香港人，他們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上位，創造了「香港奇蹟」，也是主流「香港故事」的作者群，也因此而自我膨脹，將自己一代的問題，說成是「我們」的問題，在第一代陸續退下舞台時，第二代卻不打算為下一代提供更開放、公平的空間；第三代（三十世代，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出生），青年時代遇上香港前途談判、天安門事件、移民潮，然後還有沙士和金融風暴，成長在富裕時代，卻頭上總有個「戰後嬰兒」上司，遲遲不能出頭；對於第四代，作者說得直接：「個性是奢侈品」，「打從開始就是輸家」。
書中關於第四代人的描述，網路上被討論得最多，參與討論的人大多數正是作者認為「個性是奢侈品」的第四代人，在很多討論中，發現並不是所有第四代人都是沒有意見的一群，或如呂大樂所形容的「不能輕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只是正如書中所說：「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只能在網誌上BLOG一下自己的感受，有人說看了呂大樂的定論，發現自己就是第四代人覺得「勁灰」，又有人說「原來是社會的錯，唔關我事」，當然也有人平反，認為「他只是從父親的角度去看我們這一代，他指出社會上覺得這一代人的問題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家長們，是一眾年長的對我們失去信心。但是，他沒有從第四代人的角度，去理解這一代人的處境和擔憂。」（凍啡走甜
http://yipjustin.wordpress.com/）
在這些討論中，正正展示了書中所說的，「戰後嬰兒」一代（如作者呂大樂）的論述和書寫的主流「香港故事」，如何支配著第四代人，如何在第四代人還未來得及發聲之前，就用「我們」來下了定論，而第四代人不管如何反抗，彷彿也未能走出「戰後嬰兒」所設定的論述框架（如呂大樂所劃分的世代論）。
偏見
第四代人在網上的回應，似乎還未能走出呂大樂設下的「四代人」的框架，而文化評論人小西一開始就提出了根本上的質疑：「是誰在怎樣的時空中引發新一輪『世代論』的論爭」？（刊於
http://www.inmediahk.net/＜沒有解殖的困境﹕有關「世代論」的階級與後殖民批判＞）
據小西所言，「無論是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還是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初稿，均於二○○四年首度發表。那是一個後沙士的年代」，也是「一個求變的年代」，「空氣中瀰漫著的，是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困局氣氛」。呂大樂把問題鎖定在代際問題，認為「戰後嬰兒潮」虧待了「三十世代」，「戰後嬰兒潮」掌握著社會的主導權，未有創造有利條件讓「三十世代」接棒「上位」，並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壓在第三、四代的頭上。然而，小西卻深刻地指出呂大樂的「所謂『戰後嬰兒潮』指的其實主要是香港戰後的中產精英」，「在一個貧富愈趨懸殊、階級問題愈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充滿中產論述影子的世代之爭的被提出，也就令人深思。」，不單是「貧窮線下的一群」，其實大概連「新移民」也沒有被納入他的論述之內，也正如香港本土行動成員陳景輝所說：「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只要看看跟《四代香港人》同期出版的《我的七十年代》（陳順馨著），我們馬上看到一個主流香港故事以外的一個香港七十年代。
而事實上呂大樂在另一著作《唔該，埋單》的再版序也說過：「讀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在閱讀時要保持距離」，「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香港故事，它們應該屬於眾數，有許多不同版本、角度，而當中並沒有優劣之分，只有不同切入和論述的角度。」《四代香港人》不是要跟香港人批命，是一種帶有「偏見」的概述，呂大樂的局限，正正是要提醒我們書寫「故事」的另一些可能，也必須找出另一些可能。有人說香港○三七一或保衛天星是二、三十世代的掘起，是他們「上台」、「搶咪」的時代，然而，既然到了「Ｋ」房，「搶咪」是人人皆可之事，無所謂世代不世代，也不應分什麼世代，關掉編了碼的Ｋ歌，唱自己的旋律，好不？
如何說起
歷史學家詹京斯在《歷史的再思考》一書中，再三提醒我們要知道「過去」與「歷史」的分別，過去己逝，不可重現，而「歷史」只是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敘述者」的觀點呈現。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偏好決定了他對資料的取捨，所以作者就提醒我們「控制你自己的論述」，因為「你有權力決定你想要的歷史是什麼，不是接受別人說歷史是什麼」。如果《四代香港人》是一種有關香港人歷史的論述，那麼，因為它的「偏見」而引起的，在網上可連結出很多的延伸閱讀才是這部小書的最大作為；有很多人用「我是第幾代人」來形容自己，同時也引起了一些較深入的討論，陳景輝的＜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是「第四代人」中寫得較深入的，他一開始就說：「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舻』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或者，「重新檢視」的意思，並不是一味的懷舊，或拿著寫好了的歷史故事重背一次，而是重新檢起主流「故事」沒有關顧到的、刻意避開了的、可能有礙主流故事「發展」的一些真實事跡去組合自己的過去，或者也是一種「偏見」，但卻是另一種「偏見」，為「歷史」提供了多一種論述。正如只要你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陳順韾《我的七十年代》和董啟章的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都讀了，你將會發現香港之所以是今天的香港，原來曾經有過如此複雜、多樣、豐富的過去。
澳門經歷了這幾年的變化，我們是不是也在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氣氛中？我們是不是也到了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時候？既然「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澳門人又如何控制自己對「過去」的論述？看著呂大樂的這部《四代香港人》我既肉緊又疏離，我努力告訴自己澳門畢竟是澳門，然而，書中所描述的四代人的特質，在澳門又的確有很多可以對號入座之處，到了一些覺得不對號的地方，卻又不易說出分別來。如果香港故事真的難說，澳門故事又該如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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