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個務實的改革者
──悼念美國「女權之母」貝蒂．弗里丹
美國女權運動先驅人物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上周逝世了，兩岸四地的傳媒對此並沒有多大回響。的確，貝蒂．弗里丹逝世有什麼大不了？
看看貝蒂．弗里丹生前所作的建樹，你也許發現它們真的沒什麼大不了：她於六十年代的美國，出版《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台譯《女性迷思》）一書，並創立全國婦女組織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她爭取男女就業平等權、合理的有薪產假、女性受教育權及控制生育權、貧窮女性的社會福利，因此，她被視為美國女權運動的祖師。然而，以上種種，現今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機制，又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她不是薩依德，沒有留下開天闢地的文化反思；她不是蘇珊‧桑塔格，沒有留下涉獵甚廣的厲害筆鋒；甚至，在女性主義思想方面，貝蒂．弗里丹的理念早在六十年代就被不同流派批評為過時保守。因此，她的逝世在兩岸四地就只值得三數百字的短訊簡報，幾乎掀不起什麼討論，不比當年的薩依德或蘇珊‧桑塔格逝世引起注目。
然而，以下的事實卻又提醒我們不能輕視她的貢獻：英國《衛報》早前報道，現時在英國因最底時薪而受惠的人大多數是女性，全英國有五分之一的企業給予女性的薪酬低於同等職位的男性，現今英國的大集團中只有十分一的總裁由女性擔任。在工黨執政的英國，法定最低時薪已超過五英鎊，然而，以上報道仍顯示，儘管在社會弱勢得到較大保障的英國，女性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仍很明顯。貝蒂．弗里丹當年爭取的，到了今天在英國仍未達到，可以想像這在四十年前有多麼不容易。
貝蒂．弗里丹最可敬，是她那務實的態度。一九六三年，她寫《女性的奧秘》反思婚姻與母職對女性的綑綁，認為女性的錯誤不是看重婚姻和母職，而是把它們當作是她們的所有價值、需求、欲望的所在。她於一九六六年創立的全國婦女組織，是美國第一個目標明確、影響力大的女性主義團體。她們遊說國會通過性別平權法案，力倡禁止性別歧視的立法。
貝蒂．弗里丹爭取的似是理所當然，但事實上她當年卻是兩面受敵：在全國婦女組織中，保守成員不滿其對避孕及流產的倡議，激進成員又反對她不支持女同性戀及雙性戀。在她們的組織以外，不同女性主義流派又口誅筆伐，有人批評她只著眼於中產階級、白人、異性戀女性的困境，範圍太過狹小；有人批評她骨子裡仍維護家庭及婚姻價值，被男性價值收編。別忘了，當年美國的女性思潮已是百花齊放，既有「燒胸圍、反男人、性高潮」的派別，也有倡言女同性戀才是解放女性之道的思想，可以想像，貝蒂．弗里丹的立場相形保守，尤其是她反對女同性戀的態度更成眾矢之的。然而，她在眾多批評聲音中堅持這種中庸路線，她要的是體制內的改革，她要的是務實的行進。以事後孔明觀之，她當年的「保守改革」尚且未竟全功，說明她的確是洞悉形勢，作了出以當地當地來說最好的選擇。以今天的思潮看來，她的理念或許未夠深未夠廣未夠開放，然而，她卻是成功地完成了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
貝蒂．弗里丹的逝世，也叫我們反思兩岸四地的性別平權運動。她與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女太監》作者）及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內在革命》作者）等，在美國都是標誌性的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回看華語世界，我們為何沒有這號代表人物？貝蒂．弗里丹逝世一個多星期以來，兩岸四地傳媒反響不大，而報道得較詳盡的則是台灣傳媒。這當然與台灣從學術界到民間一直比較重視女性、同性戀等議題有關，而另一方面，我們可觀察台灣傳媒即時訪問林芳玫、何春蕤等學者的意見，提供她們與貝蒂．弗里丹親身接觸的經驗，並以學者的角度評價她，記者甚至找出已故的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當年為貝蒂．弗里丹的書寫的序言。然而，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有沒有什麼人物在這議題上有標誌性的地位？誰有學術權威評論貝蒂．弗里丹？當年的貝蒂．弗里丹寫書、組織社會運動、與政府交涉，今天兩岸四地又有沒有女性主義白有同樣影響力與行動力？是我們壓根兒沒有性別歧視的問題？是我們靜悄悄地享受歐美女權運動的成果？還是，我們的確比美國走慢了半個世紀？
如果傳媒或多或少反映一個地方的文化，兩岸四地的確愧對了貝蒂．弗里丹。就如最近褻瀆回教的漫畫事件，顯示了宗教問題牽涉千頭萬緒的經濟、種族矛盾，其實，女性的問題亦不只是女性的事，而是與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結構息息相關，從上文羅列的有關英國女性的經濟地位的資料可見一斑。一個不重視性別議題的社會，大概也很難期望它非常關注勞動階層、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等弱勢；在此，我們似乎要冒著粗疏的危險推論：對貝蒂．弗里丹逝世的輕視，其實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上對權力問題不夠敏感。
(原刊<亞洲周刊>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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