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十歲前的文學陳芳明(榕)
一、龍族詩社成員
今天提到陳芳明，想起的可能是「台灣意識」這四個字。大異於現在的陳芳明，三十歲之前，青年陳芳明還沒有台灣意識的萌芽，甚至他是強調中國意識的「龍族」詩社成員。
一九七○年，陳芳明二十三歲，和辛牧、善繼、蕭蕭、林煥彰、蘇紹連（管黠）、林佛兒、景翔及喬林等人成立了詩社。是年底他們為詩社找到一個「穩重、寬宏、長遠，而且是中國的」的名字－－龍族。
這一群詩人，多人後來繼續在文化領域耕耘，林佛兒的作品及出版社，景翔的影評及流暢譯筆，令我印象最為深刻。而陳芳明從中國認同轉變為台灣認同，大概是該詩社同仁中最大的變化。
這個詩社為什麼用「龍族」為名？詩社成立三年後，陳芳明在一篇記該社命名緣起的文章中提到：「龍，意味著一個深遠的傳說，一個永恆的生命，一個崇敬的形象。想起龍，便想起這個民族，想起中國的光榮和屈辱，如果以牠做為我們的名字，不也象徵我們任重道遠的使命嗎？」他們的獨立宣言則是：「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
展開陳芳明這個時期所寫詩論文集《詩和現實》，我們看到三十歲之前的他強調環境現實的重要，而當時他所觀察及體會到的現實，是有關整個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抉擇」；他認為詩人的職責就在於擔任時代的代言人，要能反映時代的現實問題。當時他批評現代主義的藝術至上論者，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應「為人生而藝術」，他所基於的立場，大致可以「回歸民族，反映時代」八字來形容。那個時候他所理解的民族及時代，純然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土壤。
我們可以用當時陳芳明支持余光中的詩評來說明這項事實：他稱許余光中是從現代主義中「回頭的浪子」，這個「浪子」認為傳統與現代是可以調和的；「回頭」以後的余光中，「精神是以中國為圓心，而以各種技巧做為他的圓規腳。」
一九七四年，陳芳明赴美，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研究史學。在這之前，除了主編《龍族》詩刊外，另編過《書評書目》，出版詩集《含憂草》、評論集《鏡子和影子》。一九七七年，他出版了《詩和現實》，總結了自己對新詩的看法。留美埋下了他日後改變認同的因子，他自稱出國是他流亡的開始。
二、誕生一九四七
陳芳明生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年代。在史學界，一九四七年也代表另一種巧合，誕生於這年的許多學者，包括陳芳明，以及張炎憲、李筱峰等，後來都證明他們一生與這個年代密不可分，他們傾力思索解釋二二八，探尋台灣意識的產生與發展，並奉獻自己的青春在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工程中。
陳芳明雖然以詩人及新詩詩評在文學界起家，但在學院中，他受的是歷史學訓練（輔大歷史系學士、台大歷史學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肆業，碩士及博士論文範圍為宋史，關於秦檜等的忠奸問題）。陳芳明對宋代史學忠君觀念的研究，似乎預示了未來他在認同問題上的繼續追尋。
目前陳芳明正著力於《台灣新文學史》的撰述，這部著作是他以在大學授課綱要整理而成，正於《聯合文學》連載，刊出以來，他也持續和具有中國意識的陳映真及呂正惠在這份文學期刊上進行筆戰。關心認同問題爭議的人，似乎可以好好觀察這一次筆戰的發展。
同時涵泳於史學及文學領域，不論是青年或中年陳芳明，都致力在建構詩史或文學史。他認為詩史的討論是一種澄清的過程，「藉歷史的回顧，可以瞭解一位詩人轉變的原因和經過，並可看出他轉變的得失與影響。」他也期望透過詩人歷史的討論，看出其詩風和詩論，隱約反映出時代的文學精神。但是他認為自己也重視作品本身內容，把「歷史主義」和「現代主義」視為一體兩面、互為表裏。因此在《詩和現實》一書中，陳芳明推崇葉嘉瑩在《迦陵談詩》中，「不僅運用歷史傳記法，參證前人的見解，而且也契合新批評的方法，獨闢新徑」，由此可以看出他理想的詩評之路。
此外，在這本書裡，我們還可以看到三位文壇重要人士和他的交往以及他們對他的影響，這三人是余光中、楊牧（葉珊）和黃春明。
三、余光中
在陳芳明和管黠兩人對余中光詩作的爭議中，管黠提及，陳芳明被余光中作品「沖昏了頭」，他勸陳「應該改變一下對余光中全然信仰的態度」，並指出陳芳明的某詩作非常像余光中，可能受到太多影響。
陳芳明答覆管黠說，他會對指教保持警覺。但是他也認為，寫詩時受另一詩人影響「並不可恥」，不論是陳芳明自己，或是余光中，如果詩人的作品表現出受影響之情形，「不應歸於某一個人，而應歸於這個時代」。從這一句話看來，他的史學訓練還是在詩評中保持重要的一角。
對於余光中這個被視為影響陳芳明的詩人，三十歲前的陳芳明的總評是：「讀他的詩，總覺得帶有一種故國的芬芳，有時像是鄉愁的召喚，有時又像一隻憤怒的火把在燃燒；前者是溫柔的，後者是剛強的，剛與柔是余光中作品中，相剋相生的兩股力量，這種力量的產生乃源自他強烈的時代意識。…動盪的生活，以及他踏過祖國廣大土地的經驗，都為他日後的創作奠下巨大氣魄的基礎。他所認識的祖國，是一塊苦難的土壤，時代的悲痛他都分擔了一部分，近代史上的傷口也深深刺激了他的生命。」
陳芳明提及了余光中偶有的異鄉人心境，對他自傷身世表示同情，一九七○年余光中旅美時所寫的〈江湖上〉一詩，即表現了這種離鄉的愁緒：「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算永遠？答案啊答案」。
陳芳明也引了余光中另一首一九六九年寫於香港的〈忘川〉：「所謂祖國僅僅是一種古遠的芬芳蹂躪依舊蹂躪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有一種泥土依舊開滿毋忘我毋忘我的那種呼喊有一種溫婉要跪下去親吻用肘，用膝，用額際全部的羞憤」他稱讚這種「對大陸泥土」熱愛的情操，認為其感情真摯，受其召喚而唯恐不及。
雖然青年陳芳明曾對余光中如此讚賞，但到目前為止，陳芳明撰述中的《台灣新文學史》卻還未對余光中作出專題討論。不過該尚在連載中的文章，在回顧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間藍星詩社的「現代詩保衛戰」的段落裡，稱許了余光中的「詩學的中庸態度」，亦即不過份西化，也不過份傳統，陳芳明也認為因為余光中的穩健態度，使現代主義得以透過他的詩、散文及評論而推廣，並在一九六○年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後，余光中寫了〈狼來了〉，被視為官方立場的發言，也促了陳芳明對余詩情感的捨棄，即使他仍剪存余光中每一首新發表的詩。後來三十八歲的陳芳明寫了〈交錯〉一文（收入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受傷的蘆葦》），懷著悵惘的心情，談他與余光中已褪色的忘年詩誼；五十歲的陳芳明寫了〈余光中曾是我的鄉愁〉（收入二○○一年出版的《深山夜讀》中），回憶余光中的詩對青年陳芳明生命的召喚。在後一文較為平和的文字中，已看到陳芳明對曾令出國後的他不能理解的余光中的情感已呈舒緩。
中年以後，陳芳明仍認為「鄉愁」是余光中永恆的主題：「在台北時，他懷念江南；在香港時，他眷戀台北；在高雄時，他回望香港。」因為鄉愁，陳芳明一直閱讀余光中的詩，以做為自己生命的追憶。
四、楊牧（葉珊）
陳芳明愛讀葉珊。葉珊愛讀鄭愁予。
青年陳芳明寫下了對葉珊的初步印象。他出國後，又記錄了在台北及華盛頓兩次訪問楊牧的對話內容。這兩篇文章形成的時間約在一九七四年前後，也正是葉珊改用楊牧新筆名之時，陳芳明引用洛夫的調侃詩，來表明詩壇對詩人更名的不習慣：「葉珊太瘦而楊牧又嫌胖了些」。
他初見葉珊時，印證了聶華苓所說：葉珊必須喝酒才會顯示真性情。他觀察到葉珊對年輕一代詩風的關心，認為政治情勢刺激了年輕詩人富於現實的精神。
後來與楊牧的兩次談話，陳芳明明瞭了他的創作生涯，也看到詩人的鄉愁。
在他筆下，楊牧「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小學時期看《血滴子》、《臥虎藏龍》、《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創作也由小說而非詩出發。高中時，楊牧把詩作寄到台北的刊物發展，當時又和陳錦標在《東台日報》編〈海鷗〉詩頁。這段編輯的往事，楊牧後來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方向歸零》裡的〈程健雄和詩和我〉一文中有詳細的回憶，對於追尋獨立自主的句法的過程，楊牧有自己的懷想。（可惜手邊無楊牧《山風海雨》及《昔我往矣》另兩本楊牧的自傳體散文集）
陳芳明提到楊牧在多種文學風貌中的摸索，有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楊牧對「山胞」（現在已被更名為『原住民』）生活的寫作，這個題材讓他分別完成了小說、散文和詩各種不同版本的（例如散文〈最後的狩獵〉），但是作者「甚至覺得還沒有寫完，還想再寫一次，寫一個劇本。」不知道這是不是指吳鳳故事這個題材。就事實層面而言，如同楊牧所自承的，這個「山胞」題材是靠一半想像完成的，在今日台灣原住民研究已逐漸深化的時刻，一般作家如果要嘗試這個陌生領域的題材，可能會受到較為嚴格的批評。
楊牧到台北後廣交文友，也讀了不少詩，他特別提及黃用對他的影響。在評論各家詩風後，楊牧說自己最喜歡鄭愁予的詩。我們翻讀楊牧所寫〈鄭愁予傳奇〉（收於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傳統的與現代的》一書中），可以親見他多麼欣賞這位「中國的中國詩人」「而且絕對是現代的」。楊牧文中引用了鄭的〈錯誤〉、〈偈〉，令人不禁跟著唱起來了。〈賦別〉裡的：「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份外引人思念起鄭愁予這個不歸的浪子。
東海時期的楊牧在圖書館努力讀書，參加了東風社和原人學會，在古代哲學上受徐復觀影響。到美國後，跟著陳世驤學習古代文學，研究詩經。他對文學－－尤其是詩的本質有很大的信心，認為文字可以改變很多事，也因此「有良心、有認識、有學問的詩人，不會說要把詩撤退到一個角落裏，不去看這個世界，因為每個中國讀書人，都有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他重視人品和文品的合一，因此不同意就作品論作品，必須搜集作者生平及各種資料，才對作品有所評價。在陳芳明訪談中，楊牧也顯示了治學之樂，順手舉出二十一位十七世紀他有興趣的中國奇人異人，其中包括鄭成功。
我們可以看到楊牧所強調的現實性，和青年陳芳明的理念相當接近。甚至到今天，陳芳明作品中的現實意味仍十分強烈，也成為筆戰中受批評的爭議所在。
陳芳明說自己閱讀楊牧的熱情，至今未嘗淡化。他稱許楊牧在異域的寂寞生活中，嘗試在跌宕、擺盪的流動生活裏，建立起文學的信仰，並且不停止地追求。（見〈讀楊牧〉，收入《深山夜讀》）這段評價文字，每一句都同樣可以對照出青年陳芳明對當日楊牧的觀察與欣賞。
五、黃春明
黃春明寫過詩？不用懷疑。陳芳明提到黃春明在一九五○年代用過「黃春東」的筆名寫詩，發表於宜蘭地方性的文藝刊物上。即使是在一九七○年代，黃春明也還有詩作，但是他給陳芳明看過後就匆匆揉掉了，他希望充分把握文字的效用時再考量發表。
陳芳明所引述的黃春明的詩論，也和陳自己所重視的現實性息息相關。黃春明說詩人的基本條件為當好「普通人」和「公民」，應該準確表現人性的一面，反映「這個民族的一切」。黃春明強調，每個人沒有選擇生存環境的權利，生在什麼地方就屬於那個地方，不該有任何怨尤。
黃春明在小說、散文及拍攝紀錄片中寫出自己的鄉土，讓陳芳明看到了他對民族的愛。
相對於很早就找到自己生命位置的黃春明，青年陳芳明有太多的茫然。他後來也提起，在他出國的前夕，黃春明曾指著他的鼻子說：「你在寫什麼，你自己也不知道。」這句話，讓陳芳明有被雷擊之感。
六、從「民族」到「台灣」
從青年陳芳明談黃春明等人所側重的主題，我們也似乎看到形成今天的陳芳明的歷程。如果我們把他當時所重視的「民族」，換成他今日所念茲在茲的「台灣」，陳芳明關懷的轉變就不會那麼突兀了，甚至其中的一貫性顯得那麼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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