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
波波這篇回憶很有趣，提及他所就讀的北二商，以及在師大附中前身工作的經歷，除了學校課業、活動介紹及工作情況外，日治時期校園文化也躍然紙上，當日學生訓導系統及體罰的邏輯尤其令我好奇。此外也可以看到戰爭末期和戰後初期台灣人的生活，包括電燈管制、糧食統制、語言轉換過程、日台中接觸經驗，還有波波所感受到的二二八事件。涉及的故事很多，值得慢慢體會。
附圖為師大附中校園。
一、農家子弟讀夜校
我於日治時期大正15年（1926）出生於新竹州桃園郡八塊庄下庄子，也就是現在的桃園縣八德市廣興村。昭和9年(1934)入學大湳公學校，六年後畢業。日治時期學制為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二年、大學三年。公學校為台灣人的學校，和日本人或台灣人具國語家資格者所唸的小學校同為六學年制。我公學校畢業後再唸桃園公學校高等科二年，昭和17年（1942）3月畢業後，考上台北州立台北第二商業學校。
北二商是四年制的夜間學校，高等科畢業始有入學資格。我會就讀夜間學校，與家中經濟有點關係。父親業農，以種茶為主，耕田為副。由於1937年中日開戰後，茶價一落千丈，本來是富農的父親，經濟開始拮据，因此不太贊成我唸太多書，認為讀到高等科就可以了，如果要再往上唸，學費要我自行負擔。於是我打算半工半讀完成課業，就投考了夜間學校。
當時公立夜間部只有台北州的台北第二商業學校，此外我根本沒有選擇餘地。台北州是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自大正9年(1920)後，日本確立台灣行政區域為五州三廳。五州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三廳為花蓮、台東、澎湖。台北州轄區約為現在的台北縣、市、基隆市及宜蘭縣。
北二商錄取率不高，二十四人取一名，其中日本人的錄取率又較高，台灣人競爭劇烈。我是鄉下人，為了準備這次考試，只得日夜努力，認真的程度較現代的學生還要加上幾倍呢！
二、簿記珠算懷念多
男生始有北二商入學資格，校中台、日學生各約佔一半，四學年制，每一學年有三學期，第一學期從4月1日至7月10日，第二學期9月1日至12月31日，第三學期1月1日至3月31日。上課時間為下午五時二十分開始，每堂課四十分鐘，六時下課，休息二十分鐘吃飯，之後再繼續上課。之後各節之間都休息十分鐘，共五堂課，於下午九時半下課。
我晚上十二時前就寢，上午七時起床，每天帶兩個便當，八點準時到第三中學上班。下午五點下班直奔學校上課。
北二商的老師專任、兼任各佔約半，講課速度很快，我上課時習慣作筆記，考試時只看筆記。平時沒有作業。班上考試成績五名以內的都是未就業生，我因為有工作，學業成績大部分能在五名外、十名內，自以為還可以。
老師大部分都教得很好，尤其商業科目的老師都是一流的，例如簿記中山庚子雄老師所著《中山簿記》風行全國。珠算清水老師教法新穎，很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戰後很多有名的珠算老師都是他的學生。數學中野老師是日本數學專門學校出身，聽說入學時一年級約有三○○人，能順利畢業者約只十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多人，如果不會，老師就用教鞭打學生的頭，被打時學生就同時聽到Sine、Cosine的響聲。他的教學特別認真，但與學生特別親近。
簿記（會計）與珠算可以說是高校學生最重要的學課，當然要勤練，尤其成本會計是最難學的，大家都花了很大工夫。在我們踏出社會後，對於這些基本學識，果然都感到有很大助益。我們這一班同學畢業後大多數進入銀行界，後來都能升到分行經理，如果沒有實力，這是辦不到的。
三、課外活動與體罰方式
下課後可以參加課外活動，種類很多。我參加柔道班及珠算班，下午十時半準時回家。我們班上在職生及未就業學生各約佔一半，未就業生白天有勞動，並另參加武德殿柔道、劍道等活動。
由於未就業學生白天比較有時間，有時候在上課前早一點出門，去跟別校學生打架，我這種就職生根本沒有時間參加。打架可以說當時學生活動之一，必須空手，不可以帶武器，如果單挑，觀眾、警察、老師都不勸架，反而在旁邊喊加油（日語叫頑張れ），打完了還要握手。但打群架就不可以，如果打群架，警察或老師都會制止，並會記名報到學校，導師就叫去體罰。體罰之前都先問打勝或打敗，如打勝了，就說：「不可以打架。」罰得較輕；如果打輸，可就慘了，老師會說：「打輸架為什麼要打？太沒志氣了！」體罰就重了。現在學生犯規是用記過處分，日治時期並沒有記過制度，犯錯就體罰，方式大部份是打耳光。教鞭是上課時才用，體罰不用棍子。
四、戰火中的北二商及台灣人
我在北二商大約二年級的時候，戰爭趨於緊張，台北遭受空襲的可能性提高，總督政府因此實施燈火管制。晚上上課時，教室全部裝上遮光窗簾，窗簾布是兩層，外層黑色，內層紅色，在密封的教室裡上課，可想而知悶得難受，休息時間大夥都跑出漆黑的操場透氣。下課後騎腳踏車回家，路上也伸手不見五指，必須小心摸黑行走，還好沒有發生過意外。
話說回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積極備戰，實施經濟統制，家裡所有鐵器統統征收，所有窗戶的鐵條都換成竹子，除了農用眷具，所有鐵的東西都要交出去。最頭痛的就是規定三餐要吃番薯摻稀飯，想想看：從事農業的都是年輕力壯重度勞動的人，鄉下人很少有肉可吃，主食大都是青菜，飯是補充體力的重要來源，過去的習慣是早餐、午餐吃飯，晚餐吃稀飯，每一個人都要吃三、四大碗，農忙時，每日吃五餐，現在政府規定所有收成的米都要交出，然後再依人口配給，這樣一來，米就不夠吃了，實在沒有力氣工作。政府為了防範民間私藏，中午吃飯時間會派人查察。那個時候祖父還在，他就將收成的稻穀藏起來。祖父並找人探伺，在查訪人還沒來之前就通知家人。有一次媽媽把煮好的飯桶藏在臥房，用棉被蓋起來。查訪人發覺飯桶沒有在飯廳飯架上，就知道是藏起來了，到處搜查，結果被發現了，不得了！他們認為我們沒有依規定交出米穀，派了更多人來搜查。本來我們藏了幾十袋穀子在夾壁中屋頂角，及睡床下挖洞，上面覆蓋起來，結果藏在屋頂角裡的六袋被查到沒收，祖父也被叫到派出所拘留三天。
後來食糧真的不夠吃，政府研究的結果，認為香蕉營養夠，就教導大家吃香蕉乾，大家吃到拉肚子。又因為戰時茶葉生意一落千丈，為減少茶產及增加糧食，政府就提倡在茶園裡種樹薯，但樹薯不能直接吃，必須磨碎，取出澱粉，作成餅吃，不過吃多了也會拉肚子。
戰爭日益劇烈，政府就征軍夫，由年輕人當軍夫，因為人手欠缺，米糧生產更加低落，物資缺乏，收入也減少，父親手頭當然更拮据。雖然如此，我到台北讀書，寄宿姑姑家，每半個月都要回家拿米及菜給姑姑，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1945年我去當學徒兵為止。
五、神社祭買水吃耳光
每年10月30日是台灣神社祭，台灣神社社址在現在的圓山大飯店。祭典在晚上十二時舉行，夜間台北市燈火通明，相當熱鬧。
1942年我在北二商一年級時，還沒有實施燈火管制。我與幾個同學相約在後火車站附近的四角環集合，一起去看祭典。當時在現在的南京西路、太原路角有一廣場，也就是四角環，是相對於南京西路、重慶北路口的圓環而得名。因為時間還早，我們就在四角環賣水的攤子站著買冰水喝，卻不巧被教護聯盟碰上，被記下名字。教護聯盟是當時台北州各學校老師為監護學生校外活動的聯合組織，查到學生在校外有犯規行為時，就將犯規學生的名字記下，並轉報學生所就讀的學校。
幾天後，學校老師得知，把我們叫去訓斥，同時賞幾個耳光。
六、戰後成為北商人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前，北二商與北商合併成為台北第一商業學校。當時情勢混亂，老師還是日本人，但已經沒有權威，不敢管學生，只好由學生自己來管。由於北商同學往往較年輕、頑皮，不喜歡安靜上課，常在上課時搗蛋，上課中如有不安份，我們就請老師暫停，把搗蛋的同學當場修理一番，上課秩序才能維持，老師們也放心而認真授課。
民國35年(1946)3月我畢業自北商，距戰爭結束雖然時間不長，卻已能將當學徒兵而耽誤的課業補回來。
畢業到現在，我們班每年都會舉辦一至二次同窗會。北商的同學們不但沒有記恨二商同學，反而感謝同學的相處使他們學習很多，也因此有實力在社會上立足。可以說同窗會上大家其樂融融。
七、薪資表難倒新傭員
現在再回來談談我在學校的工作狀況。
我考取北二商、入學後，就從桃園到台北姑姑家住下來。當時姑丈開電氣行，包電氣內線及電盤工程，由於是二次大戰期間，人手不足，姑丈要我做電氣工程。但我年紀太小，對該項工作實在做不來，雖然很認真學習，卻失敗連連，只有另找工作。
當時學校的級任老師田染先生白天在台北第三中學(現師大附中)任教，我向他說到需要工作，他介紹我到第三中學任職。於是1943年4月我到差三中，擔任傭員（等於臨時試用）。六個月後試用合格，升為雇員，月薪三十圓。
我到三中的職務是會計，第一份差事是計算全校教職員的薪資，薪資表上，每人除了薪水這一筆外，還有扣除欄，必須把每人借款、共濟會費、稅款等等項目列入，全校共八十多名教職員，沒有工作經驗的我，為了這份薪資表算來算去，算了三天卻還沒有算好。
當時事務主任名叫高尾善一，看我算不好，時間又快到了，他就罵了幾句，拿去自己算，結果二個小時就做好了。
我自認能力不行，就開始苦練算盤。到第二個月，我終於二天內就完成薪資表，到第三個月，更進步到一天就完成。也因此我六個月後能順利通過試用，成為正式人員。
當時學校老師不論專任、兼任，地位都很崇高，他們不來領薪水，要由職員把薪水送給老師。專任的老師每天都來學校，當然比較好送，但兼任的就要送到家裡去。藍蔭鼎老師是兼任的畫畫老師，有一次我因為工作太忙，竟忘了把他的薪水送去。等他來到學校，就到事務處大罵；主任聽到了，也罵我；後來校長知道了，當然我又被罵。
1943年我初到三中時，校長是大欣鐵馬先生，他注重教務，很少干涉事務處的工作。他是一位頭髮半白而秃、和靄但有威嚴的老者，碰到困難的問題，總是摸著秃頭想事情。他他寫的字很漂亮，使用毛筆，我沒看過他用鋼筆或鉛筆。我與他的接觸，是管他上下班的人力車夫，他要出門都會告訴我，讓我叫人力車夫事先準備好。戰後他就回日本去了。
1942年日本積極攻略南洋，派往南洋的日本兵以台灣作為中繼站，先從日本到台灣，在台灣整備一段時間後始出征南洋，三中被選為軍隊駐留基地學校，因此我們搬到第一中學校（現建中）上課辦公。
我記得駐紮在三中的「桃部隊」裝備新穎，他們騎著腳踏車，有不破的輪胎（沒有內胎）。此一部隊後來攻打馬來西亞，行動快速，作戰方式出乎英軍意料之外，攻佔新加坡易如反掌，學校還為此辦理很大的祝賀遊行。
八、從日本語到中國話
1945年底我從學徒兵退役，當時只會講日語，台語則是跟父母講話時才用，工作上很多內容我們無法用台語表達。至於「國語」(北京話)，我則完全不懂。我想既然已經「光復」，國民政府來了，必須趕緊學會「國語」不可。
可是在學校裡的老師日本人還留任，雖然新來了幾位台灣老師，也都不會講「國語」，都用台語及日語授課，漢文老師也以台語授課。
剛好有一位從北京來的李文通老師開北京語補習班，我就報名補習，從ㄅㄆㄇㄈ開始學習。李老師講一口的標準「國語」，他教注音符號是用唱歌的，所以我一個禮拜就學會注音，四個月就約略可以聽講標準的「國語」了。
戰後三中辦公地點從台北一中又搬回三中的原來地點，民國35年(1946)4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後來的省教育廳）來接收，校名改為省立台北和平中學，成為日僑學校，把沒有遣送回日的日本學生，全部集中在和平中學上課。原校長大欣鐵馬回去日本，由教育處二課課長葉桐先生兼任校長，台北圖書館長山中樵先生以副校長名義實際擔任校長職務。
三中時代學校裡只有三個台灣人，二名雇員，一名老師，我自然而然在正副校長之間擔任翻譯。從現在來看，這是很大膽的作法，但以當時情況，除了我之外，無人能擔任這項工作，我只好勇於從事。事實上大部份的日語、中文我現場翻不出來，所以我請校長、副校長在談話之前，先把講話的大意告訴我，我就事先翻好，因此在他們會談時，能夠將大意翻出來，使他們勉強可以溝通。
葉桐校長是浙江人，他的「國語」不很標準，我聽不懂的，就請他寫下。他每段也講得短，因此我可以翻出大部份來。但山中樵副校長說的每段就都很長，我能翻兩、三成就不錯了。經過四個月的學習及努力，逐漸習慣之後，我也漸漸比較通順翻譯。
山中樵副校長原任台灣總督府台北圖書館長，他是一位學者，經常在看書。他長於演說，出口成章，講話比較接近文言文。剛開始我比較不習慣，但後來我發現，有時不太明白其意，還,是可以直接將其所講句子唸成中文。
葉桐校長是教育處課長，主管全省中等學校，他是技術官僚，對學校行政是專家，但沒有官架子，隨和而容易親近，有事去請教他，他都會親切的指導我，但有時他很忙，就會請課裡的人給我詳細說明，使我能順利工作，我也從中學習很多。
擔任翻譯的心得是必須理解他們的講話內容，這樣不論他們每段講得多長，我都可以翻出來。我擔任翻譯，可以說是從失敗中累積經驗。
有一次在學校聚餐時，有位老師問：「鄭組長你會不會花錢？」我真的莫名其妙，怎麼問這樣無聊的問題呢？他反應很快，再解釋說：「是划拳，不是花錢。」他是天津人，「國語」很標準，當時我卻連一聲與二聲，一與ㄩ都還分不清楚呢！
九、文書組長學中文
民國35年(1946)9月我升任文書組長。講話和寫文章是不一樣的，我雖然已大致可以講中國話，但根本還不會用中文寫文章，也不懂中式公文，怎麼辦呢？葉校長安慰我說：「放心好了，萬事起頭難，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做好的。」於是不畏困難，勇往向前，開始學習文言文。
當時的公文比較接近文言文，有一定格式，最常用的是「等因…奉此」，文裡不用「的、之」之類的字。看不懂中文要怎麼辦？我接到來文之後，總是去找發文機關承辦人，其中百分之90都是來自長官公署教育處第二課，課長就是兼任校長葉桐先生。承辦人都很親切的為我解說來文的意思，並替我寫好覆文。我回學校後，就將來函與覆文翻成日文，呈給副校長批可後就發文。
當時和平中學來了一位能直接用北京話教中文的田島老師（日本人），我也請他為我補習中文，他教的文章是介於古文與現代文之間的時文，恰好也是公文體，所以我很快就學會公文了。
文書組長另一項工作是當司儀，司儀的工作有順序表可以看，照唸就可以，應該沒有問題，但是還是有一些意外。我頭一次當司儀時，唱出「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之後唱「一鞠躬」，這沒問題，再唱「二鞠躬」時，外省老師們都在偷笑，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唱錯了，應該唱「再鞠躬」才對。像這樣每項工作都在嘗試錯誤中力求改進。
十、毛頭小子管庶務
文書組長當了一年後，我改任庶務組長。
民國36年(1947)5月和平中學改組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簡稱「附中」。葉桐課長不再兼任校長，由宗亮東先生任校長，宗校長是當時師範學院教授，是教育家，我繼續當庶務組長。時年二十二歲。
庶務組長的工作，只要依據「中等學校行政指南」書中的規定辦事，在工作上困難較少。不過對外聯繫較頻繁，例如運動會大都與師大合併辦理，各種聯絡要由庶務組長交涉，也常與建中、成功中學聯合辦理活動，對於場地及設施都須由庶務組長辦理。
別校的庶務組長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對於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常常看不起，所以我做各種聯繫工作都要謹慎小心、周到，不能疏忽。
後來他們見到我就說：「你是台灣最年輕的組長，但工作表現出色，佩服佩服。」指揮校工也是一樣，全校有三十二名校工，除辦公室女工友較年輕外，男工友的年紀都比我大得多，要他們服從命令，必須花上很大工夫。結果工友們都很合作，使我能有不錯表現，考績得到甲等，薪水也升得特別快。
十一、二二八中保護老師
228事件發生時，在外面民眾只要看到外省人，總不分青紅皂白就打。學校老師大部分都是外省人，本省人又是庶務組長的我，自然得擔負起保護老師的角色。
當時老師們都住在杭州南路101巷學校宿舍，地方較大，我將單身老師集中到宿舍裡保護，所有對外聯絡，由我一肩擔任。
當時正裕哥哥在警務處找到工作，從桃園來到台北沒有落腳之地，因為我在附中的單身宿舍夠大，他們夫妻都一起來住。二二八期間，我到東門市場為大家買菜，由嫂嫂煮飯給大家吃。
開始幾天，我對學校及教育廳聯絡工作相當順利，但後來大陸來的軍隊進駐杭州南路一巷對面營地（日治時期第三部隊址，現在的電信總局），該部隊將機關鎗對著巷口，只要看到人就開鎗，弄得我不敢出門。
過了幾天，學校透過教育廳與部隊溝通，我出門時在左手上掛顯目的紅色「聯絡員」腕章，他們就不開鎗。一個星期後，局勢慢慢穩定下來，我就可以騎腳踏者出外聯絡。
現在回想起來好怕人，當時膽子未免大了一點，好在能安然渡過危機，老師們沒有一個受到傷害。
之後老師們對我特別禮貌，我當庶務組長更事事順心。這使我深深體會，只要對別人關心，善意待人，總是可以得到回報。
十二、拒絕抽成黯然去職
民國38年(1949)7月新校長黃徵到任，我方才知道，校長一換，教職員都由新校長帶來，連工友都要換人。他當然也想換庶務組長，但我不想走，由於我和教育處的人太熟了，我就請他們幫忙，向新校長打招呼，就這樣留下來了。
但是新校長作風不同，最使我難忍的事是，校長要求我每個月要給他採購金額的一成，從三中，到和平中學，到附中，過去幾位校長都是清白的教育家，從來沒有提過抽成問題，我也不知道買辦可以抽佣，只好拒絕。
之後我的處境可想而知，甚至被威脅說，要告我是匪諜，只好傷心的辭職，另找工作去了。時值民國38年(1949)10月31日。
回想在和平中學及附中上班時代的情景，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橫衝直撞，生活都是衝過來的。這就是我的年輕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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