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人》中的臺北城遠退為一片模糊的背景，而「臺北人」念茲在茲的「鄉」與「國」，在書寫與回憶中殘缺地拼湊著，和輝煌的生命相連，和青春相連，卻更坐實時光流遠，韶華破碎，「鄉 / 國」皆不在場的事實。
白先勇執著著的「文化鄉愁」，也就是「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如前一節所述，它的來源是複雜的。沈松僑考察辨明晚清知識界建構黃帝為漢族共祖的歷程時，下了這樣的結論：
（晚清知識份子）只能是透過自身原有的「符號宇宙」，來認識、擷取適當的國族範式。他們對中國國族的建構與想像，自然也只能以固有的文化、歷史資源為基磐，並受到現實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的限制。（註１）
而黃錦樹在論及中國性的近代起源時，也認為，在晚清的情境之下－－古老帝國的傾斜解體－－使得過往的事物不斷被召喚，也不斷在新的、現代的尺度下消散，當時的知識界所重新命名、建構出來的「中國」，乃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為核心的集體記憶，「一個超個體、共時的符號宇宙，是由數千年來中國固有典籍構成的無邊無際的想像的圖書館、無盡的冊葉，迴響著過去的聲音和沉默……讓當下被放逐的個體精神可以便利的回到安憩古幽的老精神的家（或精神的老家）」（註２）。白先勇「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他思之念之的「家」，也正是這樣一個超越個體或具體地理，涵蓋了時空資源累積的想像的居所，他本人也透過書寫來召喚這個「家」，那感覺漂泊的靈魂所認定的鄉愁來源。但是，白先勇並不藉著小說闡釋或填充他的鄉愁，反而是描摹、揭露﹔如沈松僑所言，想像和建構會受制於當時（同時也是個人的 / 族群的）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條件，他對「中國」，或者說「家」的想像，還來自自身的童年經驗，以及父祖輩的記憶，不僅僅是「固有的」「中國」，還有民國以來動盪變亂的部分，以及他生長在較為上層的社會中及將軍之家，對相關族群也有熟悉的觀察，而所能接觸的世界也有侷限，因此，《臺北人》集中描寫外省族群人物的悲歡興衰，多感慨憶舊，而少了一份篤實的生活情味，對本省人形象刻劃也傾向刻板，自然有其緣由。
就《臺北人》鎖定的描寫對象來說，在故事中把「臺北」背景化、虛懸化，其實反而更貼近這些「臺北人」的心理真相﹔書中的台北，只出現在西門町、新公園、台大公館週邊，或某幾條路，如長春路、仁愛路、南京東路、天母，地點亦不脫眷村或宅院，《臺北人》的臺北委實是十分有限的，其中可能點出了某些不同階層的外省移民較常聚居的位置，但總的來說，地理發揮的作用不大，歷史、記憶所散發出來的懷舊感，以及今昔對比的蒼涼，更是小說的重點，「地理被歷史與文化轉化掉了」（註３），背後那個打敗仗的、魂在而身遠的中國的巨大陰影，凌駕於地理之上，支配著小說和小說作者。文學中所藝術地處理的時空關係，時間、地理越是確定、具體，自由度降低，情節的發展需通過因果關係的安排，幻想力被確定性限制，寫實主義小說和以寫實的逼真性為基礎的現代主義小說，基本上都屬於確定性較高的類型﹔如果時間或地理是游動的、開放的，自由編故事的權力大大提高，而成為傳奇故事﹔《臺北人》的城市地圖固然不精確且有限，畢竟指明了是「臺北」，幾篇作品所標示的地點，也可以追索出一點空間線索，上層社會的故事會發生在仁愛路、天母，一般階層民眾的故事可能就鎖定在長春路的軍眷宿舍，男同志的故事設定在新公園，舞女的故事安排在西門町等等，也確實符合當時台北城內分布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寫實基礎的，《臺北人》畢竟不是時代的傳奇，它是固定時空內的寫照。
到了一九七七年，《孽子》開始連載於《現代文學》復刊號，至一九八三年出版，裡頭可以見到熟悉的影子－－新公園青春鳥們的前身，在《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幾個篇章內都早有預告，尤其是〈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可說是《孽子》的前情提要，新公園裡浮動的情慾，追尋青春的身影。這本白先勇所謂「新臺北人」、「真正的臺北人」的長篇小說，在男同志的王國中，納入了對家的追索、父子之間對峙與諒解、青春的幻影、青少年面臨的成長與掙扎等等前兩本短篇小說集中曾探討過的主題，加以緊密串聯與深化﹔他更有興趣處理的，或許並不是聚焦在「同性戀」話題上，而是這個族群的邊緣性，他們作為一個人所經歷的坎坷跌撞，在外人認為是墮落的男妓生涯中，還有他們自己的尊嚴、歡笑和怨怒。遠景版《孽子》封底說的，「以憐憫之心、哀矜之筆，替一群為家庭所棄，為社會所遺之『孽子』，譜出一闕大悲咒，繪出一幅流離圖」、「在失樂園後，尋找救贖，重建家園，狂熱的追求自我和愛的史詩」，同時也是「作者多年來心路歷程的紀錄」（註４），不只點出了作者從自己性傾向和童年經驗（註５）出發，關懷那些被污名化、被家庭、社會拋擲的同性戀，以及孤單苦悶的青少年時光，同時，他也在特殊題材中試圖詮釋一些古老的命題，即對自我和愛的追求，對家和依靠的渴望。白先勇曾表示，他希望寫出和西方不同的，中國同性戀者的滄桑，而當中的最大差異，在於西方關懷個人，東方的關懷則離不開家庭，並且添入了前面提到的，中國文學中時常出現的時間感，因此，《孽子》整部小說在時間上跨越的幅度並不大，最後卻油然生出一份滄桑感，少年們經歷了一番成長，各自去追尋他們的生命，對父親、對家庭的體悟也深了一層。
另一個必須注意的，當然是白先勇在《孽子》中經營的空間線索。如果把《臺北人》和《孽子》中描寫的台北各處連起來看，會發現，其實白先勇眼中的台北確實是拓展了，青春鳥們飛撲的蹤跡包括－－
……直到黑夜來臨，我們才甦醒過來，在黑夜的保護下，如同一群蝙蝠，開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亂的飛躍。在公園裡，我們好像一隊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蓮花池的台階上，繞著圈圈，跳著祭舞似的，瘋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們竄逃到南陽街，一窩蜂鑽進新南陽裡，在那散著尿臊的冷氣中，我們伸出八爪魚似的手爪，在電影院的後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體。我們躲過西門町霓虹燈網的射殺，溜進中華商場上中下各層那些悶臭的公廁中。我們用眼神，用手勢，用腳步，發出各種神秘的訊號，來聯絡我們的同路人。我們在萬華，我們在圓環，我們在三水街，我們在中山北路－－我們詭祟地穿進一條條潮濕的死巷，閃入一間間黝暗腐朽日據時代殘留下來的客棧裡。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絕了跡，我們才一個個從各個角落裡，爬回到大街上來……。（註６）
透過阿青的眼睛，帶出這些為家庭所驅逐、社會風化所不容的少年們在城市的遊走路線，他們在新公園「出道」擔任男妓來賺錢，依靠楊教頭的介紹，或者是「同路人」之間神秘的互通聲息，夜晚來臨，只能在這座城市幽黯角落活動著。這段引文中點出固然是孽子們的情慾地理，同時也檃括了臺北的區域空間特性，如新公園作為男同志的祭壇與聚所，還有警察時時突擊風化，中華商場內陰暗的公廁如何成為男妓們交易的場所，乃至充斥著美軍和日本人的中山北路上的旅館等等，同志的情慾地理和台北地理重疊，在其中建造屬於自己的空間，即使這空間是多麼隱密，不可告人，多麼害怕光線，害怕被揭開。
以中華商場來說，中華路原是戰後許多外省移民的落腳處，他們沿街搭蓋了違建屋，蜿蜒毗鄰，做生意兼起居，除了生活用品外，如美軍衣物以及大陸各地小吃、古玩雜物亦應有盡有﹔至一九六○年，政府認為有礙觀瞻，決定清除違建，一九六三年，一千多間棚屋變成八幢三層樓的建築，就是「中華商場」，一樓為商場，二三樓為住家，分別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棟別，直到一九九二年拆除（註７），可說是陪幾代臺北人一同度過，是城市記憶中的一部份。當時中華商場主要販賣音響唱片、南北小吃、成衣雜什等等，是採辦生活物品或約會逛街的熱門地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華商場可說是臺北市地標，甚至是日本和菲律賓政府來台灣觀摩都市更新時的範本，也將西門町帶入黃金年代。曾有作家這麼形容記憶中的中華商場：
……回想這兒曾經壅塞著的骨董、音響、禮品、郵票、錢幣、舶來精品所組成的各式櫥窗；回想窩藏在此的各省口味不一的小館及混雜其間的南腔北調，這兒湧現了來自大陸內地的退役老榮民、來自本省中南部外出打拚的下港人、跑單幫的小販、撿便宜的學生、買二手貨的公務員、過氣的政客、鬱卒的將軍，把七○年代台北的都會生活交織得生氣斑斕。這兒曾經霓虹燈夜夜閃爍，汗衫短褲西裝革履來來往往，閩南語與各地外省方言打成一片，一頁屬於台灣的特殊新歷史悄然在這城市的一角演展，並向商場後的「野人咖啡廳」鋪排而去，那兒的西巴音樂正盛；喧譁向西門町的方向席捲，那兒的電影城正如雨後春筍……。（註８）
這樣一處不分省籍、語言、族群的交會處所，最教條的棟別名稱下，是最庶民的生活場景，在一些隱蔽的歷史傷痕下，省籍之間的禁忌與張力應該是存在著的，但在熱絡商業活動之下，這些是可以壓下再論的。這裡是孽子們情慾交易的偷渡地，也是他們日常晃蕩的地點，或者說，這裡是當時臺北人生活拼圖中顯眼的一塊，同時和《孽子》中出現過好幾次的「野人」相連，「野人」和「明星」咖啡廳是七十年代臺北藝文史的重要節點，裡頭有高談闊論、胸懷理想的文人，也有窮泡的浮滑少年，乃至西門町的電影院，〈永遠的尹雪艷〉裡提到的紅樓紹興戲、賣繡花鞋的小花園（註９）等，這一大片比連屬望的區域，勾勒出那個年代臺北人的娛樂空間。西門町、中華商場、紅樓，阿青「從中華路朝著小南門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氣奔回公園裡」的路線，這整個是相互串聯的，同時也是臺北同志們活動的場域﹔紅樓於二○○二年重新開張為咖啡館和劇場後，館方製作的簡單年表中，曾說紅樓在七零年代，因為西門町沒落，逐漸被人遺忘，實際上那時那一帶還是同志活動的主要地段（註１０）。
《孽子》裡曾經提到的地點，衡陽街大世紀、西門町的百貨公司、圓環江山樓、阿青和小玉賃租落腳的錦州街、松江路的辦公大樓、館前路的老大昌……，白先勇以熟悉的筆調寫市區和三重之間通車的景象「公共汽車走到臺北大橋上，因為回臺北的人多，橋上車輛擠得滿滿的，公共汽車走得非常遲緩。我伸頭到車窗外回首望去，三重鎮那邊，燈火朦朧，淡水河裡也閃著點點的燈光。天上一片紅昏昏的月亮，懸在三重鎮那烏黑的上空」（註１１），或者如數家珍般地鋪陳一條南京東路商業景觀：「南京東路一百二十五巷裡，大多是酒館飯店。巷口是鳳城，一家生意鼎盛的粵菜館……緊隔壁是一家叫梅苑的日本料理，門口懸了一溜一隻隻西瓜大暈紅的紙燈籠，再過去是韓國烤肉店阿里郎，阿里郎的正對面是家西餐館金天使……巷中還擠滿了攤販，賣荔枝龍眼的，賣烤魷魚的，還有一個攤子在賣炸麻雀」（註１２），重點並不是白先勇瑣細描點的臺北是不是與真實分毫不差，是不是南京東路在哪一年真的有一家什麼店營業著－－而是，他準確捕捉了這座城市在六、七十年代間的發展脈絡－－中山北路和西門町屬於臺北市的西區，發展比較早，而東區則指的是七十年代初，因民間發展、政府規劃、全球經濟等因素而相對向東發展起來的區域，七十年代時所謂東區還限於南京東西路交界一帶，至八十年代，因為交通路線的完成等等，所謂「東區」指涉的地區範圍也不斷改變（註１３）。據此可以看出，白先勇《孽子》中西門町、中山北路、南京東路並陳為繁華的商業區域，正是七十年代臺北東區逐漸起來、和西區相抗的確切都市發展情況。白先勇說《孽子》才真正寫了臺北，並非虛言，這和以歷史與文化取代了地理的《臺北人》的差異是很顯著的。
但是，對於一心在小說中關懷「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註１４）的白先勇來說，《孽子》裡頭呈現的臺北與實際都會發展符合，固然展現了他對臺北的熟悉，他更願意描寫的，卻是邊緣的、陰暗的邊陲地帶，如同阿青在龍江街的家：「我們的家，在龍江街，龍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裡。就如同中國地圖上靠近西伯利亞邊陲黑龍江那塊不毛之地一樣，龍江街這一帶，也是臺北市荒漠的邊疆地區。充軍充到這裡來的，都是一些貧寒的小戶人家。我們那條巷子裡，大多是一些不足輕重的公家單位中下級人員的宿舍」（註１５），從整個中國版圖來看，台灣是邊陲，就整個臺北來看，阿青家也在邊陲，那麼，對那些渡海來台的外省族群而言，是不是也自覺迫逐邊陲，個人的生命隨著中國的命運而沉落？阿青家隔壁的秦參謀，「喜歡坐在大門缺口一張矮凳上，手裡抱著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據他自己說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啞得換了重傷風一般……仍奮力的唱著『逍遙津』，很蒼涼地喊：欺寡人－－」（註１６），這不免使人聯想〈永遠的尹雪艷〉中的吳經理，在上海當過銀行總經理，來到臺北賦閒，只能在一家鐵工廠掛個顧問的名義，吳經理便當眾票了「坐宮」，以沙啞蒼涼的嗓子唱出：「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註１７）這兩個畫面是相似的，聲音都是蒼涼的，即使兩個唱戲的老人身分一高一低，卻都是藉著唱戲一吐心中怨悶，在臺北不得志，虎落平陽，龍困淺灘﹔阿青的父親處境也是類仿的，他在關鍵的一九四九年某一場戰役中被俘，而受到革去軍籍的處分，一段他把自己曾受過的勳章傳給阿青的情節中，可看出他是多麼重視這份國家給予的榮耀。阿青的回憶中，「父親說，等我高中畢業，便正式將那枚寶鼎勳章授給我。他一心希望，我畢業的時候，保送鳳山陸軍軍官學校，繼承他的志願」（註１８），「父」和「國」在這樣的儀式和期望中疊合了，國家授勳給父親，父親授勳給兒子，對阿青來說有雙重的重量，但他選擇了逃離，成為父親口中的「畜生」，一個不願意「肖父」的「孽子」。在家庭親子的關係中，青春鳥們是背叛的，在性別情慾的實踐上，也是背叛的，甚至是在人和城市空間的關係上，他們也不完全遵循一般人，因為在正常的秩序中沒有「孽子」的空間，只好留形換骨，為空間賦予其他意義，並加以利用，佔據。
阿青的父輩尚且背負著中國的命運，慨歎離鄉日遠，復憂心下一代不能繼承自己的願望，到阿青這一代，他們還在慢慢地學著接近父親，還未完全摸清楚家庭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以及老父親面臨他們的背叛和「不肖」，所必須承受的痛苦。「孽子」們是離家之後才學著怎麼「聆聽父親」的。連自己的「家」和「父」尚且還不見得能全然了解，何況是父親掛念的「家」和「國」？《孽子》中讓他們在城市跌跌撞撞，闖自己的生涯，在自身亦幽暗的空間經驗中，才能回顧過往和父親度過的歲月，以及與情感相依纏的，對生活空間的記憶。
《孽子》和《臺北人》不一樣，白先勇很少使用二元對比的方式來經營小說的張力，《臺北人》的「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註１９），在《孽子》中已經不是核心的課題，固然，其中還是有過去與現在的對比，少年們也在死亡中領略生的況味，他們在出賣肉體的同時也痛自反省，渴望獲得心靈的真正慰藉，但是，對等於是《臺北人》下一代的《孽子》少年主角們來說，過去不見得比現在好，他們青春正盛，雖然也背負著記憶和傷痛，卻擁有把污名轉為戲謔，自嘲為「人妖」的快樂的能量，比起《臺北人》，他們似乎更能把握自我，小玉的東瀛追尋，烏鴉的百寶箱，吳敏對張先生和安定感的執著……，都是清楚的例子。至於《臺北人》中覆蓋在臺北之上的，戰敗的中國的陰影，到了《孽子》，臺北變得清晰了，青春鳥們有自己的「國」，也就是小說開頭寫的：「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個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註２０），陳述了同志的困境，卻也是一個極具政治性的隱喻，七十年代是「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極其飄搖的年代，一九七二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否能代表「中國」，而台灣本身的位置又在哪裡呢？（註２１）新公園中小小的不合法的國度，對這個極具歷史與政治意味的空間的挪用（註２２），當然有現實上方便遮蔽等的考量（註２３），但就空間歷史和象徵意涵的角度看，這種挪用，也許是七十年代「中華民國」處境的一種曲折對應，也是對新公園本身政治性歷史的反諷。
那麼，對《臺北人》中「權將異鄉作家鄉」的「臺北人」來說，「臺灣」在實際上處於遮隱的位置，「中國」才是他們心靈的指向和居所，「中國」和「臺灣」的關係，在《孽子》中又如何呢？這本以邊緣族群為主的小說中，也透露了一絲絲訊息。郭老告訴阿青的：「這是你們血裡頭帶來的，你們這群在這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你們的血裡頭就帶著這股野勁兒，就好像這個島上的颱風地震一般。」（註２４），龍子以溫柔聲音唱著臺灣民謠、回憶臺北的稻田（註２５），以及阿青和俞先生之間的對話：「我學了幾句我父親說的四川土話，父親生氣的時候，就會罵一聲：媽那個巴子。俞先生大笑，說我說的是臺灣四川話」（註２６）－－《臺北人》對於下一代的描寫的發展著墨不多，這一點要到《孽子》才獲得發揮，而《孽子》作為《臺北人》的對立面與後繼者（註２７），少了那份家國無望的空虛，復對於父母一輩的傷痛有所體諒，在不斷新生變化的城市內，在在映現著本土以及融合所帶來的新期望（註２８）。
---------
１．請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年12月，頁74。
２．請參見黃錦樹：〈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中外文學》2000年7月，頁60。黃錦樹考察章太炎如何透過重新命名中國、闡釋國故內涵的動作，使國粹-國學-國性的關係凝固、穩定，構成一個以語言文字為核心機制的集體記憶的結構，老國魂在其中閉目養神，隨時可被朝拜的主體透過與詞啟動、召喚，並顯現於當下。
３．清參見黃錦樹：〈小說和地理間的關係－－以朱天心的《古都》為例〉，《幼獅文藝》1999年5月，頁30。
４．以上為遠景版《孽子》封底的話，書上並未注明是何人所寫。但白先勇在一次訪問中曾表示：「整個《孽子》寫的就是我在遠景版封底寫的那些話……」，可見這些文字為白先勇自撰。該篇訪談出處同註3，頁196。
５．同註3，頁190。白先勇談到童年，說，「童年的肺病讓我對成長特別敏感，也益發了解青少年的寂寞……」。相關資料還可見白先勇：〈驀然回首－－《寂寞的十七歲》後記〉，收入《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1989），頁289-298。
６．請參見《孽子》（遠景版），頁33-34。
７．中華商場拆除後，其中的拆遷戶，不少入主了現在台北捷運地下街商場忠孝西路和中華路的部分。從鐵路旁的棚戶，到繁華的中華商場，乃至目前的捷運地下街，這些商住戶幾乎是陪伴也參與了臺北市內一個區域的不斷重劃、不斷新生的過程。
８．請參見鄭如晴：〈記憶在時空遊走〉，《自由副刊》2002年1月14日。
９．有趣的是，西門町一度因為交通工程而沒落，後來經過都市計劃，呈現為目前大家熟悉的繁華商業區。西門町再重新規劃後，現在仍是電影院的集中地，當年武昌街的日新、樂聲、豪華、獅子林等戲院都還在，「野人」早已關門大吉，但一些老派的咖啡廳也還在營業，過時的裝潢中許多老人品味著咖啡，尹雪艷聽紹興戲的紅樓還在，她領著太太們買最登樣繡花鞋的「小花園」也還在營業。
１０．請參考
http://kuromeow.tripod.com/isotope/reader-48.htm的文章，這是「專業」同志文化電子報《同位素》的一份讀者投書，這位讀者談及紅樓、中華商場、西門町等，且表示，「一九七零年代，在西門町逐漸沒落的年代中，紅樓只是被主流社會逐漸遺忘。民國七十年左右，紅樓可說是全台灣的同志重心，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新公園與紅樓，是台北或說是全台灣的同志聖地，多少同志在其中尋求慰藉，民國八十年左右，紅樓才開始逐漸沒落，成為老年同志時常出沒之所，一九九八紅樓封樓，當時政治人物曾提到規劃的同志咖啡廳也未再聽及，直到今時，紅樓改裝，成了我不認識的模樣，而這段紅樓的同志歷史，也如同紅樓的味道一樣，一‧筆‧勾‧消。」。
１１。請參見《孽子》（遠景版），頁159。
１２。請參見《孽子》（遠景版），頁238。
１３。請參見林秀姿：《重讀1970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大城鄉所博士論文，2002），頁5。
１４。《孽子》前的題詞。
１５。《孽子》（遠景版），頁40。
１６。《孽子》（遠景版），頁40。
１７。請參見《臺北人》（爾雅版），頁6-7。
１８。《孽子》（遠景版），頁43。
１９。見《臺北人》中收錄的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頁5-30。歐陽子認為《臺北人》理的三大主題便是今與昔、靈與肉和生與死。
２０。請參見《孽子》（遠景版），頁3。
２１。一九七七年，美國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卡特政府認為台灣問題應由兩岸人民共同解決。同年九月，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解國中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重建民主中華，世界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資料來自《臺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台北：國史館，2002），頁149-150。
２２。「新公園」建於日據時代，原名為「臺北公園」（1908年完成），因其晚於圓山公園（1897年完成），因此俗稱「新公園」﹔「公園」的概念，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未曾出現，在日本本土，也是明治維新改革運動的副產品﹔就位置來看，新公園東鄰總督官邸、西接總督府及長官官邸，不只是日人引進現代生活中「公共」、「休閒」意涵的象徵物，也是服務日本僑民、官員及其眷屬等的休閒空間﹔到了戰後，此處在很長的時間中成為男同志聚集的基地，在白先勇《孽子》一書內有詳細的描繪，至陳水扁主政臺北時期，又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新落成的「二二八紀念館」和公園內日治時代表留下來的、作為殖民政績展示櫥窗的博物館遙遙相對。今日前往二二八紀念公園，既可看見清代牌坊，又可看見日據時期的歐風建築，還有二二八紀念碑、紀念館，以及國民政府遷台後加蓋的中國風亭台，恰恰是台灣近代歷史的隱喻，而博物館內常年舉辦的生物、地質展覽，顯然仍延續著日據時期的慣習，時代轉換之下，反成為這城市中仍時時可見的殖民史斷跡之一。
２３。請參見曾秀萍：《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2003），頁142。曾秀萍認為「在當時較保守的社會氛圍裡，新公園因為具有交通樞紐與自然屏障等多種有利的因素，而成為須將戀情地下化的同志們不錯的選擇」，頁142-143。
２４。見《孽子》，頁85。臺灣的颱風和地震顯然給外省籍移民們很深的印象，在《臺北人》中，花橋榮記的老闆娘這樣批評：「……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胚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臺北人》中對於臺灣季候的否定，乃至《孽子》中的肯定且以之為力量的來源，可以看出外省背景的兩代之間的差異。
２５。請參見《孽子》，頁24-25。王夔龍不是本省人，但他會用臺灣話唱臺灣童謠「白鷺鷥」，是他一個臺灣朋友教他的。
２６。請參見《孽子》（遠景版），頁285。
２７。請參見梅家玲：〈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中外文學》2001年7月，頁65。論文中提及，《臺北人》對下一代的可能發展沒有太多著墨，可見者不過是〈思舊賦〉吳家少爺留學回國後精神失常，〈冬夜〉中余嶔磊的兒子一心想出國而已，或許不是作者有意為之，但已然暗蘊因空間位移而產生線性世代傳承（血緣與文化上的）可能無望的悲嘆，但《孽子》以臺北為活動場景，卻顯現出強烈的生命力。
２８。《孽子》人物背景的設定上，如李青是外省籍軍人和本省籍女子的後代，小玉是本省籍女子和日本人的後代，阿鳳是外省籍軍人和原住民女性的後代等，龍子是外省籍高官的後代等等，充分表現臺灣在特殊歷史狀況下並陳與融合的特色。
畫作為席德進"正坐少年"局部，乃我心目中《孽子》阿鳳傳神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