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友許煜前排從倫敦回來，像一陣旋風一樣，有人幫他數，在明報副刊共寫了十六篇短文，共搞了兩場小型討論會，其中一場拉了我上台，還有……，不是想在這裡八掛他啦，只是今天參加了一場研討會，中大三位老師學生搞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讓我想起了他。
如果不是知道搞者動機，希望重溯香港本土文化及其論述，光是聽到這個名字，真是一點都不吸引，不會想去。
好啦！言歸正轉，想到許煜，是因為今天其中一名搞者吳俊雄（梁款）的一句話：「今天，我是自稱為公共知識份子！」唉呀，許煜這趟回來，給我最大的反思就是，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會對打著「公共知識份子」，或是「文化評論人」這些招牌那麼的不自在。原來，我才發現，這些名堂的出現，會產生一種「排斥」真正的公眾聲音的作用。
當「公共知識份子」或「文化評論人」成為一種專業，甚至一個身分的時候，而這個身份的主要工作就是評三道四的時候，那麼，沒有自稱為這個身份的人，到底還要不要講話。又或者，像吳俊雄所說的，公共知識份子就是一些讀書人，讀了書，並將在書中學到的，用在觀察社會。如果是這樣，我真想問，半丁字不懂的農民，他對自己的情況比較了解，還是公共知識份子對他的情況了解。假設他對自己的情況比較了解，但又不識字，卻會講話，那麼，他到底要不要發言，他的發言又是不是又要經過公共知識份子的解構、詮釋，才能成為意見。
說到根本，我們是不是更需要一個對話的社會，而不是一個由專業評論人評時論政，然後其他絕大部分人就被動的坐在一邊接受，至於收不收到，誰去管的社會。
更可怕的是，當這些「公共知識份子」或「文化評論人」愈是紅熱，他們就越更奪取社會事件的話語權，這些奪取話語權所製造的單一性質的社會，是不是另一種壟斷的聲音，只不是這種聲音的壟斷，是大家看不到的。
或者，我們可以嘗試實踐傅柯生前遺願：來玩一年，一個所有出版物都沒有作者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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