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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9 17:15:08| 人氣4,252|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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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戰後台灣學生運動史的看法(六)

那鄧丕雲最後講到是說,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其實有幾個特色,大致上我是認可他的東西,不見得是他講得對,而是他可以找到文獻。第一個是說,自主性的行動的出現,這之前有講很多了,有很多自主性的群眾出來,還有很多自主性的議題,以前東海要搞運動呢,就是東潮、人間、台研,大度山社,沒有其他的,因為只有他們敢。可是後來就開始出現東風社、開始出現環生社、開始出現女研社,甚至野鳥社也跳出來,抗議學校的校工把圖書館的鳥巢打掉,有的人說我們學校的學生的教室太爛.各種各樣的議題都有人跳出來講。

但是學生跳出來也不見得是抗議,有時候是反抗議,比如說那時候我們在東海大學反對興建綜合大樓,就有政治系的學生跳出來說,我們就是要興建綜合大樓,因為我們需要系館。然後另外那個時候要蓋科技大樓的時候也有人在抗議,理學院的人跳出來說他們要,所以這時候不同群體之間就會產生某種衝突。

同時自主性的群眾出來,就算是贊同你的立場的人,他們也不見得會受既有團體指揮跟連結,最明顯的例子是比如像那種中正廟模式的運動,坐在那邊的時候,突然冒出一大堆人,這些人是三教九流什麼都有,阿貓阿狗什麼都有,也有那種邊緣性人格的,也有那種就是說唸書唸太多的,腦袋有點怪怪的,什麼人都有,都跑到這裡,很難控制他們,那你說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學運團體或者說學運社團要面對的問題。

第二個部份是中區學運,也就是台灣中部的學生運動的崛起。前面說過,80年代初期,主要的學運是台大一枝獨秀,然後等到80年代晚期,開始出現地下刊物,所謂學運萌芽期的時候,比較重要的學校也是台大啦政大啦甚至說文化或輔大啦,這幾個北部的學校,中部的學生運動相對起步比較慢。

可是在三月學運之後呢,整個中部的學生運動開始崛起,而且形成自主性的力量。在三月學運結束後,有成立一個組織,叫做「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是把當時在廣場參與三月學運的所有學校都串連起來的一個組織,「三月學運」結束三年之後就這個組織銷聲匿跡。當全學聯還在運作的初期,有分成好幾個分區,就是北區全學聯、桃竹苗區全學聯、中區全學聯、跟南區全學聯。那中區全學聯就是以東海、靜宜、中興,這幾個學校,當時東海成為這裡面的核心。那中區全學聯,他有他自己的一個運作的模式,跟北部不一樣的方式,後來發生相思林事件,以校園空間為議題的主要的一個事件,更確立了自己的運動路線和性格。那北部學生跟中部學生,有時候會相互合作,可是又有很多不同的差異。中部開始有它自己的力量和聲音。三月學運之後中部學校開始出現自己的聲音。

那另外一個就是女學生運動,就是性別運動開始出現了,這個東西在1994年之後就更明顯,性別運動跟女學生運動進入94年之後就更強,可是早在三月學運之後也開始出現了。

另外一個是台語文運動,台灣文化運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三月學運過後兩年,東海就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當時發起成立的人,其實是人間內部的幹部。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我們先瞭解一下東海學運的脈絡:前面說過,是先有了東潮,東潮下面分出兩個社團:一個叫做大度山社,一個叫做人間,人間後來開始參與之後,大家開始感覺到學生群眾開始多元化和分殊化,有不同的群體,他不見得會被工人或農人的議題所吸引,有些學生他們對文化議題感興趣,特別是當時的台灣文化議題。當時各個學校都有各式各樣的台灣文化社團,那有些比較愛玩一點的就變成采風社,雖然名字叫台灣文化社,標舉台灣文化,就是去了解台灣文化,但是其實是去淡水吃小吃啊,看台南看看古蹟啊,那比較進步一點的、激進一點的,就會搞成台灣獨立社,參與各式各樣的以台灣獨立為號召的政治運動。在這樣的情勢下,當時人間內部就有幹部提出,我們必須要有人針對台灣文化這個議題下去經營,於是大家經過討論後,就讓兩個幹部當發起人,成立了東海的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東海台研社。

東海台研社成立第二天呢,所有創社幹部馬上通通被叫到教官室去,一個一個詢問,你們為什麼要創立這個社團?你們知道創社的那個人間學長是什麼背景嗎?每個參與加入創社的同學都被問過。那人間工作坊當然是毫不留情,立刻把這件事貼上海報,發諸媒體,讓教官難看。事實上從東海人間創社以來,凡是受到學校這種打壓,一律都不留情,立刻公布到媒體或網站或海報,並對校方或教官室進行強力抨擊。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在90年代初期,台灣文化是被壓抑,是被打壓的,和今天完全不同。那台研社成立之後,東海的學生運動實踐就變成是雙線前進,人間和台研兩個社團一起在運作,這裡面有很多在實踐上的相互加成的作用,這個以後有機會再提。兩個社團一直運作到2002年,因為人變得太少了,兩個社團才併社,但是對外還是兩個社團。

在鄧丕雲所說的四點之外呢,我覺得三月學運之後,還有兩個東西其實很重要。前面說過,三月學運之後有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說,出現了大量自己會跳出來的群眾,這些人會參加遊行抗議,可是你要怎麼組織和教育他們?在這裡面你要怎麼有新的組織模式,不可能再走事件化理論,不能再靠事件的衝擊,而是要耐心的經營組織群眾。但是要怎麼經營組織校內群眾,這就有很多很多路線和想法被提出來。

在三月學運裡面屬於民學聯的那個系統,它們後來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野百合評論」,裡面就在討論學運、社運要如何實踐的問題,還有介紹各個學校社團的概況。當時就有人在「野百合評論」上,提出了所謂「大學社區」的路線,這個想法是說,整個運動的形式已經開始變化,不可能再以政治議題為核心,不可能以強調道德和學生的純潔性為號召,號召同學來加入我們,這個路線是走不通的。當時提出這個想法的是中原大學的黃新高和文化大學的陳柏偉,他們兩個就在「野百合評論」上討論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性,就是把大學當成一個社區,像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的這樣一個學校和校園周圍成為一個社區的學校,有沒有可能以社區的方式來經營學生議題?以校園內的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樣的問題,比如說麵包賣太貴,自助餐太髒,住宿環境太糟糕,房租太貴,以這些問題為核心來集結同學、組織同學,而不要再只是高高在上,以政治議題為核心來做。

當時黃新高、陳柏偉提出這個路線,曾經引起很大的迴響。可是我們看後來的歷史發展,從1994年發展過來,這個路線雖然被討論,但是當時並沒有被認真繼承實踐,真正在這個路線上有產生某一種比較認真、比較持續性的實踐和摸索的學校呢,不客氣的說,我覺得是東海大學,真的是東海大學。這當然不是東海大學的幹部有意的,覺得說欸!這個路線是好的路線就這樣子實踐,不是這樣子的,其實這是跟東海大學的環境和歷史是有關係的,跟東海的歷史有關係。當時還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跟可能性,都是算是在實驗中,可是沒有被繼承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包括現在都比較少人在談,就是呢,三月學運那時候來參與的人,他們也都會畢業,對,那這些人畢業之後,要怎麼繼續學運時代的理想?當時有一個反面的教材是台大,當時民學聯那些系統的人就非常討厭台大,他們覺得是說,像羅文嘉和馬永成一樣,社團的學長就跑去某個政治人物或是民進黨那邊去工作,然後把學弟帶上來,那在強調所謂人民民主啊、社會正義啊,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啊的民學聯,他們覺得不能所有的學運幹部都往政治部門跑,一定要有人分散到社會部門去,所以真的有些學生運動幹部畢業之後呢,跑到社運團體去工作,跑到工運團體去工作,還有人跑到水晶唱片這去工作,去做音樂方面的,或本土音樂方面的一些工作。

可是從學生的身份進入到社會上工作,這裡面的身份轉換其實會遇到一些困境,尤其如果你又希望以組織的方式運作,不要大家一畢業就各分東西、各自散掉,而是希望可以延續學生時代的理想,大家繼續共同努力的話,就必需發展出一些組織,同時也會去摸索一些新的實踐方式,以便能在畢業後繼續延續運動的理想。

那據我所知,其實當時嘗試過四種方式,讓校內的學運幹部在畢業後以集體的方式延續校園內的理想的做法。第一種呢,就是所有的學運幹部畢業之後,學長拉學弟,通通拉進去那種政治部門,也就是前面說過的台大,經常被批評的那種模式,文化大學後來也有這樣子去做。但是扣除掉道德上的批評不談,(老實說當時那些道德批評其實現在看來也沒有意義,因為批評台大的那些民學聯幹部,很多後來也進入政治圈,成為現在民進黨的政治新貴,我就不用說他們的名字了)其實這兩個學校的運作後來也出現斷層,沒有辦法產生集體延續合作的力量。

那第二種模式,學長拉學弟,學長姐拉學弟妹,通通一起跳入農工運部門,通通一起進去,然後一起去工會或社運團體工作。這裡會產生一種問題,它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說,後來就會疏於校園組織經營,整個校園組織就斷裂,沒有人持續進去,因為校園裡面雖然很難經營,但是還是要有人去做經營組織呀,不能人一進來社團就通通拉去工運或社運部門打工,這樣子對校園經營是不利的。有些學校的社團這樣子做的結果,就是學校的社團後來倒掉了,那也不用談甚麼延續或合作了,這是一個問題。那還有第二個問題,當這群人整群進去的時候,跟那個團體的工運幹部產生路線上的衝突的時候怎麼辦?這樣的爭執發生過,就是中興法商的紅燈左轉事件。當時中興法商的法商青年社的丁勇言他們一群人,全部都進入了台灣勞工陣線,然後那時候勞工陣線的簡錫接他想要說,在新潮流的徵召之下去當民意代表,那法商青年社畢業的這群年輕人是覺得是這樣的話是背叛工人,沒有辦法,兩邊就產生衝突,鬧翻了,這群人集體離開了勞陣,跑到其他地方去,等於他們過去幾年在勞陣的經營通通都沒了,這是另外一個路線。

那還有一個比較少人知道,只有東海人才知道的社會實踐路線的嘗試,就是東海的社工會。東海那時候成立的團體叫做社工會,聽說是「社會工作會議」的簡稱。那這個社工會很大,東海的社團幹部應該都知道,東海有個很有名的學運傳統就是工作室,我們都會在學校附近租一個房子,因為東海那邊房租便宜,所以大家各出一些錢加上社團出錢一起合租房子組一個工作室,所有社團運作的刊物資料都堆在那邊。堆堆堆,堆到最後變成是東海學生運動幹部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工作室搬家,因為一搬家就很可怕,很多東海人間台研的幹部搬過,我也搬過,那簡直是災難一場,比被學校處分記大過還要可怕的事情,太可怕了,滿坑滿谷的資料。

回到主題,在搞社工會的時候呢,畢業的學運幹部到台北去,到台北去工作,也許是在台北的政治部門,也許是在台北的社運團體部門,為了方便連絡呢,所以在當時的瑞安街,另外租了一個房子成立台北工作室,在台北工作室裡面辦讀書會,開會議。那時候侯孝賢剛好在拍《好男好女》的時候呢,那個林強,演那個男主角的林強,為了體驗和感受一下社會主義的氛圍,還去台北工作室,跟工作室的阿亮啊,還有何東洪他們一起開讀書會,聽說伊能靜也有來,只來一場然後就沒了。那後來鏡頭出現三十秒,反正有一個鏡頭就是了。(聽眾問:哪一部電影?)《好男好女》。還有人再說那個鏡頭,左邊這個人是   ,這個傢伙是誰,那個傢伙是誰,什麼。那社工會的成員分散在民進黨各派系以及各個社運團體,裡面有些學長在新潮流,有些在美麗島,有些在勞工陣線,也有在其他工運團體,有校園裡面的人也有研究所的人,他們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禮拜,就在台北或是在東海固定開會一次,搞得非常大,但是搞得很大的結果是什麼?運作不下去,因為矛盾太複雜。你很難處理。

講幾個很明顯的例子嘛,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內部新潮流和美麗島系是不合的嘛,就是很尷尬的,比如說假設我在新潮流系,那郭書瑋畢業之後在美麗島系工作,然後有個不懂狀況的人叫做孫窮理,認識我,他就郭書瑋說,欸我認識你們一個東海的學長叫做李杰穎,你要不要認識他一下?那我們兩個見面到底要裝認識還是不認識?如果是孫窮理還好,假設是民進黨某個大頭,呂秀蓮或謝長廷介紹你們認識,那到底是要裝熟還是不裝熟?不裝熟,人家一看就覺得你們兩個很尷尬,裝熟,人家就覺得,幹,你們東海怎麼一回事,我們民進黨各大派系都有你們的種子?那不是直接整個被打壓嗎?其實當時有這樣一個問題噢。到後來再加上一些內部運作上面的一些人跟人之間的摩擦,反正這種偉大嚐試跟企圖呢,撐不到半年就自動解散,後來三月學運時代各個學運社團幹部畢業後,包括東海自己本身的實踐方式,當然就是死的死逃的逃,各有各自要處理的作法,那很多就投入到政治部門去了,就被批評得很厲害,也有人到學院裡面去了,少部份是到社運部門去了。東海在社工會結束後,就沒有人再題說畢業後要怎麼一起幹下去,一直到了十年過後,才有一群人,說要搞個培力作文教室,要凝聚畢業後的學生力量。

還有第四個模式,在中央大學當時有人弄了一個「台灣學學會」,跟幾個校園社團的學弟妹弄了一家茶店,叫做:「拉 ㄌㄟ」,希望一方面透過餐飲服務提供經濟的支援,同時也以這個茶店為基地,辦演講、辦活動、辦營隊,進行校園內的組織宣傳。其實有點像台中東海書苑、闊葉林書店、嘉義洪雅書店那樣子的作法,只是中央大學是學長拉著學弟妹一起開店,等於說這個店是社團的「黨營事業」一樣。這個店開張後還辦了幾次營隊,但是後來就無疾而終了。

         以上講的都是過去事,我強調這個事情的目的是要講,因為現在有一種對學運的想法是說,好像野百合當時參與學運幹部的那群人,他們如果還想繼續對社會有奉獻貢獻的話,就是直接投入政治部門。就目前的結果來看確實是如此,一些東海當年的學長,一些民學聯的幹部,一些台大的、非台大系統的學長,現在很多人統統在民進黨裡面,只是不同派系而已。的確,就結果來論就是這樣。可是就歷史實際發展過程而言,我要說的是它並不是一個直線就這樣過去的,這裡面其實有個轉折,其實有個轉折。但是當然為什麼到最後面大家努力了半天還是這個樣子,這確實是個問題,這是可以討論的,但它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子被政治運動拉過去。因為當有人講說是一開始就被吸引過去的時候,似乎意味著說,台灣的社會改革,台灣的民主改革,就是民進黨,完全都是這波政治勢力完全在接收。我不太接受這樣的觀點,因為其實它裡面有區隔、轉折,不是那麼一直線接過去的。

台長: 解影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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