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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11 16:21:21| 人氣820|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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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伊甸園與巴別塔(下)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用民主克服疏離(Alienation)

如果東海原本本身就是多元而異質的,70年代之後增加的學生人數,全體住校制的廢棄就更擴大了這個趨勢。要如何重新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分隔,建立起對校園的團結感受呢?雷蒙威廉士在其《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曾經表示,在一個日益專門化、多樣化的社會裡,如果不想透過暴力來建立社會的基礎,則只能透過日常生活中,持續的民主實踐建立起一種「共同文化」,以此做為團結的基礎(Williams 1989:365-366)。

在關於「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除了透過對「黃金時代」的緬懷,對照出當前環境的不足外。還存在著對師生、同學之間人際關係日漸疏離的惋惜,為了重建團體的連帶以克服這種疏離,一種要求強化校內意見溝通的管道,擴大師生對校務的參與的聲音,就經常跟隨著「東海大家庭」的緬懷而被提出。

1973年6月,第15屆歷史系學生秦葆琦在接受校刊訪問時就表示:她頗為擔心今後在學生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學校不積極設法在學生與學校間加以溝通的話,幾年之後,很可能就流於一般的「大」學之道,變成學校做學校的,而不再聞問學生的意見。

1975年「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高承恕、馮滬祥兩位列席的校友教員也表示:學生與學校行政當局之間普遍缺乏溝通,學校應該讓學生瞭解擴大的計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的生活表示關切(東史:372--373)。

不只學生對學校運作產生疏離,連教授會也認為學校和教職員間的溝通太少。在1974年時,即有教授表示校務會議每學期才開一次,似嫌太少,宜增加次數,俾有機會表達意見。也有教授建議,校長可採早餐會方式,與教職員分批分階級見面,藉以溝通意見(前揭書:365-366)。

事實上從東海大學成立以來,要求師生對校務的更深入的參與與瞭解,就一直是東風、榮推會等學生團體努力的目標。他們的要求從單純的期望校長能抽空多到學生餐廳、宿舍或是校園裡走走,關切同學的生活,到基進的要求每學期召開一次全體同學都能參加的大會(《東風》3卷1期:15、16)。其出發點都是基於做為東海大家庭的成員,全體師生都應關切、參與校園共同的事務,以克服隨著環境變化而不斷擴大的疏離感:

在現代機構中,隔離感(Alienation)是最大的傷害,更不論教育機構了(《東風》40期:2)

在「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還未為人熟知的時代,東風社和部分的東海師生使用素樸的「參與」、「投入」、「民主」等詞彙,表達出他們對建立起權力機制和日常生活空間的中介地帶的呼求。人與人之間思想上的差距無法藉著實體的距離來彌補,如果不透過民主的方式,建立起團體的連帶,那麼在這山上的小社會中,雖然人和人的距離很近,仍然會有孓然一身之感。至少對東風社的學生而言,只有透過校內師生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討論的方式,建立起對團體的關切,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

我們深信,學校的每一個措施、每一項政策都必須經過縝密的思考和探討,都有其充分的道理。因此當學生基於愛校的情懷對學校的措施提出關心的質疑的同時,校方似應以坦率的態度讓同學充分的瞭解。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共同熱愛和關切自己的學校(《東風》47期:27)。

為了實現「大學民主化」的目標,讓參與的精神能深入到師生日常的生活中,東風社在70年代即要求開放學校的行政會議讓學生代表參加,持續籌辦師生座談會,以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要求學校重視社團活動,因為社團可以培養民主精神、發展社群生活,促進學生對社會現況的瞭解。要求盡可能的開放審稿制度的限制,給予學生更大的言論自由,以提升校園刊物的功能,以促進校園內意見的溝通、討論。這些意見都可見於70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中。

梅可望的改革與矛盾

梅可望校長在1978年到任後,認為當時東海校內,師長學生之間,甚至院系本身都沒有正規溝通意見的管道,形成了嚴重的隔閡與排斥現象。因此採取了一連串措施,以建立意見溝通管道,包括:

第一,強化會議功能。除正規的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之外,另外每月舉行一次由行政會議委員、各系所主任及各單位主管參加的「擴大行政會議」,每學期並舉行一次「校務、行政聯席會議」,並視實際需要成立為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的「專案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每學年並舉辦「校務發展會議」,邀請教授代表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提出學校今後發展的新構想與新措施。

第二,擴大學生參與。自1980年起,邀請三位學生代表列席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溝通師生意見,舉辦師生座談會。由校長和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後來是學生會會長)共同主持,各系所學生派代表一人參加。原先是每兩週一次,後改為每月一次,分成全校性和各學院的師生座談會兩種。另外並鼓勵各系所自行召開師生座談會,校長表示會隨時參加各系所的師生座談會。

第四,創辦《東海雙週刊》以及《東海校友》月刊。鑒於原有每月發行一次的《東海簡訊》內容不夠充實,每學期發行一次的《東海校刊》發行不夠迅速,梅可望校長將兩份刊物合併為對校內發行的《東海雙週刊》,另外將原本由校友聯絡室負責的《東海校友通訊》,改編為專門對畢業校友發行的《東海校友》月刊。透過這兩份刊物分別向校內師、畢業校友報導校內動態,說明學校政策。

同時為了凝聚師生感情,強化對學校的向心力,梅可望要求恢復停唱二十三年的東海校歌,並自1978年起每半個月舉行一次全校升旗,要求日間部全體學生一律參加。並在升旗完後,由校長進行校政概要報告,並進行各項活動的頒獎,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東史:403-408,東海大學1985:97-98,梅可望,1998:237-240)。

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東海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參見圖一),校園內各項建設也不斷進行,可以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為快速的時期。(鄭禎樺,2001:42)

圖1:〔東海大學歷年學生人數成長趨勢圖(1955~1993)〕--略
(圖表來源:林育群,2001)

而在一系列的建設中,大部分的工程都是興建教室和教學大樓,而學生宿舍的興建速度,卻遠遠趕不上快速增加的學生人數。在床位短缺的情形底下,每年約有9000名左右學生必須尋求校外住宿(林育群,2001:10)。

這些在外住宿的學生,大部分都居住在附近的「東海別墅」區(簡稱東別),平均的空間大約是到5坪左右,偶有7到8坪的空間,各個套房間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同時由於東別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區,學生也吸納進消費社會的文化氛圍中。雖然名義上都是東海學生,卻以個別的消費者和套房居住者的身份生存著,彼此間缺乏感情、思想、生活上的聯繫。在80年代外宿化趨勢下的東海學生,就像是馬克思筆下十九世紀法國的農民,是一袋同質但又個別分化的馬鈴薯。

在開放學生代表參加校務、行政會議,舉辦師生座談會的同時,學生的任何活動,從從刊物的出版、演講與座談的舉辦到海報的張貼,都必須得到校方課外活動組的核可。而戒嚴體制下黨團及情治系統對學生的監控也沒有放鬆:佈建、分化、教官約談,這些當時瀰漫在台灣各大學校園內的白色恐怖氣息(鄧丕雲,193:4),在大度山上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可望所推動的唱校歌、全校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變得帶著濃厚的黨國法西斯主義氣味。

在學生大量外宿促成的原子化,以及白色恐怖的壓抑下,東海學生並非是以一個有組織、具批判意識的公民身份,和學校行政單位進行對話。在學生和學校之間,也缺乏一個具反思性的中介。80年代初期的東海,雖有近40份的刊物在校內流通,但90%都是院系所的學報,具有輿論功能的媒體,只有《東風》、《大度風》等幾份刊物(東海大學,1985:)。

梅可望校長一方面努力暢通校內意見溝通管道,一方面又壓抑著校內師生的民主潛能,一方面積極加強校內師生的團結,一方面又加速了學生的原子化,這些矛盾在80年代末期逐漸萌發,使他最後以背棄東海傳統的名義被批判 。

公共領域與公共論述

梅可望認為他推動的民主溝通體系,有效地減少了校園內匿名黑函的數量,各學系中的派系對立,也逐漸消失於無形(梅可望,1998:240)。但從所有的意見溝通、動員認同的活動,都是由行政機關發動來看,這些措施比較像是校園行政體系的「治理性」(governmentailty)的展現,而不像是真正的「校園民主」實踐。雖然這些措施未必是出自於威權政治體制的直接要求,但是台灣長期遭受威權統治的經驗,確實是有影響的:

在長期的威權體制下,民間社會早已被國家滲透,自主意識早已蕩然無存,每一個人所能想像的都只是如何嚴格管理,或如何接受管理,卻從來沒有人想像社會可以自我管理,更別說碰到危機或分裂時,能主動地把社會集合起來,進而做反省性的公共論述(李丁讚,1997:28)

這裡並非否定行政機關強化意見溝通管道,以及採取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措施的必要性,只是在梅可望的「校園民主」方案中,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任何民主體制都需要有健全的公共領域,才能有效運作(李丁讚、吳乃德等,2004:1)

依據李丁讚的界定,公共領域有六個構成的要素:(一)公共論壇(forum);(二)私人(private people);(三)會合(come together);(四)公共意見或輿論(public opinion)(五)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 (六)合法性(legitimation)(前揭書:3)

雖然公共領域的存在需要刊物、沙龍、民間社團等物質基礎,但公共領域不一定指涉特定的制度或物理空間,而是以議題為中心構築的。環繞著對特定的議題的討論,不同的層次、團體、制度間也可以形成一個公共領域,只要他們彼此間的互動,能夠滿足前面六個構成要素。從「空間生產」的角度,夏鑄九特別著重公共領域中的論述實踐,他認為:

象徵的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與意識型態實踐,以支配與改變城市的空間與社會,這就是公共領域(夏鑄九,1997:123)

李丁讚也認為:

一個事件的發生,如果沒有經過語言論述,那麼它只會是一種發生(occurrence),我們並不會因為這個事件而獲得意義,或是說,我們並不能從事件中學習。…公共論述正是人類得以突破習慣性的重覆,並進而獲得新的實踐模式的重要機制(李丁讚,1997:6)

梅可望的改革措施,在威權政治的社會背景下,並不能提供建立校園民主的基石。然在從70年代以來有個議題在東海校園內一直被討論,以致於從威權時代走到千禧年,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形成了東海校園內歷史最悠久,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公共論述。

這個議題就是校園景觀問題!!

台長: 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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