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30 19:26:20| 人氣1,582|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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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與實踐---學習過程的反思

這篇文章本來是自己研二下,在所上學術訓練課期末圓桌會議上的發言稿。反映了一些自己研習文化研究一年後的心得,剛好和上一篇,剛進入研究所時所寫的<文化研究所為何事>可以做個對照。



一、 前言(略)

二、 甚麼是實踐?
我和xx是班上少數仍在工作的學生,因此有同學期望我們能談一談:從文化研究理論到實踐的可能,然而我想先解構一下「實踐」的意義。

看起來文化研究的「實踐」好像有兩種意思,一個就是我們的父母常會問的,畢業後有甚麼出路?或者學文化研究畢業後能幹甚麼?一般社會大眾對「文化研究」感到陌生是個事實,不過在很多人問這個問題的同時,其實「學甚麼不見得將來畢業就做甚麼」,也是一般社會的常識。若是要選擇一個絕對保證未來工作的科系,也許外文系或殯葬系、宗教系會更好。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反映的是:詢問者本身對不熟悉的事物的焦慮,而不是這個系所的前途(錢途?)。因為其實從事非原本出身課系而賺錢的人非常多(賣奶茶的,搞推銷的,開咖啡館的…),而且純粹從文憑的角度來看,『國立交通大學』還不夠響亮嗎?

另一方面實踐,又好像具有某種「社會變革」,改造社會的意義。以前在大學時代參與社團時,想像到的唯一社會實踐的可能,就是到農村、工廠去組織群眾。但是自己工作了兩三年下來,卻深深覺得,社會運動是一個長期的馬拉松賽跑,只有用自己喜愛,而且能樂在其中的方式,才能夠做得久。而另一方面改造社會又是個多方面的事業、多重的戰線,除了要有人去組織群眾外,也要有人會做會計,會寫企畫書,會編好看又進步的兒童教材,還有寫彈好聽的歌,演好看的戲、甚至只是單純的用文字和影像將過程做紀錄…。已經有同志運動者開書店,一些老左派開法國菜餐廳,我實在不懂為甚麼社會實踐只有一種可能?

我覺得如果有人有心想從事社會改革的工作,第一個應該先想的是,甚麼是自己很喜歡,又做得很好、很快樂的事。然後接著再想,要如何讓這份工作發揮「社會改革」的可能?這裡面當然會有衝突、也會有妥協,不然就不叫「運動」了。不管是在1968之前或之後,「革命」這回事都是需要很多人,去做不同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只想當毛澤東、列寧,那是幹不成事的!

三、 為甚麼要念「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早在八零年代末期,陳光興剛提出「人民民主論」的時候,台灣的社會運動界(包括學運)就對文化研究、後現代等名詞,抱著某種輕視或敵視的態度。這種現象到現在多少還存在一些,大概只有性別運動可能還好一些。自己拿到大學畢業證書時,心裡是打定主意不想再考研究所的。在災區工作了三年後,感覺到「象徵資本」(就是文憑啦!)在現實社會互動中的作用,同時自己也想找個地方,整理工作經。因為以現實工作的狀況,如果沒有一個學術的環境,一個要畢業的壓力,根本不會去寫任何東西。研究所自然是最好的選擇。

選擇考社文所並不是因為文化研究,老實說即使大學念了五年社會系,我對文化研究還是沒有清楚的概念。會來考和念的真正因素,一方面是沖著「國立交通大學」的名聲,另一方面知道這是個剛成立的系所,自己由過去參與地下電台、書店的工作經驗知道,剛成立的組織,總是有很多空間可以嘗試,可以惡搞,會有很多新的可能和好玩的空間。這一年半下來的經驗,我覺得我這個原先的預期沒有錯。雖然各個不同背景的同學在互動和學習上,會造成一些困擾,而有時可能連老師也搞不清楚,文化研究要怎麼教。但是許多稀奇古怪卻又別有深意的東西,卻就這麼創造出來了。也許社文所最大的特點,就是這種差異的碰撞摩擦,以及「勁爆惡搞」的嘗試精神。

我不認為「跨領域」就是文化研究的重心,但是創造一個平台,讓不同領域的人或工作者,能夠彼此對話,激發出創意的火花,或許是我們能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這其中的衝突或摩擦,我想都不是問題,只要這些衝突能經常被以像圓桌論壇或其他形式被進行討論和反思,這裡面就蘊含著某種前進的可能。

四、 閱讀障礙

依據「讀者反應理論」和「接受美學理論」的觀點,相同的文本,會依著閱讀者本身的經驗和感覺結構,而產生不同的意義。當我帶著自身從事社區營造工作的經驗,在學習所上的課程時,撇開主題上的差異,在認識論上主要遇到的是兩點困難:

第一,去總體化(Totality)的思考傾向:深受後結構主義思維影響的文化研究,似乎對任何的總體化的企圖表示疑懼,總是要設法加以「解構」。雖然國家或社會宰制集團的權力總體化形式,總是可怖而令人生厭的。但是社會的弱勢者,如果不透過某種總體化的方式集合起來,是無力改變他們的現狀的。畢竟「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承認人有多樣性的可能,但是在政治上,多樣性是否應該連結在某個一致的政治目標上?特別是在現實的社區的工作上,我的挑戰一直都是,如何將每個零散的個人集合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在概念上解構某個強大的一體化機制的威脅。在這裡強調「解構」的研究傾向,和我自身的實踐產生很大的衝突。

第二,文本化的傾向。文化研究似乎傾向把很多事物視為文本,瞭解其中的意義形成機制。然而對照我自身的實踐,不論我們如何去強調文化或意義的面向,物質實踐和制度的面向總是一直存在,或者說是主要談論事情的方式。更多的時候在社區中活著的人,其實是經濟和物質的動機在引導著他們的行動。很多表面上的文化行為(保存古蹟、保存傳統祭儀),背後其實是經濟物質動機在做引導(特別是在漢人社會)。然而文本取向的詮釋方式,對這些問題完全無法著力。

我個人覺得:要求文化研究去成為社會運動的「策士」,是個太過份的要求。但是即使是做為一種分析,當實踐和研究上的認識論存在如許大的差異時,我們要如何去寄望,兩方面能夠有對話的可能?還是文化研究只能一直當社會中的「烏鴉」?或許這也是很多社會運動工作者,對文化研究保持敵視或輕視態度的原因之一。

五、 為何要跨?跨誰的領域?自己的跨文化經驗

按照「完形心理學」的講法,任何碰觸界限的行為,都會替個體帶來一種快感,(好像母親在撫摸嬰兒的皮膚時的感覺..),是這種隱藏的心理機制,驅動著文化研究以「跨領域」為其最大的特徵嗎?

自己最早的跨文化經驗,是大學時在高雄美濃和許多ARENA的幹部,來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等地的社運工作者或學者,彼此用著生硬的英語進行交談。(或許就是陳光興所謂的「亞洲式英文」)。記得當時有一位印度的學者非常驚訝的表示,為何彼此的文化背景差異如此巨大,卻有這麼多相似的想法?

參與九二一的災區重建工作,也讓我認識了不少日本的社區工作者,還曾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去神戶拜訪過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一個在東勢的晚上,透過日文的翻譯,和一群年齡相仿的日本社區工作者,一面吃著鹽酥雞、喝啤酒,一面從921的災後重建,談到兩地市民社會的發展,和亞洲新興國家的民主化過程…。

相較於此,所上辦過的幾次國際研討會,卻從來就沒能像這些經驗,給我那麼多的喜悅和興奮。這些學者的英文都太流利,讓我連猜的可能都沒有。他們帶來的東西又都是非常完整而有系統的理論,感覺自己只是個學習者,而不是彼此的相互的分享。

「跨」不是壞事,但是為甚麼要「跨」?是否台灣的文化研究,也不能擺脫資本主義「中心—邊陲」的依賴關係,還是在期待著「上國學者」來帶給我們知識與智慧的增長,即使是邀請非歐美中心國,第三世界的學者,也都好像是已經在歐美學界獲得認可的學者。除了這樣的跨之外,我們可不可以有其它的跨?和非歐美的、英語和我們一樣也不是那麼好的學者的對話?或是除了學者以外,和社區或社運的工作者的討論?(雖然我也知道,至少在台灣,學界和社運界就存在著很大的隔閡…)

六、 跨領域的學習?

究竟「跨」是為了甚麼?是為了滿足內在心理機制,對吸納他者的渴望?還是在現實上研究的問題,真的碰到甚麼瓶頸,必須需求其他領域的資源?

我並不太關心某個學派,某個學院的未來。重要的是這個學派,其所關切的問題,是否能和當下的現實扣連。同樣的對於由於跨界學習,造成必須去閱讀許多陌生的經典的焦慮,我覺得也要先去問:我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是甚麼?必須要閱讀那些經典?有些甚麼東西是我必須跨越既有領域去瞭解的?如果和自己關心的問題無關,又何必去憂慮念不懂拉岡、德希達?研究和學習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解答自己所關心的問題,而不是要去成為社會科學的百科全書。

這裡或許會牽涉到台灣研究所的制度設計,台灣一般的學生在大學、中學時代都沒有受過完整的西方經典的閱讀訓練(我在社會系唸書的時候,從來也沒唸過佛洛伊德、也沒唸過康德的第三批判,然後到研究所時忽然就要去念建立在這些人理論基礎上的拉岡、後現代理論),在進研究所前也沒有清楚的研究計畫。進了研究所之後馬上就要在一、兩年內瞭解各種的經典,理出自己的研究方向,接著要在兩三年內寫出論文。問題是到時學生已經準備好了嗎?

究竟一個以「文化研究」為主題的研究所,其主題和任務是甚麼?是要學生和研究者去掌握、瞭解存在於當下學術界中各種可能的差異?(成為「差異的大師」?)還是要創造一個讓不同的差異相互對話的平台?

也許所上學生原本不同的背景經驗,正是各自的學習、研究的起點。閱讀和學習其他領域的理論的目的,應是充實、擴充自己原來的起點。當然如果有人因此產生「認識論上的斷裂」,建立起自己學習上的新的起點,也未必是件壞事。

七、 文化研究的未來

寫到這裡,忽然想到當時決定要念社文所還有一個原因。在剛放榜,還在猶豫的時候,有位朋友向我提到他的一個夢想:他有朋友在英國攻讀文化研究的博士學位,同時也有一些朋友在從事地方文化產業、社區營造工作,他想也許可以集合這些人,一起在社區大學開個「文化研究學程」,把文化研究帶到民間,也讓這門學科和民間對話。我聽了之後當場大笑,說:「好!那我就來念交大,以後大家一起來開課!」。

由這個夢想或許可以談出很多東西,到底文化研究知識和在地民間社會的關係是甚麼?文化研究之後是要變成人文學科裡另一門精緻的學門,或者有可能「跨」越學院的圍牆?也許在面對對西方經典的閱讀經驗比我們更加貧乏的平民大眾時,文化研究這門學問內部必須經歷某種更更加深刻的轉化?走入民間是否是文化研究另外一個實踐的可能?

然而對我個人而言,這個夢想不過是在試圖「改革社會」的過程中,另一個自己喜歡,或許還可以做得不錯的一個嘗試。畢竟我前面已經說過,只有自己很喜歡,又做得很好、很快樂的事,才有「社會改革」的可能。


「歐菲利斯的人們,除了那此刻還在你們內心之中運行的事物,我還能說些甚麼?」
----卡哈里․紀伯侖,「先知」

台長: 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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