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屋裡的家
管錦志，人稱「管仔」，原先住在石岡鄉的南眉聚落，九二一地震後在鄉公所安排下，和新婚妻子及妹妹一同住進由遠東集團興建的「遠東新村」組合屋。這個組合屋共有五十戶原先散居石岡各村的災民，初時由於大家彼此互不相識，鄰里關係十分淡薄。管仔記得當時有老人家受不住寂寞，每天白天還是回坍塌的老房子找朋友聊天，也有人白天在組合屋裡走來走去，嘴裡喊著：「好無聊！好無聊！找不到人打麻將…」。住戶的財物、內衣褲失竊的事情也時有所聞。
隨著居住時間漸長，管仔和住戶們也逐漸習慣了組合屋的生活。居民們自發性的組成了社區巡守隊，負責維護整個社區的治安。喜歡打牌的住戶們，也知道要在晚飯後往哪一家移動，到晚了就只有看人家打牌、插花的份。由於遠東新村旁鄰石岡鄉的「食水嵙溪」，有些住戶養成了傍晚到溪邊釣魚的習慣，偶而也能釣上幾尾小魚為晚餐加菜。但據說更多的時候，是釣到上游飄下來的垃圾…。管仔的孩子，也就在這個「臨時」的組合屋裡呱呱落地，降臨人間。
隨著重建工作次第完成，許多住戶也慢慢遷出了組合屋。偌大的遠東新村開始顯得有些空曠而寂寥。今年五月由於政府要整編組合屋的空屋，管仔從遠東新村的前半部遷到後半部。雖然前後不過三百公尺的距離，但管仔和他老婆仍然花了四天時間，才把家裡的東西搬完。「不要小看這組合屋只有15坪，東西還真多！從前面走到後面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走了四天…」，管仔現在想到搬家的過程還心有餘悸。
按理說每一間組合屋的格局都是相同的，然而搬進新家後，管仔接連有好幾個晚上上廁所，一直摸不到電燈開關。「還是多少會有些差別！廁所是在左邊還是右邊，門開前面還是後面...」，這些細微的差異，讓管仔花了一段時間才能適應。但相較於附近的鄰居，摸不到廁所開關的問題還算小事。「隔壁一戶有兩個老人家合住，搬完家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吵架，老是在抱怨甚麼東西又不見了，懷疑是不是對方把東西偷走了，吵個沒完沒了。而且一吵架就過來找我，甚至半夜就來按我家門鈴。他們兩個人鄉音又重，一急起來，咕嚕咕嚕都聽不懂在講什麼。到後來我乾脆就叫警察來，叫他們直接跟警察報告...」
搬家好累….
看著許多鄰居都搬出了組合屋，管仔也知道不可能長久住在遠東新村，他和許多住戶，都已辦好貸款以及相關手續，準備明年9月搬進位在德興村的平價國宅。由於遠東新村的土地是向私人租用，今年12月租月約就將到期。目前公所及相關單位的計劃是發給每戶住戶5000元搬家費，請他們先辦到東勢的平價國宅居住，到明年德興村的平價國宅完工後，再搬過去定居。5月份才剛搬過一次家的遠東新村住戶，對如此頻繁的遷移，紛紛感到不能接受。「許多住戶向我反映，不是不想搬，只是能不能等到明年九月直接搬到德興村去。因為搬家真的很累！」
「大人還好，像小孩子現在在石岡上課，搬到東勢去要轉到東勢，然後明年又再轉回來。光是辦手續就麻煩死了。如果不辦轉學，那小孩子的接送又是個問題....」
管仔看著在懷中的新生兒說：「我們大人很怕一直不停的在重新適應環境，那實在很累！最沒有問題的，就是這個剛出生的小傢伙，反正就是跟著大人跑，什麼也不知道…」
「我有幫政府算過，現在遠東新村的地的租金是一年五十萬，我們三十戶每戶5000元的搬家費，加起來也才十五萬元。現在政府財政這麼困難，當然是取比較省錢的做法，這我們﹝住戶﹞也能理解....」
管仔稍微停頓了一下：「只是搬家真的好累...好累....」
人的社會需求
「人是一種需要關係網絡，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的生物。」。曾參與中寮、霧峰等地區的重建工作的陶蕃瀛老師，認為如果忽略了災民對社會關係及環境適應的需求，則政府的德政很可能對災民造成再次的傷害。他舉出國外關於政府強制將貧民窟的居民搬遷至國民住宅的研究案例：
「原本貧民窟裡有鄰里的社會關係，要賒帳、找臨時工都很容易。搬到國民住宅，工頭要到哪裡找工人都不知道！搬到一個新地方，雜貨店也不好賒帳，連買一包鹽都沒有辦法！」
「對於窮人而言，他們需要一個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硬生生的把這個網絡拆毀，會對他們心理和生活上造成很大的問題。」
雖然本身是社工專業人員，然而在重建社會關係這方面，陶蕃瀛卻認為社工的支援是次要的、或第二序的︰「......更有耐性一點，陪他們自己慢慢走出來，慢慢重新建立起新的社會關係....」
「社工能做的，就是在這樣的網絡不存在或是被破壞時，提供一個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替代的支持網絡，但是不能否認建立起這樣一個支持網絡，是很昂貴的，遠不如保存、改進原有的社會網絡...」
日本神戶的人性化設計
「台灣社區關懷協會」的執行秘書劉鳳如，曾在九二一地震後訪問日本神戶，對當地細緻的重建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許是因為日本人口高齡化得很嚴重，他們在進行安置和遷移時，都會特別注意到不要去破壞原來的社會網絡，不要讓老人家感覺到很大的環境變化的壓力…」
為了盡可能不破壞原有的社會網絡，日本政府的組合屋住戶分配方式，是將破壞達一定程度的社區集體遷移至組合屋，待整個社區重建完成後，再集體遷入新社區。
而在提供居民居住的國宅，日本政府也在設計上煞費苦心：「..日本的老人國宅都設有公共的飯廳，讓大家可以一起進餐，而沒有孤單的感覺。」
「那位解說員還跟我們說，這個公共飯廳除了吃飯之外，還有一個對老人們很重要的功能，他要我們猜，結果我們都猜不到…」
答案竟然是：辦喪禮！
「如果裡面有老人家過世了，大家就在飯廳一起為他辦喪禮，讓住在這裡的老人家不用擔心將來走了沒人送…」
組合屋只能消失？
相較於日本政府在在處理災民安置問題上，對各種細節的留心和設想。劉鳳如對台灣政府在處理組合屋搬遷問題上的思維，感覺到很不能理解：「我們的政府好像把組合屋當成一個可恥的烙印，急著要讓它趕快消失。把它當成是政府無能的表現….」
劉鳳如舉出了宜蘭監獄改成民宿而大受好評的例子，「連監獄都可以變成超人氣的景點，為什麼組合屋不可以變成更有價值的文化產業？一定要讓它完全消失呢？」
事實上一直努力發展地方觀光產業、休閒農業的石岡鄉公所，也曾向中央提出保留「遠東新村」，開發成具地方特色的民宿或休閒中心的構想，卻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我們有提公文給重建會，說這個組合屋蓋起來花了很多資源，地基和結構也都很結實，是否可以保留做觀光或休閒使用。但是一方面因為這塊土地是私人地，要收購再使用會有許多困難。後來重建會也行公文來，說依據政府政策，組合屋一定得要拆除，無法保留…」石岡鄉劉宏基鄉長說明了當時交涉的過程，同時感到不住的惋惜：
「我覺得很可惜！很可惜！」
金錢至上是台灣人唯一的選擇？
陶蕃瀛覺得組合屋的拆遷問題，反應的不只是政府財政困難，或是行政管理上的疏漏而已。他擔心的是這裡面更反映了，整個台灣社會的文化體質：「我們想像中的人，只要吃得飽，有電視可以看，有錢可以買東西就好了！…在這種想像裡，人變成一個機器的一部分，被想像成只是一個零件，所有遇到的問題就只是錢而已...」
「...我們只看重錢，不介意生活品質，不介意下班後有沒有人可以聊天。我們只要有一個『霹靂火』，就可以滿足對生活品質的要求..」
當整個社會都如此抽離、機械的在看待一個人的存在和生活時，自然沒有人會去注意頻繁的搬遷對人的心理和社會層面造成的破壞。然而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是否真的除了金錢以外，就沒有其他的需要了呢？
文建會文化視窗」邀稿作品
刊於民國92年9月「文化視窗」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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