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18 12:00:16 | 人氣(1,742)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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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日本行--和陳其南談台灣的社區營造

和陳其南談台灣的社區營造...

木村明子(Akiko kimura)曾經跟隨御藏通和Machi-Communication的人,一起來拜訪過北埔。由於她的英文相當好,同時又是社會學背景出身,我們因此相處的非常愉快。好學的木村對於台灣的社區營造運動非常感興趣,但是來過台灣兩次,都沒有機會碰到陳其南。剛巧陳其南現在在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透過小蒨的居間協調,我們於是有了一次和陳其南當面請教的機會。

(回到台灣後,和一位在交大唸書的朋友談到這次和陳其南碰面的經過,她當下非常不平:『..在台灣和老師討論都還要約時間,而且大多只有半小時。你竟然可以在日本和他聊了半天!!』不過陳其南在日本本來就不像在台灣,有那麼多俗務纏身,同時剛巧日本過新年,外國人又不可能跟日本人去拜年,正是閒得慌的時候,他能夠抽出半天空陪我們,半是運氣,半也是自然。)

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

原先是和陳其南約在京都車站見面,但在迷宮般的京都地鐵站,要找人可不是那麼容易,何況我們還都是外國人。經過一番波折,我們三個人終於碰到陳其南。接下來為了在新年時分找一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又費了些時間。總算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家小咖啡店(真的好小..)坐下來。

雖然陳其南不會講日文,但是他和木村可以用英文溝通。也因此他們交談的內容,我可以聽懂七、八成,真是感謝過去東海大學的英文教育。

木村先提到她自己的問題意識:台灣的社區運動工作者,常常會提到日本的「造町運動」,甚至有人說「社區運動」就是「造町運動」。但是她自己覺得這兩者其實不管在社會背景、政府態度上都有很大差別,甚至連實際操作過程中關心的主題也不太一樣。同時在921災後重建過程中,對於住宅的需求與經費都會是相當龐大的,但是這似乎不是台灣的社區運動所能夠處裡的。她想知道陳其南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如何?。

陳其南也認為台灣的「社區運動」和日本的「造町」其實其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不過其中的主調,主要來自台灣對在威權時代的「發展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由於發展主義(或者更明確的說,是唯經濟的發展主義)對台灣的環境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最先開始為人所注意到的,是台灣的傳統建物、古蹟的保存的問題。約在1980到1990年之間,台灣各地出現了許多的文史工作者,這些文史工作者首先開始注意到地方文化和經濟的相衝突的問題,同時也開始設法提出不同的發展願景。這是台灣社區運動發生的一個社會背景,可以說台灣社區運動的產生,最先是來自這些文史工作者的在地方上的努力。

在威權政治的壓制下,這些文史工作者最先只能各自在自己的地方從事田野調查工作。但隨著社會與政治的開放,一些文史工作者也結合社會、政治的力量,在推動、提出社會另類發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其實台灣和日本的社區運動雖然歷史背景不同,但都是在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問題下產生的。

原先單打獨鬥的文史工作者,慢慢取得更多的資源,因此開始了台灣各種樣式的「社區運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各地開始舉辦的「文化節」,其中最有名的像白河的「蓮花節」、宜蘭的「童玩節」。同時社區運動的觸角也開始慢慢去關心地方上的垃圾、交通、環境等問題。

陳其南覺得現在台灣的社區運動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台灣的民眾對國家相當的依賴。『民眾需要政府來告訴他們需要什麼!!』。在社會日趨民主化、多元化,以及各種社會議題不停湧現的情況下,陳其南「似乎」期望(註:對不起!我不太確定他的意思..)社區運動或社區團體可以作為政府和民間的一個媒介。不過在民眾沒有辦法形成共同討論、反省的能力前,這樣的想像和現實還有很大的一段落差。因此目前台灣的社區運動只能依靠許多菁英份子,例如一些專業者或是教授在居間推動,而不能完全依靠民眾自身的自發性。

陳其南覺得,現在要對台灣的社區運動做些什麼總結,或是經驗的檢討,恐怕都還太早。因為嚴格說來,台灣的社區運動其實才剛開始。

談到921地震的災後重建,陳其南認為李遠哲以其聲望發起全盟的組織,同時向政府要求一些資源投入地方的社區重建工作,在整個災後重建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年輕人、建築專業者也紛紛的投入災區的重建工作。但是同樣的我們也看到這些投下去的大批人力和資源,也慢慢遇到一些瓶頸,而逐漸退出。

建築專業者的反省

木村隨後提到日本的造町運動一方面來自許多地方人士的熱情,同時也和日本在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背景有關係。陳其南則回應,台灣的社區運動的成因,則和台灣的地方認同問題以及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密切相關。但是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的造町運動大部分來自於地方人士的推動,然後由於其所面對的,大部分是空間問題,隨後才有許多有理想的建築工作者的介入。而台灣則不是這樣的過程。

在台灣則是先有一些關於社區建築、地方參與式設計的討論出現,逐步的動搖建築界的想法,慢慢產生轉變。這其中台大城鄉所和淡江的建築系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們舉辦了很多營隊、研討會,同時邀請日本的一些學者,例如:宮崎清等來台灣,以及出版了一些相關的書籍。同時日本象集團參與宜蘭冬山河的規劃設計的成果,也給台灣的建築界帶來很大的刺激,帶給台灣建築界很多新的構想。這其中一個很有名的經驗,則是宜蘭二結的王公廟的「千人移廟」。

但是在這些社區運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地方社區的民眾其實還沒有準備好。民眾需要很多的資源來進行培力。現在台灣一般社區的居民,其社區運動的想像就是向官方要錢而已。這其間也展現了台灣和日本邊地方社會的不同,在日本其地方社區的傳統還存在著;但是在台灣,地方民眾缺乏對自身環境和傳統的敏感,一般人日常生活的COMMON SENSE通常是政治,關心的也是政治議題。因此台灣的社區運動,要不斷從外界給予民眾資源。例如:很多的社區團體,就舉辦了許多的社區工作坊或是營隊,來訓練、提升民眾的能力,但是可以想見,台灣的社區運動還有很長一段路走。也因為如此,所以台灣的一些進步的建築專業、都市計畫工作者者,缺乏介入地方空間塑造的機會和媒介,而很難在社區運動中,發揮像日本的建築界在社區所扮演的作用。

台灣的「現代性」?

就台灣921的災後重建,陳其南覺得這其中也展現了和日本阪神地震不一樣的面貌。日本阪神地震主要的受災地區都在城市及城市近郊,加上日本人的民族性,因此一些生活上的細節例如:如廁,都會給給日本人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但是在台灣,以南投為例,陳其南覺得其實問題比阪神地震簡單多了。雖然住宅重建在災後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也可以看到地方民眾常常會使用一些很簡單、很地方性的方法,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例如像鐵皮屋就是一個例子。這裡其實也可以看到台灣社會的一個傳統與現代性相互交雜、衝突的奇特過程,這些現象和衝突都展現了台灣社會的歷史特殊性,或可以說是某種「另類」的發展。

相較於台灣,日本算是亞洲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但是也有學者指出,日本以它自己的方式創造了自己的「現代性」,而非是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現代性」。陳其南覺得日本雖然外表看起來非常的現代化,但其實在他們的生活中某些部分,還把過去的傳統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著。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灣和日本社會對個人的感覺的表現方式。台灣社會在這方面的表現空間遠比日本大,相對的日本在個人感覺的表達上就相當謹慎,甚至可以說是封閉,以致於人和人之間很難有真心的溝通。這點木村和小蒨都表示同意,似乎木村個人對這個問題也相當困擾。






台長: 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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