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電影，是想在電影之中找到娛樂，找到明星爐火純青的演技，是想看到值回票價的故事……。
然而，我們又是帶著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去選擇看一部「紀錄」片？
去了解另一群人的生活？如《月亮的小孩》、《Promises》(註)、《無米樂》……。
拓展自己對某些議題的”另類”視野？如《Fahrenheit 9/11》、《Super Size Me》……。
作為紀錄九二一大地震的「全景映像季」打頭陣《生命》，應該是屬於”了解另一群人的生活”這類的吧，然而導演又汲汲營營要告訴我們生命要找個”出口”，於是我們看到一個一個長長的隧道然後出來，聽到導演和拍片當時”不可能還活著”的亡友不斷地通信，談論導演父親的病情，談論導演拍片的內心掙扎。對，這部片叫做《生命》，生命也該有它自己的出口，但導演與亡友的絮絮叨叨，甚至煞有其事地説”電腦公司”很忙，這樣會不會太刻意，是靠一句「亡友永遠活在我心中」就可唬弄過去的嗎？(我沒說和亡友不能通信、對話，但也要在片中就讓我們知道那是亡友吧~)此外，這與亡友的絮絮叨叨，會不會打斷觀眾體察被紀錄者找其生命出口的思緒？
紀錄九二一，不是該讓災民多說點話，多紀錄災民面對大地震過後的心情，怎麼導演自己的拍片心情也跳進來成一要角，然後告訴我們他拍的是”尋找生命的出口”，而不是九二一大地震的紀錄？我還可以更”不客氣”地說，選擇拍片，或選擇回鄉照顧父親都是種機會成本，選了這個，對於那個，必定顧此失彼，但這也是導演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抉擇，沒有偉大到要對著”找不到生命出口”，想自殺的羅佩如說教，即便他們是朋友的關係(何況導演也說有時他是”不忍心”看到生病的父親，才以拍片逃避)。開導想尋死的人，有必要說「我為了拍片，都沒辦法照顧中風的父親，而妳卻想去死」的這種話嗎？(我只以心理諮商的角度來討論該不該說這種話，如要討論該不該把導演的這些話毫不修飾地放到影片中來，則又是另一回事)。好在羅佩如最後並沒有輕生，不然光靠她自己”亂夢”，還是導演吳乙峰做她可能唯二的”心理諮商師”還真是令我嚇出一身冷汗！(羅佩如那時大四，學校裡沒有心理諮商的資源嗎？)
另外，無關導演說故事技巧的本身，我在片中看到張國揚在工作時(承包配電塔地基工程)常常不戴安全帽(然而他那種工作環境戴安全帽也不保障安全吧？)，在那種欠缺工安的地方工作，也是令我冒出一身冷汗的段落。
作為一部九二一大地震的災後紀錄，《生命》顯然敘述導演自己的”生命”過多，且涉嫌欺騙，讓觀眾誤以為導演的朋友”未”亡(還好真相在片尾揭露)。雖然有這兩大缺點，但它仍具有當作台灣社會「公共財」的價值，對於記取九二一大地震的教訓，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真實案例！
註：
2001年金馬外片選單、2002上院線，中文片名改為《美麗天堂》，紀錄七個猶太、巴勒斯坦籍小孩住在耶路撒冷城的生活，藉以探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長年的衝突問題。
http://www.atmovies.com.tw/bin/cfm/film.cfm?tab=movie&film_id=fPen00282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