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執業律師的第三年，其時台灣舊的秩序崩解，新的秩序尚待建立，政黨即將輪替，正義正在轉型，司改變革，亦是風起雲湧。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在該年盛大召開，決議以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先行，法學教育與法曹培育被列為後一波的工作。從1980年代末的解嚴以來，對抗威權體制、終結政治不當干預司法、強化司法審判獨立，乃司改的首要目標，法官檢察官既被視為體制內的機構，民間司改會、律師公會，便結合了法律學者，成為彼時台灣提出釋憲、修改刑事訴訟法的主力，領導了往後二十年刑事訴訟相關法規的修改。司改二十年，方向和功過仍有討論的空間，但不論如何，對於確保審判獨立、提高刑事被告人權，落實正當的法律程序這幾部分，確實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
1999年的我，困在不滿傳統法學研究與教育體制，又不滿實務執業環境的兩難中，我不想當一個跟實務脫節的學者，也不想一當個只能解決個案的律師。天幸，公費留考提供了我一個出路，我終可以出去看看，那些眾說紛紜的司改建議，究竟是否為真？我想知道，別的國家，別的司法體制，別的法學教育，到底都是怎麼做的？2000年，我開始為期五年的海外求學生涯。
2013年春，我赴上海參加第三屆的亞洲法學會議發表論文，座談間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司法改革的研討。中國的法律學者們歸納中國刑事辯護律師的「三難」─難以會見當事人、難以檢閱卷宗、難以蒐集證據，學者們紛紛支援律師，呼籲結合律師進行訴訟改革。恍惚間，我回到大學課堂上聽聞師長大力抨擊政治介入司法，在司改會議裡見到律師們控訴司法墮落、人權被迫害的場景。
因為畫面實在太熟悉，我忍不住在討論時發了言：「在高壓的體制下，學者和律師，相對於當權者，均被歸為自由派，因為一起站在權力的對面，所以很容易結合起來。但以台灣作為民主化國家的轉型經驗，我必須提醒，固然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法官和檢察官常被認為是體制內的人馬，獨立性受到質疑，但是，學者也必須注意，律師並不是一個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律師其實有高度的自利性和自利的動機，法律學者若全面棄守引領司改的議題，讓律師主導修法，又欠缺監督和制衡，在事後檢視，一定會產生改革方向的偏差，因為律師團體所能關注的視角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當然，此段話後來造成了一點騷動，因為我以一個制高點的態度提到「台灣為一個民主化國家的經驗可參考」，不過此段插曲並非這裡的重點，暫且略過不提）
2005年迄今，我在交大科法所找到了實踐我司法改革的場域，一個實務、學術與推動政策的完美結合。經過了觀察和比較，我認為制度雖也是改革中的必要，但絕非改革成功的關鍵。一個國家的民主法治素質，在於人。是人在運作體制，是人在解釋法律，是人，使制度有了生命。因此，人，才是司法改革的根本。身為高等教育工作者與一個法學研究者，我沒有審、檢、辯的包袱，我鳥瞰的幅度更大，施展的空間更寬
。當然，從事教育事業並非完全沒有缺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成效較為緩慢，常常考驗我這個急性人的耐心，但至今我對自己的選擇無悔。交大科法所的辦學成效斐然，培育法學新秀專才無數，如今又建院在即，可謂我個人對於司法改革的一些貢獻。
同時，在這段時間裡，司法體系本身也產生不少變化。法官不再只是被改革的對象，反而成為改革的主力之一，積極對自身進行改革並擴及影響力於其他。
在過去，體制內的法官雖不乏改革行動，但重點不脫與自身相關事務的改革，最直接的，就是爭取審判獨立和身份保障（保障法官的身份和工作，乃廣義的審判獨立所必須）。這些爭取，在政治干預司法的年代，確實有正當性，但隨著民主化與監督制衡的落實，法官參與司法改革若仍僅侷限在這些部分，不免引來圖利自己的質疑。此外，過去只要受過大學法學教育（甚至並未接受過正規法學教育），通過考試和受訓後，便可擔當法官之職。如今教育水平提升，每年接受司法官訓練的學員，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擁有碩士的學歷，國家也鼓勵法官在職與出國進修，法官的學術研究能力與對外國法制的瞭解，與往昔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有能力對修法立法提出意見，更有能力批判某些偏差移植或欠缺實證基礎的學說理論。於是乎，法官進入司改場域，可以關心與有能力關心之事，變得極為豐富，台灣的司法改革，終於逐漸脫離特定族群的主導，走向了更為全面多元的時代。
這其中，自然不能不提到孟皇的努力。
不論是最早一本法普教育的「羈押魚肉」（成為我課堂上的課外閱讀指定書），或是因身為金融專庭的法官，第一手接觸財經犯罪而進行的學術研究「金融犯罪與刑事審判」（成為我個人轉進財經刑法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或對最高法院體制與運作進行改革建言，或關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人員研習所的課程設計，他介入司改的層面既深且廣。雖我自己也是個被公認的精力充沛之人，但我仍常懷疑孟皇到底是哪裡來的時間體力，在沈重的審判工作之餘，可以如此孜孜矻矻地聚沙成塔、積水成川？
這是孟皇的第二本法普書籍，我進入學界，就是為了讓專業法律人更為專業，同時也讓無法律專業之人擁有法普的知識。因此，我長年在交通大學義務開設通識課程，這一點，我和孟皇的理念契合，能夠為這本書寫一些個人感言，誠屬榮幸。
威權時代法律人衝撞的身影正逐漸淡去，在大破之後，我們需要大立。大立，需要縝密的思考、理論的基底、策略的佈局、整合的能力、以人為本的柔軟慈悲，更要有承受改革風險─尤其是在體制內改革的風險─的勇氣。
我在法律學術圈，孟皇身處司法體系內，我和孟皇，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但我們對台灣的法學與司法，有著共同的希望與期待：我們希望台灣的司法以人為本，台灣的法學擁有自己的生命，台灣的法律人有國際的視野，也有為吾土吾鄉奮鬥的決心與能力。我們為司法改革所做的努力，看似殊途，實則同歸。每一代的法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而孟皇與我輩法律人所肩負的大立之責，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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