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家讀者的後台，有人討論起張大春的小說缺乏同情，於是寫下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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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我突發奇想，「燦爛」這樣夢幻的字眼，陽剛的張大春應該是不會用的吧，這跟腔調有關，一如他寫司馬中原擬小兒女情態時破功的思考，關八爺是不適合水磨調的。
不過幾天後翻他的書時還是翻到他用這個詞。
本來哪個詞不用種想法就是有問題的，畢竟詞在人為，放在什麼樣的地方，發揮的效果便不同。
但這投射出的是我對於張大春的形象預設。
生活中的張大春是個血性漢子，有個軼聞如下：有次他的小孩意外被關在車中，他便一腳踢破車窗救出小孩。
在他主持的廣播節目中，他會邀請各行各業的人物來上節目，有次我聽到的是消防員，因此我認為張對於小說中常被視為「小人物」的千工百業，其實是比一般小說家更具理解與同情能力的，打個比方來說，要他寫出像黃春明這類本色行當俱足的小說並非難事。
因此除了小說家的性格之外，我們有沒有其他理解的方式。
張大春開始寫作的年代，應該是70年代所謂鄉土文學盛行的中後期，當時像洪醒夫這樣優秀的作家是有，不過以寫農村溫情或悲情以迎合文學獎、副刊的投機作家也不少。夏志清在1978年評聯合報文學獎首獎得主的作品時，記下了得獎者在接受訪問時的回答，得獎者說：「花了許多時間仔細的閱讀第一、二屆小說獎的每篇得獎作品，又把第二次小說獎評選紀錄拿來反覆研究了好幾次，最後把太太在兩、三年前告訴他的一則故事寫成小說。」而他的首獎作品，便是以老榕／老農的故事，寫出光明的遠景。
以寫實主義出發的鄉土題材，到末流只成了鄉土為背景，方言為裝飾的矯情主義，這樣的脈絡，用來理解張大春在寫作時對於寫實的省思到擺脫(《雞翎圖》時代的張還是挺70年代的)，以及對於文章充滿浮泛情緒的反叛，或許能提供我們除了小說家性格之外，另一個理解張大春總不願讓小說輕易地落入「感動」的原因。
對於張大春缺乏「同情」的說法，類似的論點也能在王德威的批評中看到。王德威的求全之毀，是期能張大春在戲虐和義憤之外，多點同情，他舉出《撒謊的信徒》為例，對於李政男的書寫，在他落筆時認為不值得傳其名時，也已將這個角色的發揮可能給局限住了。不過王德威對於＜四喜憂國＞、《我妹妹》、《尋人啟事》等篇章，就能給出王德威認為缺少的。一向感性的李國修，會挑《我妹妹》作為戲劇的張本，也間接証明這點。不過感性歸感性，《我妹妹》還是埋了不少小說家虛構功力的手法，只是或許大頭春系列太過暢銷，又太過於明白，文評家很少細論。
放不放感情，同不同情，我覺得是「路數」或小說美學的考量。走在七等生或洪醒夫的小說世界，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風景，卻都一樣令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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