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私立高中職到偏遠小學，招生不足減班、裁徹教職員甚至關校已經是校園中公開的秘密，過去傳道、授業的老師們背上沉重的業績/招生壓力，顯見生育率降低導致學校等社會機構大量關門、勞動力以及消費降低已經是可以想見的未來。
台灣年輕人不再生養小孩了嗎？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台灣近幾年總生育率下降到一．三，意味著每位婦女平均生育遠低於人口替換的兩名子女；民國89龍年出生率為千分之13.76，此後一路下滑到 92年為10.06，如換算成新生兒的人數，3年間每年平均少了2萬8000餘名新生兒。
但是另一項調查又說，台灣已婚婦女不想要小孩的不到一個百分點，只想要一個小孩的也不到五個百分點，絕大多數婦女的理想子女數都超過兩個，顯見晚婚、高等教育並未減少女人想當媽媽的意願，多數小家庭是「沒能力生養，而非不願當爸媽」。
陳羽鈞是三歲小唄的媽媽，下班回家，小唄衝到懷理大叫「媽媽，我好想妳」是她最幸福的時刻。跟許多年輕媽媽相比，有婆婆、媽媽爭相照顧孫子的羽鈞毋寧是幸運的媳婦和女兒。談到育兒，小唄媽媽表示「我覺得現在人不敢生小孩除了經濟因素，時間也是主要的考量點，台灣女人很少有純粹的家庭主婦，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在工作，跑來跑去接送小孩很累耶！像國外有社區保母的制度，由國家廣設便宜好用的保母中心，讓職業媽媽可以放心上班。像我就不放心外面的保母，要等小唄上幼稚園才打算替他添個妹妹，我怕婆婆會太辛苦嘛！」「現在普通的私立幼稚園一學期就要三、四萬塊，政府的一年一萬塊的幼兒教育補助卷根本就不夠，倒不如把錢拿來增加、提升公立幼稚園的數量跟品質，我知道私立幼稚園會不高興，但是要做福利就不能怕利益團體關說啊！法律規定大公司設托兒所，我老公在大企業上班他們公司也沒有依法設立…政府總不能一邊怪年輕人不生，一邊讓小家庭負擔不起。」
一位不願具名的未婚女超商店員說，她的三個姐姐總共生了八個小孩，全都是阿媽和小阿姨幫忙養大的，姐姐、姐夫要養三個孩子，如果不是媽媽免費照顧根本吃不消，她很喜歡小孩，但是沒有經濟基礎，自己可不要累壞老媽；住台北的上班族阿伶和老公育有一男一女，托給南部的婆婆帶，每個星期假日就大包、小包的南北奔波看孩子，平時想念寶寶就拿照片親一親…
中研院助理研究員范雲說明，女人外出工作後，其實就會發現所謂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根本是個美麗的神話。許多女性因為生育離開職場，但在幾年之後，發現她們失去了再工作的機會，或被迫下降到薪資更低的工作，因此高教育女性群體，也是生育率下降得最多的群體。
觀察歐美日國家生育狀況，瑞典是唯一一個享有女性的高勞動參與率以及高生育率的國家。瑞典政府介入托育，大量設置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中心，並且補助因育嬰假而離開職場的父母，現在當地更積極地鼓勵男性承擔親職，規定育嬰假男性要請至少1/3，因此在瑞典大街小巷，奶爸優游推嬰兒車的情景平常可見。
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劉毓秀長年推動托育公共化，提倡學習瑞典經驗，讓女人能自在育兒。因為國家資源有限、公立幼兒園供不應求，而私立幼兒園在自由競爭的機制下，過度商業化，許多女性被夾在工作薪水不高、托育費用水漲船高的兩難中間，減低了外出就業的誘因。劉毓秀主張一方面由政府推動建立「公共化托育體系」（類似現有的公辦民營托兒所，以及由國民小學委辦的課後照顧服務班），提供平價的托教福利，同時讓營利機構提供多元的托教服務。這樣能夠廣泛減輕一般家庭的托教費用；而經濟能力較好的家庭，則可自由選擇較為昂貴的服務。
然而是不是有了北歐式的的福利政策，台灣女人就能開懷享受母職？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蘇芊玲表示過，以日本為例，即使有良善的托兒設施，也不可能把孩子二十四小時放在托兒所或幼稚園，如果男人不願改變傳統的父親角色，育兒責任還是得由母親一人一肩挑起，身心勞累是一回事，新一代女性更不願意中斷、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一段說明點出了育兒除了國家積極的介入，傳統性別角色的轉換也是生育率的關鍵之一。
當更多的爸爸們樂於當奶爸、更多的女人可以自由選擇職場與家庭的跑道轉換，台灣或許能有更多的機會，擁有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奔跑跳躍在這美麗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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