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唯有經歷過光明与黑暗，戰爭与和平，興盛与衰頹，才算是真正活過。」─茲威格
留意到茲威格(Stefan Zweig, 1882-1942)是去年的事，到了今年我才開始購買、閱讀他的著作，最近我才知道，1930年代他的作品普受翻譯，居世界第一，他有不少著作都成為歐洲的暢銷書。但經過時日那些聲名遠播者，反而不若當日不知名的人。例如卡夫卡和班傑明(Walter Benjamin)，皆是死後才受重視。
當日的歐洲猶太人，尤其是從事創作的文人，有不少相似處。茲威格比卡夫卡大一歲，都生在奧匈帝國治下，長在富裕的家庭，受過良好教育，都以德語創作，都在文化都會成長（奧地利、柏林、布拉格等等），正如班傑明一樣，他們很早就顯出創作的興趣与特殊的天賦，也都有一群同好，和當地的文藝圈維持彼此長久的友誼。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優越的背景，讓他們能跨越諸多文化語言，吸納歐洲文化的精華，普遍來說在他們身上歐洲意識遠大於猶太思維。尤其茲威格終其一生，企盼並提倡歐洲統合，雖然有段時間他和錫安復國主義運動的創始人何索（Theordor Herzl）來往甚多，可以說他早熟的名氣和何索的提拔有關（當時何索在奧地利最具威望的報紙擔任副刊編輯），但他始終沒有改變大歐洲的思想。
Zweig比他人更幸運，年幼就展露頭角，備受肯定，日後的著作甚多。不若卡夫卡与班傑明，只有小範圍的文友知曉他們，著作也少有印行機會。今天這個局面似乎反轉了，不知名者反而上升。班傑明比茲威格小十歲，1933年因納粹流放他鄉，先後都以自殺結束生命。只是茲威格比班傑明更絕望，他雖逃到非戰區─巴西，已經脫離戰爭与死亡的威脅，不像班傑明陷於法西邊境，無法脫身，恐懼被遣送才自绝。我想起日後經歷大屠殺倖存的Primo Levi，也以自殺結束生命，自由不一定帶來希望，這是猶太人無可言宣的悲劇。
回憶錄勾勒了兩個世紀交替中歐洲的變異，生動而深刻。他的青年時代時值維也納最燦爛精華的黃金時代，继而他在歐洲各地受教育，遍遊各國，深諳歐陸最精采的文學藝術，和歐洲最知名的文人藝術家來往，可算得交遊廣闊、見識深遠，他也歷經兩次大戰，體驗戰後嚴重的缺糧与通貨膨脹。1933年後他和許多猶太人一樣流亡海外，損失了大部份家業，在異邦生存。冷靜的觀察讓他苦澀萬分，哀悼那個舊有美好的時空日漸消逝，讓他提筆書寫這本回憶錄。《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正是他珍惜卻變色的一幅泛歐全景畫，既闡明他個人成長的創作之路，同時亦顯示他身後劇烈起伏的歷史時空。
身處奧地利的文藝黃金年代，那種蓬勃的氣氛，由他列舉的事件可窺一二：「我們像患了熱病一樣渴慕知道一切，了解發生在藝術科學領域中的一切。…這其中對我們最重要的事，就是閱讀。」他們在拉丁文法書裡夾著里爾克的詩，他們閱讀到手的所有讀物，他們借圖書館的書來讀，也彼此傳閱借到的書籍。但是「讓我們了解一切新鮮事物的最佳教育場所，始終是咖啡館。」為何是咖啡館？因為那裡不只是民主俱樂部，也是彙集各種雜誌報紙的地方，咖啡館文化和他們的閱讀習性不可分割。Zweig這麼說：「所以我們能知道天下事，我們有第一手材料。了解出版的每本新書，知道各地的每場演出，比較不同報紙上的評論。」而Zweig當時不過就是個中學生，但他的閱讀能量、探求新知的渴望，標示出維也納的文化氣氛。
學生時代的Zweig到過不同地方接受教育，他的見識更形開廣，他的泛歐思想也由此而加強。在柏林受教育期間，在他人鼓勵下，除了創作外，他也訓練自己從事翻譯工作，我覺得這對有志創作的人來說是個極有價值的鍛鍊，當時德國教育相當自由，Zweig有充分時間發展他的興趣，他說：「至今我仍然認為，從事文學翻譯是讓年輕作家更深刻、更創造性地了解母語的最佳途徑。…絞盡腦汁去發掘外語中這些最獨特的表述方式，又在母語中找到与之對應、同樣生動的用法，這種苦思冥想對於我而言始終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創作樂趣。」這種訓練孤寂而艱辛，但樂趣也在其中。
Zweig提到他創作的一個傾向，無論他作品的文類為何，無論是詩劇、傳記、或歷史文體，他始終關注失敗者的悲劇。他說：「在我的傳記作品中，我的主人公不是現實中取得勝利的人，而是在道德意義上立於不敗之地的人。」所以他注意伊拉斯摩斯(Erasmus)，而不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讀他的《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還有《斷頭王后：Maria Antoinette》我特別注意這個特點，以及他對失敗人物的關注与描寫，例如：他分析滑鐵盧戰役中拿破崙失敗的重要因素，提出了一個關鍵人物─格魯希（當時擔任拿破崙的元帥），Zweig說他是個平庸之輩，卻在最重要的時刻掌握了命運的權炳。由於他的誤判，使得滑鐵盧成了拿破崙兵敗一個不可逆轉的界碑。有的百科全書中肯定Zweig對歷史人物的刻劃，從回憶錄還有其他書籍都可看出他對此道之擅長。
他對時局的觀察十分留意，對這兩次發生在歐陸的世界大戰，深富洞察。第一次大戰發生前後，歐洲人對軍國主義這種稱謂十分排斥，可以說他們對文明的態度仍舊嚴肅誠懇，他說：「1914年的時候在人們看來，文明還是高於強權。諸如『神的利己主義』和『生存空間』這樣的口號全被視做不道德。」他比較這兩個戰爭的差異，由此也看出歐洲人心態的丕變：「我必須再三強調，在1914到1918年的時候，人們還有辦法喚起世人的良知，一個國家的藝術創作和道德元素在戰爭中還能有一定的影響，成為受人重視的力量。各個國家還在謀求人類的善意，還沒有像1939年的德國那樣，以非人的殘暴將他狠狠踐踏。」他沒有機會等到二次大戰結束，也無法目睹歐洲重建。但他所形容的殘暴對歐洲人與其文化的摧殘嚴酷深劇。
1917年大戰接近結束的時刻，Zweig的劇本《耶利米》準備在瑞士演出，讓他有機會出國。奧地利雖然參戰，但劇本反戰的言論，竟仍能在奧地利印行暢銷(戰爭初期狂熱的愛國情緒已略有消退)，甚至連主戰派都對他保持敬意，這顯示歐洲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尚未喪失文明的氣息。當時瑞士雖保持中立，但充分的言論自由卻等於另闢戰場：「那裡什麼人都有，但都是過客。在那裡，可以聽見各式各樣的的見解，最荒謬的和最明智的。」那些熱烈的爭論讓他感到興奮，也同感疲倦。但奇怪的是，作者卻觀察到「在精神上，大家對戰爭的感受比在祖國時更深切了。因為，人們在這裡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戰爭，完全擺脫了勝敗造成的民族利害。」
在瑞士停留的人形形色色，除了激辯的人群，還有另一批人，或是超凡物外；或是陷入糾纏，無法化解戰爭帶來的矛盾，Zweig刻劃人物形象的本事，在此又得到証明。這些人不少是混血兒，或跨越兩種國界；有人口操德語，心向法國；有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受兩個敵對國家徵召，他們經歷難以形容的撕裂，不知何去何從。於是，瑞士便成了他們的避難所。Zweig在瑞士的咖啡館裡，也遇見了一位奇人：James Joyce。他簡短勾勒便清楚顯像，Zweig形容他額頭像瓷器般光亮，飽滿的額下卻匯聚繁複的詞語，在他嫻熟的調度下組合排列。他的憂鬱和政治無關，也許他正在和未完成的《Ulysses》搏鬥。Zweig描繪他的形象：「當我在大街上看見他，他總是緊閉著薄薄的雙唇，步履匆匆，好像奔赴某個目標。…我後來一點也不奇怪，正是這個人寫出了那部最孤獨的作品。他与一切都沒有聯繫，彷彿一顆流星墜入我們的時代。」
本書末後一章，Zweig花了一點篇幅，探討猶太民族的歷史角色，語重心長，感慨良多。猶太民族以往強調自己是神的選民，但如今許多人不再以此自豪，巨大的疑惑困擾他們，為何逃亡？到底何去何從？何處是家園？他們已不若往日，「神」不再是他們尋求的對像，他們只得尋求自己的解答。納粹全面性的圍剿滅絕，讓猶太人痛苦煎熬，但同時卻也喚起他們共同的意識。我想起舊約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常陷於兩難，既要接受神的差遣向百姓吐露真言，又同情以色列人的處境，他無法兩面兼顧。他知道以色列人被擄的命運，也領悟神的審判，但忠言逆耳，使以色列人厭惡他到極點。由此他經常哀哭，《哀歌》就是他最深的嘆息。我不知道Zweig創作的詩劇《耶利米》，是否表露了這種兩難的處境。戰爭期間，他深知危機就要降臨，那些喊口號，支持民主共和的人，其實都是牆頭草，納粹一旦來臨，這些人就會投降，立刻變天。Zweig的觀察準確深入，卻無力改變現狀。
納粹發動戰爭之前，Zweig仍有機會旅行，當他途經西班牙短暫停留，他親眼目睹法西斯的勢力擴張，如同他在義大利与德語世界所見，他們崇奉暴力極權，在暴力面前，民主就像以卵擊石一樣脆弱。他憂心忡忡：「我不忍再看美麗的家園由於遭到罪惡的蹂躪滑向了毀滅的深淵，在我眼中，歐洲由於自己的瘋狂已經瀕臨死亡，歐洲，我們神聖的家園，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走向毀滅。」他悲觀的語調溢於言表，經過戰爭摧殘，歐洲的確不是他心目中的聖所，如果他多活幾年，得知他的同胞被屠殺了六百萬之眾，可能他大歐洲的理想便要完全幻滅，可惜他已經失去耐性等候。
正如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從裡到外都產生變革，新一代年輕人有意和過去決裂，文藝創作風格丕變，不只年輕人，連老年人都搶搭時髦風潮，他對此風頗不以為然。他在書中紀錄了變遷的軌跡，但風潮就像水的流向，想要做中流砥柱，談何容易，但他已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標題的引言：「人，唯有經歷過光明与黑暗，戰爭与和平，興盛与衰頹，才算是真正活過。」我們不一定非得如此才算是個人，但這卻是他六十年生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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