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標米酒開始的一個文化考察
新世代青年團 張映
在國際貿易之中──在國與國之間、或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當他們的商品在進行交換時，同時也正是「文化交換」的過程。而這個層次，卻是主流經濟學家在大力提倡「自由化」、「平等貿易」等價值時，所刻意忽略的。所以，這也是造就台灣的紅標米酒，在加入WTO的談判過程中，被視為「一般商品」的重要癥結。紅標米酒所代表的台灣飲食傳統、台灣的小市民文化、以及台灣婦女的坐月子文化等，都在談判桌上被徹徹底底的取消了。
其實，在國際貿易當中的各個環節都能影響到當地的文化。比如，買一個舶來品，不只是買進一個使用價值而已，同時，也是買入一個「文化包裝」，這是「文化進口」。然而，這個層次的考量，卻屢屢不被當政者所注意。紅酒與乳酪帶來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品味」與生活質地，在主流的眼中，卻是貿易依存度、出超或入超。好萊塢的電影，便不祇是一部電影而已，而是另外一套文化系統的傳輸，好萊塢的美學概念、對典型（stereo type）的觀念、對女性的看法、甚至是政治思想、民族情感及意識型態等等，就在商品進口的同時，夾帶著「舶來文化」入侵。一旦我們忽略了這個層面的思考、或是坐視不管，台灣的本土文化便極有可能受到打擊與摧殘。因此，反省台灣加入WTO的過程，台灣政府到底放棄了那些對台灣人民有用的、重要的本國產品或是商品？竟使其如煙消逝於歷史之中。
只要是商品，便有其歷史、脈絡及其文化特色。因為商品是人類勞動力所凝結而成的產品，在整個勞動過程當中，便牽涉到生產該商品所需之生產力、生產關係甚至是國家機器、法權觀念、意識型態等。因此，從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說，商品本身之生產商品、商品流通及消費商品的過程，就是一連串文化活動的複雜糾結，以及由此相應而生的歷史發展。商品的發展，也正是主導著地方、民族及國家在意識型態、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文化方面的演變。但吊詭的是，商品──這種被打上社會烙印的東西，只能「部分」的反映生產關係，甚至是顛倒的表現這些現象。
以台灣的紅標米酒為例，我們便能更具體了解。過去五十年來，紅標米酒在菸酒公賣的政策下，是以人民需求為主來作為生產的目的。因此，紅標米酒價格的訂定大多是以打平生產成本及流通成本為原則，而不完全以營利為目的。即便是在早期──國家欲以壟斷菸酒公賣，來做為國家控制及國家資本積累的手段的時期，紅標米酒是以低價政策供應民生需要。直到這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紅標米酒的價格不但沒有明顯的漲幅，而且在扣除通貨膨脹的比率之後，紅標米酒的實際價格更是不升反降的。因此，從這樣的歷史脈絡中，紅標米酒應該被定義為「半商品」，因為嚴格來說，紅標米酒在政治力、社會力及風俗習慣的牽制下，無法發展為「完全」的商品。因此，我們不能將台灣的紅標米酒視為具有一般性的商品。
再者，紅標米酒在台灣的本土文化中，名列重要的料理食材之一。醃製、去腥、提味、保存等，在大部分的料理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到紅標米酒的用途。另外，台灣女性傳統坐月子需要，她們在「月內」大部分所喫的食品中，都必須以米酒製作。甚者，台灣傳統的醫療、食療文化中，「泡藥酒」更是不可缺少。還在民俗祭典、節日的供品中，在原住民的各種節日之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紅標米酒所扮演的多種多樣化的角色。
然而，這一切與台灣人民生活緊緊扣連的風俗習慣、其及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卻在台灣加入WTO的談判桌上嚴重的缺席了。紅標米酒不應該只是「蒸餾酒」──這種商品而已。而是在台灣歷史中，有文化性的代表、有歷史意涵的象徵。這種意義卻在台灣派出的談判代表如蔡英文口中被抹煞了，這無疑是台灣代表藐視自己的文化的結果。商品交換的平等互惠，不應只是經濟層面，還應當考慮到要「文化層面」的平等互惠。談判桌上的致命性決定，使得台灣的紅標米酒必須納入國際貿易的商品競爭中，使得紅標米酒以人民需求為主的生產及供應政策，變成談判桌上所言的「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違反國際貿易的平等自由，必須加收高額的菸酒稅。而紅標米酒從「半商品」，硬是被活生生的推入全世界的眾多「商品」之列。失去原本面目的紅標米酒，從此之後，在台灣人民的眼中，將只是超市整列貨架中的一瓶昂貴的「蒸餾酒」。
在這波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許多政治經濟相對弱勢的國家，在國際貿易的門戶大開之後，遭受到重大的文化衝擊。麥當勞取代了大多數兒童及青少年的最愛，可口可樂成了年輕人流行時尚的象徵。而這樣的過程，以前的台灣經歷過，而在台灣加入WTO的現在，我們便透過「紅標米酒」事件，又再度經歷一次。或許會有人指出，這是一種文化保護的論點及立場。但是，這並不是閉門造車，也不是關門主義心態使然，而是站在台灣人民的利益及立場來設想。台灣人民樂見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及交流，但是對於國內急需保護的產業及文化，台灣的政府應該極力爭取應有的權益，而不是伸長脖子，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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