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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Therborn《政權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政權》Pp. 59-125，遠流（1990）


承續前兩章所謂：意識形態永遠不可能歸結為各種階級的意識形態，人的主體性其他基本形式乃是與階級主體性同時存在的（p.36）。進一步提出：一切身分地位的意識形態皆具有雙重的特性，其包含自我的意識形態和相關的去勢的意識形態，其皆是隨生產方式本身發展出來。自我的意識形態使一個主體同另一個主體產生關係；而階級去勢的意識形態則構成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的主體（p.66）。階級去勢的意識形態不僅作為剝削階級的宰制工具，同時亦是被剝削階級抵制剝削者的基礎（p.66）。

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常被問及的疑問：‘何以見得工人階級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承載者’，可在Therborn此找到回應。其指出在邏輯上並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乃隱含在工人階級，因而形成了部分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p.70）；但可發現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間具有一種社會主義和非其他階級的意識形態（如：生產勞動集體主義取向、對於工人克服和反對商品關係之肯定等）間存在著強有力的選擇性的親和力，存在著一種互相接合和結合的可能性（p.70）。以選擇性的親和力作為對此疑惑的解釋，而非理所當然地認為工人階級即是革命的承載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彈性，亦有解套的作用。

針對知識份子之區分，Therborn在此亦有所著墨。Gramsci認為有機的知識份子乃自其身處的階級所產出；傳統的知識份子則是自早期社會構成形成及附屬於主要階層者。而Therborn則透過意識形態的分析達至相同的分類結果：有機的知識份子是那些為特定結的意識形態所獻身的人；傳統的知識份子則是與不同階級有種種接合的這些存在著的與歷史上的涵蓋在內的意識形態之生產者與散播者（p.77）。知識份子作為言說實踐的專家，而在制度上與社會階級結合。

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需將其視為‘仍在作用著的社會過程’（p.83）。而對於將意識形態視為實踐的言說領域是占主導地位的這些實踐中，可觀察到兩種意識形態宰制構成成分：其一，是一種言說的特定秩序之構成與維繫（通過限制、保護，與限定的占有，三方面達成秩序的維持）；其二，包含著非言說的肯定和懲罰之部署（肯定，乃通過儀式組織起來；懲罰，則將其逐出教門）（p.87-90）。

而在針對意識形態機器的討論中，Therborn並未接受Althusser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界定，而認為‘意識形態機器是政權組織在社會中的一部分，而政權的社會關係被濃縮和具體化在國家中（p.91）’。意識形態機器乃作為意識形態言說，及其限制、保護和限定的占有兩者聚集的關節點，作為一個場所而存在。

保證被統治者服從統治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從屬機制，不能僅以簡單的武力與同意作為劃分。Therborn在此依‘建構的方式’與‘是否能看到另一種政權的可能性’區隔為六種：適應、不可避免的意識、展現的意識、順從、使人害怕，無奈（p.97-100）。其中，Therborn認為統治階級維持其領導權時乃集中在使無奈（對於變革的可能性持悲觀的看法）和不可避免的意識（認為不可能還有其他的選擇）產生，並維持適應（關係到服從統治者的一種認知，亦包含接納反對的可能）的可能性。若由此進行對自身的反省，自己對台灣各政黨乃持‘其皆是為資本家服務’之心態，而對於台灣政黨輪替持負面且消極的態度，這種看似看破的心態，或許反倒陷入無奈的意識形態宰制。

而對於意識形態的政權在社會變革中的運作情形，可分為意識形態的動員與政治主體和意識形態的漂積（drift）兩方面來討論。要達至支配新意識形態體系的重新改組，在邏輯上有三種可能：其一，動員過去的經驗、價值、象徵等基礎；其二，以另一種展現的現實基礎動員，亦即「拿榜樣動員」；其三，動員未來，而最有效的乃是以「預期的恐懼」作為動員力量（p.120-122）。而所謂意識形態的漂積，乃是指一種涉及到在占主導地位的言說裡頭之變革，而非涉及到一種有關占主導地位的言說之變革（p.123）。乍看之下似乎乃指涉一種‘自內部破壞’，其並非對現存政權構成一種重大威脅的劇烈動員，而是使既存政權繼續存在，但其內部元素則有所改變，或許部分北歐的福利國家可作為此現實經驗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