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經營網 作者：李冬君 原題為：百年清華的自由思想：自由可貴生死堅守
年，中國精神的高岸轟然坍塌一隅。
月19日，梁啟超因協和醫院值班護士之誤，死于手術醫生之手。
月15日，梁之好友，南開新私學創始人，用一生來“通中西之學，通古今之變，通文理之 用”，用一生來信守“立國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義”的嚴范孫先生，亦病逝于天津了。隨之 而來的夏季，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在黨國派來的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先生的演講聲中終結 了。
靜安之碑
這一年的6月3日，乃王國維絕命兩周年紀念日，值此國學院謝幕時，清華師生請求為靜安 先生(王國維字)立碑于校園工字廳東南。
碑之銘文，清華人敦請陳寅恪先生來作，寅恪先生椎心泣血，發為斯言：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 亡。
嗚呼！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斯言一出，正本清源，非獨為靜安先生立一豐碑，實亦欲以靜安先生為表率，為我們多災 多難的民族，立一文化個體性的精神豐碑。
靜安先生臨終前，留下絕命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五十而知天命”，王國維和魯迅，都預見了革命就要來臨。魯迅繼《狂人日記》后，發 表《阿Q正傳》，從“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前者是文化革命寓言，后者是社會革命傳 奇。
王國維作《殷周制度論》，大談“殷周之際革命”，他多么希望即將到來的革命，是一場 像文武周公那樣的圣人革命，沒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召喚出來的卻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們 。
魯迅作為“狂人”之一，沒有逃避這場阿Q式革命。但他卻像“狂人”一樣，對革命保持 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國民革命中既批判國民性而 又不成為“人民公敵”？如何在壓倒一切的群眾運動中前進而又不放棄自己的文化個體性？這 便是魯迅！
王國維太單純，他應付不了如此復雜的革命，無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間生存。
當即將來臨的革命，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他將怎樣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他 面對的革命，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毀滅其文化理想。
一種文化理想，當其受難時，必有殉之者如靜安先生，亦當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
記得梁任公在袁氏復辟帝制時曾說，哪怕四萬萬人都服從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對 帝制！不為別的，只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我們相信，他對國民黨訓政及其黨化教育也會如是說 。
此二人者，靜安之死為悲劇，任公之死如喜劇，惟寅恪先生，受盡折磨而死。
寅恪之死
關于寅恪之死，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道：“那時候，挨整的人及 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 知開會，點人出來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 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于給嚇死了。”寅 恪臨死前的慘狀，被她說出來了。
寅恪非“壽者”，但“久憂不死，何苦也”卻是沖著他說的。他怕死嗎？怕死敢說“平生 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若怕死，他早就將自己肩上的兩副擔子都放下了，可他沒放 下！
那時，只有他敢說不要政治學習，且要毛、劉兩位最高首腦為他擔保，敢這么說的，普天 之下，還有第二人嗎？不管你什么主義，要做他的學生只有一條，那就是要有“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沒有這一條，就不是他的學生，聽他講過課，跟他學習過，那不算。
靜安先生可以死，而他不能，為什么？因為靜噴砂安先生那不死的靈魂，還有他可以托付，而 他尚無可以托付之人，一副皮囊雖不足惜，但那“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靈魂——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卻不能無處安身。因此，他以煎熬著的殘病之軀挺立著，超越 了生理的極限。
而他的堅守，并非到了臨終前才開始，從1929年他為靜安先生立碑文時就已開始，二十年 以后，他有一個答復科學院的講話，重申了他的主張，并解釋了他當年撰寫碑文時的真實想法 ：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 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 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我所說的“俗諦”， 在當時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 理，即不能研究學術。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 ，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 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
他以為，一切都是小事，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大事，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就 這樣守望著，可他多么孤獨！“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這“負氣”二字，說盡 傷心人情懷，因為擔待，所以“負氣”，沒人同他一起擔待，所以更加“負氣”，“著書唯剩 頌紅妝”，就是“負氣”。
《柳如是別傳》即為“負氣”之作，這一口氣，從二十年前就提起來，他以口述，一字一 句提起來，這么長的一口氣，將自己的生命都用盡了，可有人看不懂，問：就為了這么個妓女 ？
這樣問，還是在人與人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用了分別心，可先生從 未這樣自問，從為王國維立碑到為柳如是立傳，他只問天地之心——“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 神”。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為天地立心，是針對三民主義的黨化教育，五十年代初，他為錢柳 請命，是要提醒國人，三百年前，中國文化未亡于異族入侵，這一次，很可能會亡于自己的革 命。他很清楚王國維臨死前的那一番心情，也深知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就是要守住文化 ，不能“亡天下”。黑云壓城，“文革”就要來臨，要留住文化的根，那根，就是天地之心—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這些年，他愈痛苦偏愈堅守！“七尺從天乞活埋”豈足以言之？他在人間煉獄里，受盡煎 熬而死，死而后已，當時亦只能如此。可他把文化的根，留在了《柳如是別傳》，留在了王國 維的紀念碑里，這是中國士人最后的精神據點了。先生說：自從為王國維撰寫碑文，“獨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一直是我的追求。你們去看，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淹沒。
如今，那書在，就在案頭上；那碑文也在，還在清華園里。可寅恪先生的精神，還在嗎？ 看看清華大學校訓，想想“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我們好想做先生的弟子，真的愿意像 先生那樣，把文化的根立在自己的骨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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