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4 17:34:19| 人氣573|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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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自然敲響的警鐘



自COVID-19被世衛組織定義為全球大流行以來,其已成為當前影響全球經濟、政治走勢最重要的變量,疫情擴散範圍和持續性也一再刷新各界的預期。

這樣的疫情,對人、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範圍和深度,在過去百年的歷史上都是一個新高。有觀點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世界大戰。因為即使在世界大戰期間,經濟也沒有像病毒影響這樣而造成停擺,也沒有讓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面臨危機與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性疫情下,關於疫情對經濟、社會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的討論紛至沓來。但這些討論與分析,卻很少從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進行回溯與思考,從而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調整。事實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正是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儘管疫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但對於疫情的最終影響,可以說我們仍然未知,但這遠非絕對。


從疫情下暴露的全球治理體系的無序失效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普遍抬頭,都離不開對中心主義的討論。疫情已經用一個自然發出的信號,提示我們思考我們所支配的世界。這也將對疫情過後我們對自然的關係重建產生必要的影響。




從人類中心主義到人類世

在過去的倫理道德觀念中,人類同自然一直處於對立狀態。人類由於同自然相比力量過於弱小而一直渴望能夠征服自然,因此人類的倫理選擇始終都是努力建構自然征服者的倫理身份。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源頭,最早可以在公元前5世紀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思想中窺見。這種將能否為人所用作為事物存在根據的思想影響了柏拉圖,導致他從人的理念出發構造以人為中心的世界。


而在亞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更為明確具體。他在《政治學》中表示:“自然不可能毫無目的、毫無用處地創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動物肯定都是自然為了人類而創造的”,即動物的價值就是為人提供服務,人是動物的主宰,人不對動物負有道德義務。


在中世紀的神學體系中,上帝不僅創造了人,而且還創造了以人為中心的萬物,因此人是萬物的主宰。托勒密“地心說”仍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認為人類不僅在空間位置上處於宇宙的中心,而且在“目的”意義上也處於宇宙的中心,因此人是世界萬物的主宰。這種思想催生了以神學目的論為主要思想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誕生。在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把“我思故我在”作為認識論哲學的基礎,強調科學的目的在於造福人類,主張“藉助實踐哲學使自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和統治者”。


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演變中,培根和洛克都強調知識的力量,主張人要做自然界的主人。笛卡爾和康德都強調人要做自然的統治者,做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他們都堅持把人作為理解自然的標準,完全從人的利益出發評價世界。


18世紀以後,數次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選擇科學改變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弱勢地位,能夠在某些方面利用科學技術征服自然、改變自然。我們製造槍支獵殺動物,改進漁具捕撈魚蝦,發明藥物對付蚊蟲,採集煤炭驅走寒冷,砍伐樹木修建房屋,修建道路方便通行。


同時,人類所擁有的強大能力,正在對地球上的生態系統產生重大的影響,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也由此誕生,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說:“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這個‘人類世’或者‘人類時代’,這也是有史以來人類活動第一次成為塑造地球上所有生命維持系統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說,人類的行為已經幾乎成為影響地球面貌的重要力量。


現在,“人類世”這個概念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討論的概念和說法。2019年5月21日,英國著名科學雜誌《自然》報道,權威科研小組“人類世工作組”投票決定,正式向國際地球科學聯合會提出申請,在地質年代表上加上“人類世”,起始時間為20世紀中期。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1950年以後的數十年中,地球的一些地質特徵發生了明顯變化,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全球氣溫和海平面都發生了異動,與過去1萬多年來的變化趨勢截然不同。





新冠病毒: 自然敲響的警鐘?

某種程度上,人類已經成為地球的主人或是最重要的統治者,人具有了超越自然的力量,具有了擺脫自然束縛的能力。但恩格斯也說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將對我們進行報復。”


在COVID- 19流行以後,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布了一個被命名為“新冠病毒:自然敲響的警鐘”的視頻.在這個視頻中,聯合國環境署指出:“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是自然向人類敲響的警鐘,我們對自然的破壞已經危及到我們自身的生存。


平均每4個月就會出現1種新的威脅人類健康的傳染病。其中,75%的新發傳染病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的”。而且,由於我們獵殺野生動物,對野生動物自然棲息地造成破壞,導致很多動物和植物的消失,這給人類的生態健康帶來了威脅。


正是由於生物多樣性的存在,病毒不容易傳播轉移到人的身上。而隨着人類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大,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接觸越來越多。再加上不法者非法獵殺野生動物和進行野生動物交易,病毒更容易傳染給人類。


COVID-19與2003年的SARS冠狀病毒以及2012年的MERS冠狀病毒同屬於冠狀病毒科β屬,都是一種人畜共染病毒。醫學至今也未能確定這種病毒的來源、出現原因及中間宿主,儘管有研究指向病毒的第一攜帶者是來自蝙蝠。但要證實從蝙蝠如何傳播到人類身上的這個傳播鏈條,這條科研路依舊曲折迂迴。


目前,已知地球上存在大約170萬種未知的病毒。這些病毒傳染給人類之後,很多都會像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一樣,是人類所未知的,使我們難以抵禦。這次的病毒出現以後,人們期望能找到治療的藥物以及控制傳染病的疫苗,但由於野生動植物的減少,我們應對這種未知傳染病的資源也在減少。


此外,在世界聚焦於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經濟危機之際,西伯利亞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在經歷反常高溫。據外媒報道,5月,這個廣闊的俄羅斯地區有些地方的地表溫度已經比平均溫度高出10攝氏度。即刻的後果顯而易見:冰雪加速融化,大面積野火較早發生,永凍層融化。西伯利亞的這波熱浪還有另一個令人震驚的影響:永凍層的融化將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釋放到大氣中,很可能加速全球變暖。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全球性的活動,但是各國正在採取任何協同行動的證據很少。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的政府正準備於11月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而中國已經顯示出的種種跡象表明,刺激經濟的需要大於使用更多低碳能源的願望,中國正以自2015年以來最快的速度批准新建燃煤電廠裝機容量計劃。歐洲被證明是一個例外,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將氣候計劃置於其1.85萬億歐元經濟復蘇努力的核心。


但是問題在於,僅憑一個“綠色”歐洲,遠遠不足以應對氣候變化。在世界的排放量中,只有9%多一點來自歐洲,相比之下中國的排放量佔24%以上。鑒於遏制氣候變化事關重大,挑戰的艱巨性不應成為阻礙行動的因素。





人類中心到人類主體的確認


難以否認,人類的活動的確已經使人類走在危險的邊緣了。當前傳染病的流行對全人類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是生命的喪失和經濟的倒退。人道主義危機興起,各國政府已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來應對COVID-19的緊急情況。隨着經濟的重建,或許我們還應該抓住的機會是對氣候變化採取同樣大刀闊斧的行動,實現從人類中心主義到去中心化的過渡。


去中心化不是否定人類的主體地位,只有確認人類從中心到主體的身份,才能確認人類應負的責任,才能找到人類危機的解困之路。人類不能成為宇宙或自然的中心,但是可以成為保護自然的主體;人類不能成為自然的統治者,但是可以成為自然的保護者。


自然作為客體,無論過去、現在抑或將來,都難以做到這一點。要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消除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只有確定人的主體地位,發揮人的主體作用才能做到。


實際上環境污染問題和生態危機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因此只有人類自己才能解決自己製造的問題。人類在進行倫理選擇的過程中,儘管認識到環境同人類的美好生活密切相關,人類可以為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環境,也可以保護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卻總是事與願違,人類目前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人通過進化獲得了人的形式,進入倫理選擇階段。倫理選擇就是人通過教誨分清對錯、善惡,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倫理選擇就是人類要認識到自己作為主體存在的價值以及在解決生態危機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從而真正選擇一條符合人類倫理的科學道路。人類的正確選擇,應該是解決生態危機而不是製造新的危機。


這場疫情正在造成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動蕩,除非我們找到匹配的應對方法。對於疫情的最終影響,我們仍然未知。疫情後的世界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甚至人類也將面臨危機。但這並不是必然,我們還有選擇。更重要的是,我們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文/陳根)



*[新冠病毒的能與不能——能感染腦細胞]*


來自武漢的報告顯示,36%的COVID-19患者表現出神經系統癥狀,並且有病毒性腦炎的病例報道,這表明病毒在未知情況下是嗜神經的。近日,一項發表在《ALTEX:動物實驗替代品》雜誌的研究就報告了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個多學科研究團隊關於新冠病毒是否會感染人腦細胞的研究。


研究證明,新冠病毒是可以感染人腦細胞的。這一發現也加重了科學家對新冠病毒影響的擔憂。

根據研究,新冠病毒感染人體後,可以通過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進入細胞,因此高表達ACE2又直接接觸外界的肺組織成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入侵對象。因此,ACE2受體是病毒進入肺細胞的關鍵,研究人員在不同的神經元中被發現支持這一預期。




研究人員採用人類誘導的多能幹細胞(iPSC)衍生的腦球模型,“腦球”是一個高度標準化的類器官模型,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研究人員在4年前開發,曾用於寨卡病毒、登革熱病毒、艾滋病病毒、約翰·坎寧安病毒等多種病毒感染的研究。


研究人員在模型中檢測到ACE2受體的表達,但沒有檢測到TMPRSS2的表達。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員將“腦球”與新冠病毒一起孵育。在感染倍數(MOI)為0.1的條件下,用SARS-CoV-2將大腦半球培養6小時,導致一小部分神經細胞感染,72小時後,病毒複製變得很明顯。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結果顯示,病毒拷貝數增加了至少10倍。


研究人員利用最先進的3D器官型細胞培養技術,該技術已被證明允許病毒感染和(發育)神經毒性,但同時簡單到可以在BSL-3環境中轉移和使用,首次證明了SARS-CoV-2潛在的至關重要的神經依賴性。




而這一發現也加重了科學家對病毒影響的擔憂。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的托馬斯·哈爾騰博士指出,儘管人類大腦擁有血腦屏障,可阻止多種病毒、細菌通過血液進入腦組織,但其是否能阻止新冠病毒還有待證實。此外,新冠病毒對發育中大腦的影響也值得關注,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會導致大腦發育障礙,但此前有研究表明,該病毒可以穿過胎盤,而胚胎在早期發育過程中並沒有血腦屏障。---(文/陳根)



*[禁止燃放煙花新解,除了保護環境還保護了人體]*


對於“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或許我們並不陌生。政府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一般基於幾個方面。


一是尊重人權。

在節日期間,社會許多行業的從業者,如通訊、傳媒、社會管理(特別是社會治安、消防救助、交通指揮及應急管理等)、醫療衛生、環境衛生等崗位,節日期間仍然工作在崗位上,這些上班或者值班人群的休息權利需要社會的理解與尊重,更需要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在休息期間保持安靜則是對節日工作者最好的尊重和回報。燃放煙花爆竹者有娛樂的權利,其他居民也有安靜安全休息生活的權利。




二是降低風險。

按照醫療衛生人員特別是醫生護士的視角觀察,燃放煙花爆竹不可避免伴隨人的傷亡,傷亡者中既有燃放者,也有圍觀者、路過者;既有成年人,又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而言,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皮膚缺損、眼球炸飛、鼻骨炸斷,甚至顱腦損傷等等,即使窮盡已有的醫療手段,也難以完全恢復重症患者的健康,這些傷害會成為終生的遺憾。


而且,與人身損失如影相隨的往往還有財產損失,特別是容易引發火災。現有的社會條件無法從根本上免除燃放煙花爆竹過程中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發生。


三是環境污染。

煙花爆竹燃放後有很多小顆粒物會漂浮在高空中,對空氣造成極壞影響。每年的除夕夜、元宵節,中國從城市到農村許多地方重度污染,而其主要肇事者就是燃放煙花爆竹。

而近日,一項研究發現,一旦煙花發出的亮光熄滅,一系列有害毒素就會殘留在空氣中,據說這是第一次研究煙花對人類細胞和動物的影響。這是一次從被禁止者角度對“禁止煙花爆竹”帶來影響的研究。


這項研究由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的科學家展開,他們觀察了從美國各地收集的14年的空氣質量樣本。通過分析,研究小組發現,在美國獨立日和新年前夜,有毒金屬的濃度特別高。





研究人員表示:“儘管人們每年接觸這些物質的時間很短,但它們的毒性比我們每天呼吸的污染物要大得多”。在實驗室里,科學家們引爆了一些在美國非常常見的煙花。然後他們捕獲這些爆炸釋放出的粒子並將其暴露在人類肺細胞和幾十隻老鼠所在的環境之中。結果顯示,其劑量估計相當於一個紐約人在曼哈頓一天中吸入的污染物。


科學家們認為他們還處在研究的早期階段,接下來他們計劃探索反覆接觸煙花的影響,而不是單獨接觸一次。他們計劃跟公共衛生官員分享他們的研究結果以此來提高人們對煙花的風險意識。

這是第一次研究煙花對人類細胞和動物的影響,也是一次從被禁止者角度對“禁止煙花爆竹”帶來影響的研究。------(文/陳根)


台長: 聖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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