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一年將盡，回首2014，近年隱伏實驗的新聲，在藝文創作與文化場域間，匯成一股具體而活潑的勢力，帶來另一種想像、另一道風景。副刊在歲末一周邀請作家與論者，分別就散文、新詩、表演藝術、書店、小說，寫下觀察與備忘，回顧然後向前。
年初，我頭一次經歷生產的痛楚，坐月子的孤獨時刻，幸好身邊有幾本散文陪伴著我。如李欣倫的《此身》，她如此描述生育：「急著來到世間的孩子將我整個身子推進了這個神祕之境，我目睹，我經歷，我顫慄，我流淚領受，不是因為如死亡般的痛，也不是因為新生兒即將到來的感動，而是原來身體可以這樣，可能這樣。」從首本散文創作《藥罐子》、《有病》到《此身》，李欣倫皆以身體為主題，但《此身》有別以往，她的文字從雕琢到散放，身體的狀態也有所不同，從纖弱病體轉為更堅強的身體，她以跑步探測身體的可能，以茹素悲憫凝視其他生命。她對身體的關照與融通，讓我願意重新站在鏡前看產後的傷痕，苦痛孕育新生。
成為母親後，對於同為母親的寫作者有特別的感觸，女兒、妻子與媳婦多重身分常在書寫裡疊合顯影。鄭麗卿繼《只要離開，就好》後，第二本散文集《回娘家曬太陽》依舊暗喻著離去，一則她辭去編輯職務，脫去外部社會身分，〈無業手記〉是她對文學的堅定告白。二則仍是母與妻的她，如一株寄生北方的南方植物，必須不斷回到娘家屏東進行光合作用，重為女兒。她以不帶批判的圓通觀看鳥木蟲魚與鄉居之人，特別是農人閒談，「沒有抽象語言，不是宏大敘事，在在都是具體事實與細節」，日常瑣屑事物不僅是家鄉的映照，更是書寫的底蘊。
離開家鄉，鄉音顯得彌足珍貴，阿盛的散文讓我想起阿婆隨口所唱的山歌。他的文字筆調講究鄉音的音與義，如一個說書人暢談今昔之變，〈干戈傷痕〉從常民記憶裡的戰爭遺跡，刺諷「為國捐軀」的虛妄；〈寄藥包和偏方〉寫鄉鎮人勤儉少取用藥的習性，祖輩傳承的偏方並非無根據，尚充滿昔時的回憶與氣味：「我童年少時，每感冒，母親惜費，摘自種的草藥和雞蛋煎炒，食後不久，咳嗽停發燒退。記不起草名，紫色，葉似巴西木葉而窄短且無條紋。」敘說看似平淡，卻有綿長恆久的情感，每讀完一文，舊時的煙火歲月如民間小調縈繞耳畔。
我時常翻讀愛亞《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給尚不識字的孩子聽，她的文字像跳舞般躍動旋律。「你家附近有什麼樹？」一個疑問接著一個疑問，她追索花樹身世，同時梳理記憶。許多花樹來自他方，譬如尤加利原生於澳洲，引進作為行道樹後，才知颱風時易倒又無經濟價值，卻是她的鄉愁。〈白粉撲與紅粉撲〉寫孩提時扮家家酒，以紅合歡當粉撲，粉撲無粉，當時外省人家中才有麵粉，她總回家偷些與玩伴分享。無論原生種或外來種皆圍繞「家」而生長，鋪成記憶街路，走過忍不住頻頻回首。
同是書寫自然，踏遍台灣山野小鎮的劉克襄，越過海洋來到另一座島嶼。《四分之三的香港》帶著台灣經驗寫香港山村，異地竟能留存舊時景色，踏實腳步聲拓印第一手觀察，但同時照應即將來訪的人。作為異鄉人走入香港的內裡，客與主的界線在古道、村徑與溼地交錯的地景裡逐漸模糊、消蝕。
自然若能消除人所定下的界線，將視角望向台灣島上來自四方的人，他們的故事同樣也充滿混雜身世。從《野半島》來到台灣的鍾怡雯，《麻雀樹》以反覆離返親近安頓之處，這座目前安身立命的島嶼改換她的習性，鍾愛的榴槤變臭、臭豆腐卻香了；但仍有許多改變不了的，譬如成長於溫暖的馬來西亞，耐不住台灣北方冬日的寒氣，住屋旁卡拉OK上演的通俗劇情，最終召喚著關於父親的記憶。她的離開總見回來的腳步，回來的每處細節都有他方。
有些人來了還要回去，顧玉玲的《我們》以台北為主要場景，敘寫家族離鄉軌跡與移工勞動身影，《回家》則追尋移工返鄉步伐兩度造訪越南，時空推移人事變換，「回家」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書寫回家同樣不易，她記述移工真實故事，同時以化名保護當事者，焦慮於台灣背景下書寫越南的不同身世條件。兩次造訪越南田野紀實留下大量文字，她反覆修改斟酌，為讓筆下女子的各種狀態得以被深刻地理解。她們的身影交織成既獨立又相連的故事，讓讀者透過細讀映照彼此處境，凝視自身局限。
相映如鏡，參加顧玉玲新書分享會那日，她慎重寫下四字。回顧一年所讀，他或她筆下人生之途、旅行之途或不得不離鄉背景之途，成為我為人母零碎時間裡永恆靈光。他人他方他事，正於此時此刻發生著。
人間福報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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